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与儿童诗歌的现代化
儿童诗歌与教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儿童诗歌的发展历程中，教育尤其是学校教育对其有着巨大的影响。教育观念的现代化程度直接影响着儿童诗歌的现代化进程。“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中国教育观念的变革以及对儿童诗歌的重视，为儿童诗歌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保证。
传统教育历来无视儿童的独立个性，新的教育观念把尊重儿童个性作为教育的基础。1913年，蔡元培在“直隶全省小学会议欢迎会”上发表“新教育与旧教育之歧点”演讲：“夫新教育所以异于旧教育者，有一要点焉，即教育者非以吾人教育儿童，而吾人受教于儿童之谓也。”他认为，新旧教育的不同在于旧教育把成人的成见强加于儿童，限制了儿童自由发展；新教育依儿童的兴趣和个性特点，使儿童自由发展。“吾国之旧教育以养成科名仕宦之材为目的。科名仕宦，必经考试，考试必有诗文，欲作诗文，必不可不识古字，读古书，记古代琐事。于是先之以《千字文》《神童诗》《龙文鞭影》《幼学须知》等书，进之以四书、五经。又次则学为八股文，五言八韵诗，其他若自然现象，社会状况，虽为儿童所亟欲了解者，均不得阑入教科，以其于应试无关也。是教者预定一目的，而强受教育者以就之，故不问其性质之动静，资禀之锐钝，而教之止有一法，能者奖之，不能者罚之。如吾人之处置无机物然，石之凸者平之，铁之脆者煅之，如花匠编柏为鹤鹿焉，如技者教狗马以舞蹈焉，如凶汉之割折幼童，而使为奇形怪状焉。追想及之，令人不寒而栗。”蔡元培痛斥旧教育对儿童个性残害的同时，提出新教育“在深知儿童身心发达之程序，而择种种适当之方法而助之”的观点。[9]这一现代教育观念加强了人们对儿童个性、需求、趣味的认识。
早在1912年，蔡元培就在《对于教育之方针意见》一文中提出“美育”在教育中的重要性，后在《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一文中进一步倡导美育，“美育”进入教育，蔡元培先生功不可没。正如陈望道先生在其《美学纲要》中所言：“美育底历史很短，不过才产生了一百多年。中国之有美学，实以元培先生提倡为最早。中国人素讲智、德、体三育，近人更倡群育、美育，而并称为五育。美育即蔡元培先生所主倡。”[10]美育观念在教育领域的确立，对于儿童诗歌进入教育领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蔡元培在这一理论基础上提出把文学列入“美育”的课程：“儿童满了六岁，就进小学校，此后十一二年，都是普通教育时期。专属美育的课程，是音乐、图画、文学等。到中学时代，他们自主力渐强，表现个性的冲动渐发展，选取的文字美术，可以复杂一点，悲壮、滑稽的著作，都可应用了。”[11]鲁迅1912年到蔡元培领导下的教育部任职，他也积极倡导美育，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一文中对美育表达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文中也谈及儿童文学，提倡对歌谣、童话等进行整理研究，以发挥其教育功用：“当立国民文术研究会，以理各地歌谣，俚谚，传说，童话等。详其意谊，辨其特性，又发挥光大之，并以辅翼教育。”[12]把儿童文学纳入美育范畴，这一点难能可贵。
中国教育历来以儒家为尊，只有打破传统人伦礼仪，确立“幼者本位”（鲁迅语），儿童诗歌才迈出现代化最根本、最关键的一步。“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的“儿童的发现”“儿童本位”也深深影响了学校教育，教育观念的诸多变化，促使教育界人士不断拓展现代教育空间，学校教育的具体改革随之展开，其中儿童读物成为最受关注的问题之一。严既澄1921年在《儿童文学在儿童教育上之价值》一文中就专门谈到包括儿童诗歌在内的儿童文学的教育价值，允明也曾在文章中重点强调儿童读物的重要性，“世界文明日益发展，万物事理，乃月异而岁不同，教育一方面自亦应扩张研究之范围，拘于授课以内知识，影响似乎太狭，此课外读物所以不可少见也……”[13]蔷厂也强调了儿童文学尤其是诗歌和小说的功能及其对教育的作用：“文学所以和人性，使之悦乐，博其兴趣，而发其美感，亦改造精神之要术也。文明国之教育，莫不重文学者，故诗歌、小说，列于诵习，夫文学犹有诱导社会进化之功焉。”[14]正是学校教育对儿童读物的重视，为儿童诗歌的传播提供了广泛的条件，中、小学校普遍出现了教师教儿童诗歌、学生学儿童诗歌的景象。
教育领域一系列思想、具体措施的变革，直接影响了当时儿童诗歌的生存面貌，对儿童诗歌的创作、理论批评、传播等诸多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这一变革过程中，最值得关注的教学改革是白话文在学校教育中的普遍应用。民国以前学校的教科书多为文言文，民国以后废止读经课程。1916年，蔡元培、黎锦煕等人发起成立“国语研究会”，主张“言文一致”和“国语统一”。1917年10月，全国教育联合会向教育部提出“请定国语标准并推行注音字母以期语言统一案”，教育部随后公布了注音字母表、“国语统一筹备会规程”等，部分省份地区已开始自编、使用国语教材。到1920年1月，教育部规定全国学校先将一、二年级国文改为语体文，逐步废止文言文编写的教科书，此后各级学校、各科目都逐步采用了语体文。白话文教材的普遍使用，包括儿童诗歌在内的儿童文学进入小学教材，促使儿童诗歌全面进入儿童阅读视野。
新文化运动进行文学革命，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新文学在内容、形式上都有根本性的变革，儿童诗歌创作也日益呈现白话文化，文学先驱们创作了大量用白话文写作的儿童诗歌，丰富了学校教育。教材中大量出现儿童诗歌，以1932年由叶圣陶编纂、丰子恺绘图的《开明国语课本》为例，因其秉承“五四”倡导的“儿童本位论”，加之这是一本儿童文学化的教材，出版后广受社会各界和儿童赞誉。叶圣陶强调了这套教材的文学性：“本书内容以儿童生活为中心，取材从儿童周围开始，随着儿童生活的进展，逐渐拓张到广大的社会。与社会、自然、艺术等科企图作充分的联络，但本身仍然是文学的……本书尽量容纳儿童文学及日常生活上需要的各种文体，词、句、语调力求与儿童切近，同时又和标准语相吻合，适于儿童诵读或吟咏。”[15]周作人1920年在北平的孔德学校有一次演讲：“年来最时髦、最新鲜，兴高采烈，提倡鼓吹，研究试验的，不是这个儿童文学问题么？教师教，教儿童文学，儿童读，读儿童文学，研究儿童文学，演讲儿童文学，编辑儿童文学，这种蓬蓬勃勃勇往直前的精神，令人可惊可喜。”[16]这足见此时在小学教育中，儿童文学已经蔚然成风，提倡儿童文学的呼声越来越高。教科书如《新教育》《新学制》《新教材》等都收录了包含儿童诗歌在内的大量儿童文学作品，仅《开明国语课本》就收录了叶圣陶二十多首儿童诗歌，如充满童趣的《太阳》：“太阳，太阳，你起来得早，昨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睡觉？”《绿衣邮差上门来》：“薄薄几张纸，纸上许多黑蚂蚁。蚂蚁不做声，事事说得清。”《小猫姓什么》：“小猫姓什么，你知道吗？小猫姓小。怎么知道他姓小？大家都叫他小白小白，他不是姓小吗？不对，不对，小白两个字是他的名字。那么他姓什么？我也不知道。”这些诗歌兼具“文学性”和“儿童性”，堪称佳作。
值得注意的是，民国教育部在1931年修订中小学课程暂行标准，强化了儿童文学在初等教育阶段的地位。由此可见，教育界的一系列变革让儿童诗歌得以在小学教材中安营扎寨，扩大了传播和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