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儿童诗歌创作景观

“五四”时期儿童诗歌的创作是中国新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文化运动不仅赋予新诗以新的内容和形式，也为我国儿童诗歌开拓了广阔的前景。中国的儿童文学领域自从出现了“儿童本位”之后，产生了重大变革，一批热心儿童诗歌的诗人、理论家，展开了儿童诗歌创作的探索与建设。

儿童诗歌的创作是最具活力和生气的部分。“五四”时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步阶段，涌现了大批优秀的作家作品，形成了“经典无数，巨星满天”的繁荣景象。其中儿童诗歌创作成果颇为丰硕，如《儿童世界》《小朋友》等杂志几乎每期都专设栏目刊登儿童诗歌。现代文学史上的新诗诗人、儿童文学作家、儿童教育家纷纷参与了儿童诗歌的创作。

“五四”时期最积极参与儿童诗歌创作的是一批现代新诗诗人，如胡适、周作人、刘半农、俞平伯等中国现代新诗的先驱和骨干，他们自觉地把儿童诗歌创作纳入新诗实践中。胡适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位出版新诗集的作家，他的《尝试集》是第一部现代白话诗集（1920年3月出版），其中收录了多首儿童诗歌。他在1916年创作的《朋友》（后改题为“蝴蝶”）一诗，是一首童话诗，为胡适现代白话文学创作的开山之作，奠定了他在现代新诗史上第一人的地位，这也使他成为现代儿童诗人的先驱。俞平伯在儿童诗歌创作方面的贡献亦不容忽视，他的新诗集《忆》在中国儿童诗歌史上意义非凡，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描写儿童生活的新诗集。此外，刘半农的《学徒苦》《一个小农家的暮》、应修人的童话诗《温静的绿情》、刘大柏的《两个老鼠抬一个梦》、朱自清的《睡吧，小小的人儿》《小草》等儿童诗歌，都是中国现代儿童诗歌史上不可多得的珍品。

辛亥革命后，教育界人士不断冲破传统，进行各种突围，儿童读物成为他们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白话文在学校教育中开始普遍采用，诗歌无疑是最好的儿童教育素材。“五四”时期的教育家创作儿童诗歌，大多是借儿童诗歌的创作来传递自己的教育理想，实践自己的教育理念。如教育家陶行知，历任小学、中学和大学教师，对儿童教育有直接而深刻的认识。他从儿童教育的角度创作了大量诗歌，如童话诗《为何只杀我》《南下车中见山树奔过》《与月亮赛跑》等。黎锦晖从学校教育的角度出发，创作了《美丽的春天》《夏天的祝福》《多听多看》等适合朗诵甚至作为歌曲演唱的儿童诗歌。

此外，郑振铎、周作人、冰心、严既澄等文学研究会的作家，非常关注儿童问题，在儿童诗歌创作方面做出了各种尝试。如郑振铎作《春之消息》，周作人作《两个扫雪的人》《小河》。冰心的儿童诗歌创作是“五四”时期儿童文学的重要收获，她的儿童诗歌在《晨报副刊》连载有一百六十四首之多。彭湃、蒋光慈、凌少然等左翼文学作家为儿童创作了一批充满苦难意识和革命精神的儿童诗歌，如彭湃《劳动节歌》、凌少然《工人之路》等。

“五四”时期儿童诗歌理论是在清末民初基础上逐渐形成的。清末民初虽未出现成型的儿童诗歌理论，但散落在诗人作家各篇专著、论文、随笔中对儿童诗歌的许多论述仍有一定价值。如梁启超很重视儿童诗歌的创作，留下一些有关儿童诗歌的精辟论述。他大力推崇黄遵宪的儿童诗歌创作，在《饮冰室诗话》第七十八则中全文引录了黄遵宪的《小学校学生相和歌》，称其“亦一代妙文也！”他特别强调将诗谱成曲，让学生歌唱。他在自己主办的刊物《新小说》开辟“杂歌谣”一栏，发表张敬夫的《警醒歌》、黄遵宪的《出军歌》《幼稚园上学歌》、剑公的《新少年歌》、自由斋主人的《爱祖国歌》等。梁启超结合创作实践总结出儿童诗歌创作的规律：“今欲为新歌，适教科用，大非易易。盖文太雅则不适，太俗则无味，斟酌两者之间，使合儿童讽诵之程度，而又不失祖国文学之精粹，真非易也。”^[23]这些有关儿童诗歌的见解虽散落在各处，非常零碎，但却为后世研究提供了基石。

“五四”时期的儿童诗歌理论有一支貌似松散但实力雄厚的强大队伍。纵观“五四”时期中国儿童诗歌的理论研究，很容易发现，研究者中既有关心儿童文学的学者和作家，又有热衷理论研究的教师、编辑等。周作人、郭沫若、茅盾、郑振铎等一些知名作家、学者，一些热衷理论研究的教师、编辑们，都曾经在儿童诗歌理论方面留下了重重的足迹，书写了中国儿童诗歌理论批评史上最为光辉的一页，开创了现代儿童诗歌理论研究拓荒期最为兴盛的局面，为儿童诗歌理论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尤其是一些报刊对儿童诗歌非常关注，不仅发表大量诗歌，也为儿童诗歌的理论批评提供了版面。仅以1923年为例，《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就发表了冯国华的《儿歌的研究》、加白的《童谣的艺术价值》，《歌谣周刊》发表了周作人的《儿歌之研究》等理论研究的文章，《出版界》《文艺旬刊》《初等教育》等杂志也发表了儿童诗歌方面的理论文章。可见，中国现代儿童诗歌的理论建设在短暂的时间里却获得了不少成果，这与文坛大家的参与和报刊的支持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