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滋养与开放品格的形成
以开放的眼光接纳外国文学和思想的影响，是中国现代儿童诗歌一个至关重要的品格。发端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现代儿童诗歌，自诞生以来，就以开放的姿态和眼光探求自我发展。外来作品对中国现代儿童诗歌的产生和发展、演进等各个方面都有很大影响。受外来影响，儿童诗歌出现了全新的思想内容：立足现实，直面人生，更具有现实针对性，更具有人文精神。外来文化为中国现代儿童诗歌的创作提供了新的范式，直接影响了中国现代儿童诗歌观念、思想内容、创作手法、审美追求、文学样式等，这也展现了中国现代儿童诗歌在其产生和演进过程中主动吸收外部营养的内在自觉性。正是外来营养的滋养以及其内在的自觉，使中国儿童诗歌在短时间内实现了文体形式的完善和更新，产生了质的飞跃，完成了诗歌形式的现代化自我建设，使其以全新的风貌屹立于世界儿童文学之林。中国现代儿童诗歌虽然在其产生和早期发育过程中受外来文化影响较深，但决不能认作欧化的产物。它根植于中国现实之土壤，自身具有强烈的内在自觉性，对于外来文化进行拿来、选择、吸收，进而实现自我的革新与成长。
19世纪后半期，随着西方文明的传入，文学翻译颇为繁盛。辛亥革命前，包括英、法、德、美、俄、日等众多国家的各种作品译本已多达千余种，而外国儿童诗歌和中国儿童诗歌的关系在“五四”之前也已经很密切了。魏寿墉和周侯予在《儿童文学概论》中就儿童文学作品翻译的因由、价值、标准、具体方法等有过论述：“儿童文学从哪里得来呢？那么只有三个方法：收集，翻译，创作。外国文为什么译成中文呢？也有两种原因：一种是拿外国文学供给儿童，培养他的世界观念。一种是儿童缺乏读外国文字的能力，所以要译。那么翻译的时候，应当自己先问：这东西就文学本体讲，是否有价值？这东西就世界主义来说，是否普遍？这东西就儿童心理讲，是否有效？倘使这三个问题的回答，都是肯定的，那么便好，开始翻译。翻译的方法当然用白话，因为外国文字译白话稍微比文言接近些。假使用了文言译，便要有译《天演论》的弊病，失了本来面目。用了白话去译，还要用直译法，不能用‘意译’。因为西洋人对于儿童，是有一些研究了。他的意思，只要合于方才三个问题，总可以有价值了，所以我们可以用‘直译法’，不过对于风俗、物产等等要双方顾及的。”[1]徐念慈早在1908年就呼吁当时的翻译家，为儿童翻译文学作品，“以足鼓舞儿童之兴起，发儿童之智识，培养之德性……辅教育之不及”。[2]
早在“五四”之前，周柱笙、徐念慈、梁启超、孙修、包天笑等就开始翻译外国儿童文学作品，丰富了清末民初时期少年儿童的精神世界，这些作品也让后来的儿童文学作家从中受益，汲取营养进行创作。发端于“五四”的现代儿童诗歌，自诞生以来就以开放的姿态和眼光探求自我发展。“五四”以后，不断有人翻译外国儿童诗歌、介绍儿童诗人，如1921年10月20日的《晨报副刊》，就曾在头版头条刊发了《介绍盲诗人爱罗先珂》一文，隆重介绍爱罗先珂：“本来爱罗先珂先生不过是一个儿歌童话底作家，他所有的，只是儿童的天真的心。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他是梦幻，纯白，而有大心’的。我们挟着政治、社会的种种成见，去猜测他，固然不对，便是我们拘囚在各种‘墙壁’里边的人们，到了这一位‘世界的’人的诗人的面前，实然也只好羞死！”[3]正是读者的强烈需求、翻译家的积极译著、报刊提供发表空间，使外国儿童诗歌在中国迅速传播，对中国儿童诗歌的演进、变革产生了巨大影响。
早期的儿童诗歌建设主要通过三种途径：搜集整理、创作、翻译外来作品。“五四”以来，儿童文学的翻译进一步加强，这是中国儿童诗歌史上的一个重要内容。外来诗歌的涌入，直接影响了中国现代儿童诗歌的创作观念、主题、内容、形式等。最早翻译和介绍外国儿童诗歌和诗人的是茅盾，他在《小说月报》（第15卷第1号）发表了《最近的儿童文学》一文。文章谈道：“最后，我们要讲到一本《儿童诗歌》，费先所编。在新出版的儿童文学中，儿童诗歌本来不多，而这一本是不多几本中间最好的一本。它的内容分为四部：户外生活诗，战争诗与和平诗，故事诗，人生之歌。四部中间，尤以故事诗最为有特色。战争诗中也选有关最近大战的诗，玛斯菲尔的著名的《一九一四年八月》也选在里边。”[4]翻译外来作品对中国现代儿童诗歌的产生和发展、演进等各个方面都有很大影响。翻译的目的最重要的是“输入新的内容”（鲁迅语），影响最为明显的是思想内容。正如叶圣陶所说的“读别国的文艺品，最重要的在领略他们的思想和感染他们的情绪。”[5]不少作家受外国儿童诗歌的感染和启发，把“新的内容”吸取到自己的诗歌创作中，丰富了中国儿童诗歌的思想内容。
“五四”以来的翻译作品更多倾向于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紧扣时代的脉搏，反映真实的现实生活，更具有现实针对性。郑振铎翻译的俄国克雷洛夫的寓言诗直接影响了一批中国儿童诗作家，他们把目光聚焦到社会底层的儿童，以其生存困境为题材，如刘半农的《小猪落地》，写乡村贫苦农家的儿童生存之艰难，被遗弃、残杀、虐待，看不到光明和希望，他的《学徒苦》写受尽屈辱和奴役的小学徒的残酷生活；胡适的《人力车夫》写饥寒交迫中拉车的儿童。这些儿童诗歌大胆暴露社会黑暗面并进行深刻批判，怜惜同情底层儿童，立足现实，直面人生。
向儿童传播真善美、更具有人文主义精神是现代儿童诗歌的一个重要特点。郭沫若在其《儿童文学之管见》中谈道：“人的根本改造应当从儿童的感情教育、美的教育着手。”[6]鲁迅在其《致罗清桢》一文中也谈到，儿童文学应该让孩子“开拓眼界，增加知识”。郑振铎曾翻译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诗集《新月集》，并称其为“一部叙述儿童心理、儿童生活的最好的诗歌集”。郑振铎称这部诗集有一种“不可测的魔力”，能“把我们从怀疑贪妄的成人的世界，带到秀嫩天真的儿童的新月之国去”。[7]这一时期，郑振铎在文学观念上深受泰戈尔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重视游戏题材。《新月集》中有很多写孩子游戏的诗歌，著名的有《纸船》《海边》《玩具》等，这类诗歌多受泰戈尔《新月集》影响。二是对童心的赞美，童话诗占绝大部分。郑振铎有先进的现代儿童观，创作儿童诗歌从儿童心理需求出发，尊重孩子。在《儿童世界宣言》里他就指出：“近来有许多人对于儿童文学很有怀疑，以为故事、童话中多荒唐怪异之言，于儿童无益而有害。有几个人并且写信来同我说，童话中多言及皇帝、公主之事，恐与现在生活在共和国里的儿童不相宜。这都是过虑。人类儿童期的心理正是这样，他们所喜欢的正是这种怪诞之言。这不过是儿童期的爱好所在，与将来的心理是没有什么影响的。所以我们用这种材料，一点也不疑虑。”郑振铎的创作充分肯定“童心”，想象丰富的童话诗占了绝大部分，如《散花的舞》《仙后》《云与燕子》《黎明的微风》等，从诗歌题材到对童心的赞扬，都可看到泰戈尔对郑振铎的影响。郭沫若受泰戈尔作品的影响，写了《天上的街市》《新月》《晴朝》等诗歌。受泰戈尔影响最大的，当属冰心。冰心曾说：“泰戈尔是我青年时代所最爱慕的外国诗人……他的诗中喷溢着他对祖国的热恋，对于妇女的同情和对于儿童的喜爱。”[8]冰心受其影响写下了诗集《繁星》《春水》，这两部诗集充溢着真善美以及儿童之爱、自然之爱、母爱等，是爱与美的完美结合。她的诗歌里能看到鲜明的泰戈尔的影子，冰心曾在其发表在《诗刊》的一篇创作谈《我是怎样写〈繁星〉和〈春水〉的》一文中明确强调：“我自己写《繁星》和《春水》的时候，并不是在写诗，只是受了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把自己许多零碎的思想，收集在一个集子里而已。”[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