儿童诗歌创作直指精神对话
任何文学的发展变化，归根到底都是特定社会历史时代的反映。新世纪儿童诗歌所显露的发展趋势，并不仅仅是儿童诗歌本身的内在自觉性和发展规律所致，还有作为时代背景的新世纪本身的影响。长期以来的儿童诗歌大多强调其社会功能，注重反映现实世界，这一主要价值取向使中国儿童诗歌长期以表现和抒写生活中的“真、善、美”为主，不管什么题材，诗人往往针对儿童的认识需要结构诗篇，诗人有意赋予其某种含义，让儿童从中体悟出所谓的“真、善、美”，辨别出“假、恶、丑”。随着新世纪到来，这一创作方向逐渐被打破，儿童诗歌创作大多由传统“写实载道”为主趋向于向“现代多元创新”转变。创作风格在继承以往传统基础上，展现新的趋向。“新的趋向”主要表现为：诗歌的主题、内容和表现手法等诸多方面的“创新”。就主题而言，反对在诗中赋予沉重的“训诫”，强调作品的“有趣”和游戏化，诗歌主题不再是单一的、明确的，而是走向多种的、模糊的，甚至可以出现多种不同诠释。就表现语言而言，更具扩张性。就内容而言，诗歌的取材范围不断拓展、取材深度不断增强。就表现方式而言，不再拘泥于传统写实为主的方式，而是出现夸张、变形、怪诞等新奇的方式。这些“现代多元创新”的趋向是否都意味着儿童诗歌艺术发展的进步？这一点，恐怕还需要时间去检验，但这种突破、探索的路径开辟是可贵的。不管“现代多元创新”路径如何变化，新世纪中国儿童诗歌发展的总趋势是走向与儿童的精神对话。
长期以来，受传统影响，儿童文学和儿童诗歌曾长期被“时代性”和“教育性”所牵制，儿童诗歌创作更多是“成人倾诉”和“自说自话”，对“儿童本位”并未真正彻底贯穿到儿童诗歌精神内核之中。儿童诗歌真正实现与儿童的精神对话，本质是儿童本位立场的一个侧面，即诗人要以儿童视角审视儿童的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进而用适合儿童接受和符合其审美需求的语言表现出来，实现与其精神世界的对话。
儿童文学和儿童诗歌实现与儿童的对话，在教育领域必须选定立场。与20世纪相比，21世纪儿童文学和儿童诗歌与教育领域的互动有所减弱，针对这一情况，在2002年第六届亚洲儿童文学大会上，朱自强发言指出：“在儿童生命生态令人堪忧的今天，儿童文学缺乏‘忧患’、‘思考’、‘深度’、‘凝重’，是十分可疑的现象。虽然秦文君写了《一个女孩的心灵史》，但是，这种姿态似乎无人喝彩、无人追随。这个时代，多么需要卢梭的《爱弥儿》、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式的作品。如果众多儿童文学作家退出关注、思考教育问题的领域，对儿童心灵生态状况缺乏忧患意识，儿童文学创作将出现思想上的贫血，力量上的虚脱。这样的儿童文学是不‘在场’的文学，它难以对这个时代以及这个时代的儿童负责。”[6]朱自强认为，“在破坏童年生态的功利主义、应试主义的儿童教育面前，相当数量的作家患了失语症，创作着不能为儿童‘言说’的儿童文学。导致这种状况，与作家人生痛感的丧失、思想的麻木甚至迷失有关。”[7]今天人类社会的物质发展远远超越了其精神发展，物质与精神之间失去了平衡，抵抗物质主义、功利主义是全球性任务，中国更是如此。在这种情境中，童年生态正在被异化和破坏，新世纪的儿童处在“迷失”中。儿童“迷失”不是儿童自己的问题，而是社会的问题。儿童文学作家、诗人在这个全新时代里，必须具有解读时代的能力，用作品与儿童进行“精神对话”。
儿童诗歌创作要想实现与儿童的精神对话，需从诗歌内部出发，重视其本身的审美价值取向。儿童诗歌有其独特的美学特征，不同历史阶段的儿童诗歌都有其独特的审美取向。但“真、善、美”永远是儿童诗歌最基本的审美价值取向，儿童诗歌唯有实现以儿童思维为基准的审美价值取向，才能真正进入儿童视野，实现与儿童的精神对话。期待儿童诗歌能摆脱自身困境，有更多符合儿童审美价值取向的诗篇进入儿童心间，与其展开精神对话。
新世纪的儿童读者已不同于任何时期的儿童读者，随着科技的发展，儿童已经被裹挟进“信息时代”“读图时代”“影像时代”。随之，中国传承千年的“诗画相通”的传统被异化，严重阻碍了儿童诗歌的内部结构和外部空间。儿童的诗歌阅读在被异化中消解诗意和美感，如何在诗歌中实现与身处“信息时代”“读图时代”“影像时代”的儿童的精神对话，成为横亘在新世纪儿童诗歌面前的鸿沟。在中国的诗歌审美中“诗画相通”，即诗与画存在着深刻而复杂的艺术联系。对新世纪儿童诗歌的传播形态进行具体分析可知：儿童诗歌“诗画相通”传统被严重异化为在影像空间中聆听诗歌、在图画中观看诗歌，这成为儿童诗歌传播的重要手段。新世纪儿童诗歌出现多元化的传播形态，如：绘本儿童诗歌、图画儿童诗歌、音频儿童诗歌、视频儿童诗歌、网络儿童诗歌、flash儿童诗歌等。中国“诗画相通”的传统被异化为诗与影像相捆绑，过度的影像是对诗意的严重消解、遮蔽，这种冲突日益严重，在困境中难以前行。于身处时代洪流中的诗歌创作者而言存在以下困境：捕捉能触动儿童诗意的能力被削弱，对诗意的把握开始模糊或者不准确。于儿童诗歌的传播者而言，过于追求经济效益的制约，教育产业异化，图像消费膨胀挤压传播空间。于儿童自身而言，各种高科技带来的娱乐活动严重挤压了儿童的诗意空间，儿童的诗意体验逐渐被剥夺。在这三重危机中展开精神对话，需要创作者付出更为艰难的努力。
新时期儿童诗歌曾向文学性和儿童性回归，在其向儿童性回归的过程中，对“儿童本位”有重新的认识，这无疑提升了儿童诗歌的艺术品格。到了21世纪，对于“儿童本位论”，新世纪又重新有了超越性的当代诠释。如朱自强提出：“真正的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就不仅是服务于儿童，甚至不仅是理解与尊重儿童，而是更要认识、发掘儿童生命中珍贵的人性价值，从儿童自身的原初生命欲求出发去解放和发展儿童，并且在这解放和发展儿童的过程中，将成人自身融入其间，以保持和丰富自己人性中的可贵品质。也就是说要在儿童文学的创造中，实现成人与儿童之间的相互赠予。”[8]这就要求儿童诗歌创作要想实现与儿童的精神对话，需要在作品中消解训诫和说教传统，避免观念化、概念化、平面化，防止虚假，去除成人化，等等。
儿童诗歌创作要想实现与儿童的精神对话，还需重视儿童诗歌本身的人文情怀。经过新世纪以来十几年的涤荡，儿童诗歌创作逐渐回归儿童性本身，朝向“经典性”的“纯写作”正逐渐成为必然趋势。正如梅子涵教授所说：“我们应当羞于把很多随随便便的文字拿来当儿童文学。我们不可以拎来一个‘多元’的词，就把破破烂烂也当成儿童文学。我们心里的儿童文学就是应当很精致，很风趣，很干净，很像金色的向日葵，看着它，一个孩子能知道太阳在哪里，成年人也能知道。我们都不要飞快地写。我们想着安徒生的味道，想着爱丽丝和小王子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写作真正的儿童文学理应心里就是朝向那种味道，朝向经典的路途的。”[9]儿童诗歌创作要想实现与儿童的精神对话，还需重视数字阅读、出版对诗歌创作的挑战。接力出版社总编辑白冰有个经典论断：“儿童文学作家应该密切关注孩子的喜好和行为习惯，在创作好的故事的同时，要考虑到这个故事是否具备多媒体开发的元素。而叫得响、让人记得住的儿童文学人物形象，才是最根本的东西。没有不朽的形象，电子化开发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数字阅读冲击的并不是阅读，而只是阅读形式，儿童作家创造的独特的高品质的艺术形象才是儿童文学生存的命脉。”[10]儿童诗歌创作唯有直面新世纪的现状，做出相应的自我调整，才能真正谈得上与儿童的精神对话。
无论社会如何变化，唯一不变的是，儿童诗歌必须不断自我调整，提升自己的艺术品质，实现与儿童的精神对话，这是儿童诗歌能够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新世纪儿童诗歌所显露的这一发展趋势，是作为时代背景的新世纪本身的巨变所致，更是儿童诗歌本身的内在自觉性和发展规律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