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曙光与自省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的当代儿童诗歌理论建设受“极左”理论的牵制，造成了当代儿童诗歌理论建设中严重的心态扭曲和学术上的水土流失。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才迎来新的理论曙光，迎来一个全新的儿童诗歌理论建设时代。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儿童诗歌理论建设，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后重新起步的。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使我国进入新时期，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在这二十年里，儿童诗歌理论建设一方面进行学术整理，一方面发扬“五四”以来儿童诗歌的传统，不断开拓新的理论疆域，初步健全了儿童诗歌的理论框架。新时期儿童诗歌理论建设历经两个时期——拨乱反正时期、理论调整与重建时期。经过这两个阶段的努力，当代儿童诗歌理论建设逐渐扭转原有的病态和扭曲，逐渐形成健全的、开放的理论格局与走向。虽然从更为广阔的视角来看，这段时期的理论建设稍显稚嫩，但其发展趋向与前景令人振奋。
当代儿童诗歌理论建设走出沼泽的步履艰难，整个社会文化气候随着思想解放运动更新，儿童诗歌理论建设的转机随之出现。1978年10月，“全国少年儿童读物出版工作座谈会”在江西庐山召开（由国家出版局、教育部、文化部、全国妇联、全国文联、共青团中央、全国科协联合召开），这次会议是儿童文学界出现转折的契机和重要标志。此次会议总结了近三十年来的经验和教训，会后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加强少年儿童读物出版工作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就新时期儿童读物出版工作提出若干意见，指出儿童读物应具有儿童特点。“我们强调少年儿童特点，就是要求给孩子们出版的读物，从选题、内容、语言、表现形式或阐述方法，以至装帧插图、开本、印刷等方面，都照顾到孩子们的年龄和心理特征，考虑到孩子们的阅读能力、理解水平。不顾这些特点，主观地把成年人才能理解和感兴趣的东西，硬塞给孩子们，是错误的”。同时指出，儿童读物应有“知识性”“趣味性”，“我们提倡趣味性，就是要求写得生动、活泼、形象、幽默，有吸引力，能够启发儿童的阅读兴趣，吸引孩子们的注意力和好奇心，并且要留下一些问题让孩子们自己去思索”。提倡题材、体裁多样化，“要坚决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敢于创新，努力克服题材狭窄、样式单调的缺点……有利于少年儿童德智体的全面发展，什么题材都可以写……要在实践中不断创造更多的丰富多彩的新形式，对孩子们进行多方面的教育。”同时，《报告》还特别强调：“要加强少年儿童读物的理论研究和评论工作。要提倡民主讨论的空气。艺术上的不同见解，学术上的不同观点，应该通过实践、争鸣的方法去解决。要提批评，也允许反批评。坚决废除‘四人帮’搞的那一套乱抓辫子、乱扣帽子、乱打棍子的恶劣做法。”[1]这些意见对于新时期儿童诗歌的创作、理论建设的恢复和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同年，《人民日报》社论《努力做好少年儿童读物的创作和出版工作》指出：“对于林彪、‘四人帮’的假左真右的一套谬论，以及他们规定的各种条条框框，必须进行彻底批判，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划清路线是非，少年儿童读物的创作才有可能出现繁荣的局面。什么不能讲少年儿童的特点，什么不准提知识性、趣味性，通通都是林彪、‘四人帮’假左真右的谬论。我们搞少年儿童读物创作和出版工作的同志，必须‘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敢于冲破林彪、‘四人帮’设的禁区，打破他们设的条条框框，在符合六条政治标准的前提下，提倡题材、体裁和风格多样化，真正做到‘百花齐放’。”[2]
在此大环境下，儿童诗歌创作和理论建设迈开了拨乱反正、走出“极左”沼泽的步伐。儿童诗歌创作和理论建设面临繁重紧迫的清理工作，迫切需要恢复正常的发展轨道。新时期儿童诗歌创作、理论建设开始相互配合，对“童心论”的重新定位，标志着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开始。1979年，茅盾在《人民日报》发表《中国儿童文学是大有希望的》，文中谈道：“过去对于‘童心论’的批评也该以争鸣的方法进一步深入探索。”[3]同年6月，中国作协上海分会就“童心论”展开座谈，《儿童文学研究》连续刊载“童心论”讨论文章二十余篇。这场关于“童心论”的讨论，是拨乱反正在儿童文学领域的开始，虽深度相对略有不足，却为儿童文学回归正途迈开了第一步。一批拨乱反正的理论文章开始发表，这些文章大体分为两类：其一，为一批曾受到不公正批判的作品恢复名誉，对“极左”思潮影响下出现的非正常“儿童文学”作品进行批判。如江英的《为〈“强盗”的女儿〉翻案》、黎焕颐的《重读郭风的〈蒲公英和虹〉》等。其二，理论上的正本清源。儿童文学、儿童诗歌基本特点的问题，是拨乱反正、恢复重建面临的最直接的问题。陈伯吹《在儿童文学战线上拨乱反正》（《光明日报》1977年6月18日）、吴岫原《三突出是儿童文学创作的绞索》（《光明日报》1977年6月4日）、尚哨《肃清流毒，解放思想，繁荣儿童文学创作》（《儿童文学研究》1979年总第1辑）发表文章，扭转儿童文学被扭曲的理论和现象，为新时期儿童文学和儿童诗歌的创作和理论建设发展探索新的理论起点。这些拨乱反正的文章除了厘清“文革”对儿童文学、儿童诗歌的破坏外，重点探讨儿童文学、儿童诗歌的特点。《儿童文学研究》第1辑发表了《肃清流毒，解放思想，繁荣儿童文学创作》的文章，认为“取消儿童文学特点，也就否定了儿童文学”。1978年第8期《出版工作》发表《关于少年儿童读物的特点问题》，探讨儿童文学的特殊性。这一系列拨乱反正举措，使儿童诗歌创作和理论建设在“自省”中逐渐恢复，走出泥沼，走向自我建设之路。
全国儿童文学理论座谈会在1984年召开，这次会议可以说是一次“集体自省”。会议深入探讨了儿童文学的自身特点与文学一般规律的关系问题，厘清“左”的文艺思潮，强调儿童自身特点，重视文学自身规律，检讨儿童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中的偏差。在“自省”思潮中，现代儿童文学的一批重要文献与著作陆续出版，有1985年《周作人与儿童文学》、1986年《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1987年《现代儿童文学的先驱》等。这些著作和文献使儿童文学重新从原点寻找理论渊源，继承中国儿童文学传统精神。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全新建设时期的理论相比，这些理论的反思较为新颖，但将其纳入整个中国儿童文学的背景中考量，这些是未曾中断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精神的延续。儿童诗歌对自我的反思和清理，也是其内在自觉性的表现。
儿童诗歌的理论建设需要“自省”过往，更需要“自省”当下。20世纪80年代中期，理论界对儿童文学的“成人化”与“儿童化”、“趣味性”与“教育性”等一系列问题展开讨论，这些问题虽是老生常谈，但却是当时面临的重要问题。1985年前后围绕这些问题的深入讨论，儿童诗歌理论研究界出现了两种思潮——传统立场与新潮突破。前者坚持从文学性和儿童性的角度来阐释问题，后者以新角度和新方法切入进行研究，突破原有理论框架，如《绞架下的世界和秋千上的梦》（张擎）、《在运动中产生美》（孙建江）、《对儿童文学整体结构的美学思考》（班马）、《儿童文学观念的更新》（曹文轩）等。这些研究的“新角度和新方法”多是移植其他领域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创新研究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