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儿童诗歌的多方位开拓
“五四”的时代精神开辟了中国儿童诗歌的现代化道路。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中国逐渐开放，各种思想、文化、文艺涌入中国，随着“人的发现”，人的个性、价值、尊严受到关注。随着“儿童的发现”，“儿童本位”的儿童观构成了全新的儿童诗歌观，很多文学先驱参与了儿童诗歌的创作、翻译、理论研究工作。由于众多实力作家的积极投入，让中国现代儿童诗歌一诞生就有很高的起点，儿童诗歌的各个领域——翻译、创作、理论研究等方面都有多方位的开拓。20世纪20年代的儿童诗歌以其崭新的面貌涌入中国新文学的洪流之中，奔腾向前。
儿童诗歌的创作是这一时期最有生气的，涌现了大量的优秀诗人。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最为明显的是在儿童形象的类型上有多元化的趋势：
其一，苦难儿童形象的呈现。儿童作为弱势群体被诗人发现并对其关注。这些儿童不但承受物质层面的苦难，也深受传统伦理的精神摧残。在冯至的《“晚报”——赠卖报童子》、刘半农的《学徒苦》、王统照的《宝宝！你莫号！》、胡适的《人力车夫》、徐志摩的《先生！先生！》等诗歌中，描绘的多是处于社会最底层，遭受苦难和迫害的可爱善良的儿童，对于这些不幸者，诗人寄予关怀和怜悯，进而对造成这些悲剧的社会根源进行反思和批判。刘半农的《学徒苦》用白描纪实的手法描述了一个小学徒的苦难生活，全诗一韵到底，紧紧扣着一个“苦”字去展开：在店主人家被奴役，不仅要干店里的活儿，还要干店主人家里的所有家务。尽管如此，他还是挨饿受冻、遭受咒骂和毒打，毫无尊严。胡适的《人力车夫》写一名小车夫的生活困境，全诗流露出对苦难儿童的同情和怜惜之情，同时也将儿童问题与社会弊端的关联提出来，有一定的批判性。徐志摩的《先生！先生！》一改其一贯的飘逸空灵，用纪实的手法塑造了一个行乞的弱小女童，她为病倒在路边的母亲乞讨，而坐在车中戴着皮帽的先生却对这一切冷若冰霜。
其二，个性儿童的塑造。随着“五四”运动“儿童的发现”，中国进入个性解放的时代，儿童诗歌对于“儿童的发现”，重在展现儿童独特的精神世界。这一类儿童形象不受世俗和现实浸染，生活无忧虑、家庭无烦恼，保持着儿童的本真状态。刘半农的《题小蕙周岁日造像》《一个小家的暮》、郭沫若的《新月与晴海》、杨骚的《两个小孩》、陶行知的《桃红三岁》、刘大柏的《捉迷藏》、周作人的《所见》等，写出了儿童的天真烂漫和不染纤尘。俞平伯的《儿语（三）》，把黄蝴蝶和小黄花看作一对好姐妹，恬静安宁。周作人曾尖锐指出：“世上太多的大人虽然都亲自做过小孩子，却早失了‘赤子之心’，好像‘毛毛虫’变了蝴蝶，前后完全是两种情状，这是很不幸的。”[17]而这类诗歌多怀“赤子之心”，在苦难年代，诗人暂时隔绝现实，营造儿童生活的诗意，让灵魂喘息。
其三，完美儿童形象的塑造。最为典型的是冰心的《春水》和《繁星》，她用充满母性的目光去看儿童，极力在诗歌中展现儿童的纯真和伟大，为儿童笼罩一层圣洁的光环，塑造了完美儿童天使的形象。周作人是“童心”的崇拜者，他的《路上所见》中把路上见到的一个四五岁的女孩儿看作天使；梁宗岱的《星空》将婴儿看作“光明的使者”。
儿童诗歌的创作种类也趋向多元化：一是故事诗发展兴盛。故事诗强调人物、故事情节，以讲述故事为主，但本质是抒情。儿童故事诗主题丰富，题材领域开阔，多从历史、民间故事、儿童日常生活中取材。变幻的情节、有趣的人物、曲折的故事，总是能吸引儿童。写儿童故事诗的诗人阵容较为强大，如剑华根据“愚公移山”创作的《一个搬山的老头》，叔迁根据“花木兰”的传说创作的《木兰从军》，田惜庵根据“杯弓蛇影”的典故创作的《瞎疑心》，沈百英根据“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创作的《中山狼曲》等。一些诗人把视角瞄准儿童的日常生活，讲述儿童日常生活中的有趣故事，如百英的《小猫的一生事迹》、严既澄的《暑假里的乐事》、余子纶的《斗蟋蟀》、谷芳的《留心防贼》《病夫》、子长的《出外》、黎锦晖的《七点钟和一点钟》等。二是童话诗创作数量较多。童话诗是儿童诗中一种特有的样式，富于幻想和夸张，大受儿童欢迎。如胡怀琛取材于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中著名的大人国和小人国情节所创作的《大人国》《小人国》。三是童趣诗创作逐渐增多。早在20世纪20年代，儿童诗歌就注重追求童趣，如当时著名的《小朋友》《儿童世界》杂志就有了“趣诗”“趣歌”“滑稽诗”等栏目，杨鼎誉的滑稽诗《老狸猫》、朱义析的趣歌《摇呀，摇！》、徐宝山的滑稽诗歌《鼠子游艺会》、殷林平的《颠倒国》等都充满了诗趣。四是儿歌童谣创作极具现代气息。儿歌童谣创作和发展与当时的“歌谣”运动密不可分。伴随着征集歌谣运动，《歌谣》周刊创立，儿歌童谣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受到重视，进而推动了儿歌童谣的创作。如各大报纸刊物纷纷刊载紧跟时代脉搏、有着现代意识和现代气息的儿歌童谣，题材较为新颖，如诗人汪安燕、汤希震、俞亮时、胡绳、朱振初、张振家、程莞、严既澄、徐鲁光、育家栋、蒋保郑、朱仲琴、金富润、罗士栋、雪峰、余则煦、马静轩、周伯为、林翰如、周惕时、金炳荣、刘孟晋、田国维等都曾在《儿童世界》上发表过儿歌童谣，田惜庵、史东标、张春浩、朱义析、吴淑珍、吴太玄、徐铁珊、吕伯牧、陈伯非、凌敏复、张海根、汪菊桃、吴小玄、王家琳、王人路、金心铸、汤天恩、王寄贞等都曾在《小朋友》上发表儿歌童谣。五是诗歌与绘画结合的封面诗出现。封面诗是配合期刊封面的画面而创作的儿童诗歌，如叔迁的《小图图》、劲风的《儿童世界的秘密》等。
这一时期儿童诗歌理论研究建设开始向多方面全面铺开。儿童诗歌的理论研究受到关注，同时形成了一支貌似松散旁落，实则阵容和实力强大的理论研究队伍，他们有的是作家，有的是教师，有的是编辑。儿童诗歌研究的阵地不断扩展，很多报刊为儿童诗歌理论研究提供发表园地。现代儿童诗歌理论批评经过漫长的铺垫和准备，结束零散的状态，进入了一个系统的、相对独立的自我建设阶段，其理论研究已涉及多方面，为儿童诗歌研究拓展了更为宽阔的理论空间。20世纪20年代的儿童诗歌理论研究虽然只是初创阶段，但构成内容却较为丰富，对儿童诗歌以及儿歌、童谣、民歌、谚语、词曲等诸方面研究都有所涉猎。
单从研究方法而言，“五四”时期的现代儿童诗歌理论研究已经结合儿童诗歌自身的基本特点，有了多层面、立体的研究视角。儿童诗歌理论研究的开拓与建设历程中，始终都有同时代的文学大师参与其中，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文学大师郑振铎、茅盾、周作人等都始终对儿童诗歌热心不已。尤其是周作人，他凭一己之力扛鼎了儿童诗歌的原始理论建设，为中国儿童诗歌的现代化进程做出了最大的贡献，以他为代表的儿童诗歌理论建设者奠定了中国儿童诗歌理论研究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