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儿童诗歌翻译概貌

外国的儿童诗歌与中国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关系就已经非常密切了。外来儿童诗歌的引入，不仅直接成为当时儿童的精神食粮，也直接促进了中国儿童诗歌的萌芽和发展。徐念慈在1908年就曾呼吁翻译家们翻译适合中国儿童阅读的作品，“以足鼓舞儿童之兴趣，启发儿童之智识，培养儿童之德性”^[24]。当时的儿童期刊《儿童世界》，在“诗歌童谣”一类的刊载内容中就明确提出：采集各地的歌谣，翻译或自作诗歌，对诗歌翻译的重视程度不亚于原创。儿童诗歌创作受到外来翻译诗歌的影响，在内容、形式等诸方面都产生了革命性的变革：采用白话，打破文言；形式自由，打破格律。“五四”时期儿童诗歌的翻译出现热闹场景，除文化先驱的积极引导与直接参与外，还得益于报刊和出版社的推波助澜。“五四”时期儿童诗歌的翻译以“为儿童”为目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时的翻译原则与方法。多数译者以儿童为中心，重视译本在语言和风格等方面适应儿童的审美需要。

与清末民初时的儿童诗歌翻译相比，“五四”时期儿童诗歌翻译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翻译用语已经广泛用白话文了。采用白话文翻译儿童诗歌，不只是对白话文运动的积极响应，更是对“儿童本位”的确认。出于“为儿童”的考虑，译者都很注重译本用词遣句的儿童化。鲁迅自己翻译出版作品时曾说：“想不用什么难字，给十岁上下的孩子们也可以看。但是，一开译，可就立刻碰到了钉子，孩子的话，我知道得太少，不够表达出原文的意思来，因此仍然译得不三不四。”^[25]当时翻译的目的很多是“为儿童”，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翻译的原则。多数翻译者在翻译时“以儿童为中心”，重视儿童的审美需要，大多采用白话文，并且为适应儿童阅读，注重遣词造句的儿童化。翻译家、作家郑振铎就曾说他翻译的作品“是给可爱的儿童们看的，所以文字力求其浅近”^[26]。以郑振铎翻译的印度诗人泰戈尔的《新月集》为例，郑振铎曾评价其为“一部叙述儿童心理、儿童生活的最好的诗歌集”^[27]。“五四”时期很多儿童诗歌作家都曾受到这本书的影响，郭沫若因为读了这本书而成为泰戈尔的崇拜者，并说自己是因为泰戈尔的诗结缘，受其影响创作了许多富有“童心美”的诗歌，如《晴朝》《天上的街市》《新月》等，他还在《新月集·孩子的世界》一文中，以《新月集》为典范论述了儿童文学创作的基本原则。翻译者郑振铎本人也认为《新月集》有“不可测的魔力”，就在他翻译这本书期间创作了大量的儿童文学作品。冰心也曾称泰戈尔是她青年时代最喜欢的诗人，她说，“我自己写《繁星》和《春水》的时候，并不是在写诗，只是受了泰戈尔的《飞鸟集》的影响，把自己许多零碎的思想，收集在一个集子里而已。”^[28]可见，早期的中国现代儿童诗歌有浓厚的外来影响的印记。正是在外来诗歌的催生下，中国现代儿童诗歌才在短时间内完成自我变革，产生质的飞跃，完美实现儿童诗歌文体的现代化建设。中国儿童诗歌在不断向现代化迈进的进程中，虽然受外来诗歌影响巨大，但并不意味着它是“欧化”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