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诗歌理论建设概貌
诗歌理论研究对文学创作有一定的指导性，儿童诗歌理论研究对繁荣创作意义非凡。新中国成立后，儿童诗歌理论建设也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从1949年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三十年里，中国儿童诗歌理论批评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全面移植苏联、在争论中发展、政治异化、回归复苏。我国的儿童诗歌理论建设一直以来都比较薄弱，虽然周作人、冯国华、褚东郊等早期都有所涉猎，但显然已经跟不上创作的步伐。
直接为当代儿童诗歌理论建设提供营养来源的是苏联的儿童文学理论，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和摸索，形成了一支较为稳定的儿童诗歌理论研究队伍，主要由两类人员构成：一类为儿童诗歌作家在创作过程中的理论思考，一类为专业理论研究者。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随着儿童诗歌创作实践的迅速发展，陈伯吹、金近、邵燕祥、臧克家、贺宜、舒霈、罗泅、刘崇善等诗人投入到儿童诗歌的理论建设中。与此同时，儿童文学理论的发表阵地基本形成，当时全国范围内的报刊发展迅速，《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文艺报》《人民文学》及一些大学的学报，都曾是发表儿童诗歌创作和儿童诗歌理论的阵地。值得注意的是，1957年1月，我国第一本专业的儿童文学学术研究刊物——《儿童文学研究》创刊。这本刊物几经酝酿，由少年儿童出版社编辑出版，在内部发行七期之后，1959年11月正式在全国公开发行。杂志零星发表了一些儿童诗歌方面的理论研究文章，值得重视。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儿童诗歌理论研究是在“泛政治化”背景下展开的。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采取了多种政策促进儿童文学的发展：1950年，教育部规定儿童文学为高等师范院校中文系、教育系的必修课；1953年12月，又举办儿童文学作品评奖；1955年9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大量创作、出版、发行少年儿童读物》的社论；中国作家协会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儿童文学创作问题，向全国各作协分会发出《关于发展少年儿童文学的指示》，要求各地分会“把发展少年儿童文学的问题列入自己经常的工作日程，积极组织少年儿童文学创作，纠正许多作家轻视少年儿童文学的错误思想，组织并扩大少年儿童文学队伍，培养少年儿童文学创作的新生力量，并加强对少年儿童文学创作的思想指导”。这一系列政策推动了儿童诗歌的建设，促成了儿童诗歌创作和理论研究的第一个“黄金时期”的到来。但由之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直接支持和规范了儿童诗歌的创作和研究，但同时也左右和束缚了它的健康发展，也导致其陷入了政治的漩涡，受到非学术性的论争和政治批判的影响和限制。在这一时期的三十年里，当政治环境相对宽松时，学术性的严肃讨论和理论研究承接“五四”的理论传统健康持续，但大多时期的讨论因过于政治化而削弱了其学术性和文学性。
中国的儿童诗歌在理论建设进程中，创作相对繁荣，新诗人不断出现，亟须儿童诗歌理论的指导，但国内的理论研究跟不上创作的要求，吸收外来营养较为迫切，加之当时“全面学习苏联”的政治大环境，接受苏联理论成为必然。大致而言，现代儿童诗歌的理论建设阶段，早期受西方及日本影响较多，新中国成立后，现代儿童诗歌理论建设移植借鉴苏联，受苏联影响较多。其影响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一是直接翻译苏联儿童诗歌理论文章，二是撰写介绍苏联作家和理论家观点的文章。如1947年，茅盾应邀到苏联访问，回国后他撰写了《马尔夏克谈儿童文学》《儿童诗人马尔夏克》等文章，在介绍儿童诗人及其作品的同时，传达了马尔夏克的儿童文学观，为中国的儿童诗歌创作及理论建设提供了借鉴。邵燕祥也借鉴苏联儿童诗歌作家波列伏依的观点，提出“给小孩子以大诗歌”的呼声，批评当时儿童诗歌创作中不严肃的作风，明确指出儿童诗首先应该是诗，并且是儿童的诗。直到1956年，袁鹰仍在说：“在我们儿童文学的领域里，批评是不够旺盛的，简直少得可怜。这种情况，也影响我们的事业的积极发展。”[4]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50年代公开出版的儿童文学理论书籍有二十七种，其中苏联儿童文学理论专著和论文集不下十五种。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前期我国出版的儿童文学理论专著和论文集，几乎都是从苏联翻译过来的。[5]这些理论著作在当时我国儿童文学界都有着广泛的影响，它们直接影响了当时乃至今日中国儿童文学的理论建设，并在一定程度上规定着当时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基本观念和理论框架，甚至于有关儿童文学的基本框架都被全盘移植到中国。这一方面对中国的儿童文学理论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扶持与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其中某些非学术化的倾向和教条主义倾向也深刻影响并助长了我国儿童文学理论的政治化倾向。作为儿童文学的重要部分，中国儿童诗歌亦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儿童诗歌的不断发展，这种全盘移植过来的苏联模式与中国儿童诗歌实践之间的脱节和错位现象凸显出来。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到60年代初，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儿童诗歌理论批评相对活跃的一个时期，此时格局初步形成。一支儿童文学理论研究队伍初步建立起来，有陈伯吹、贺宜、张天翼、高士其、严文井、袁鹰、金近、包蕾、叶君健、鲁兵、蒋风等人。这一时期我国的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在研究的广度上不断拓展，在研究的深度上不断加强，有了一定成果，但儿童诗歌的理论研究整体相对薄弱。金近对儿童诗的特点、语言、感情等方面作了深入的探讨和论述，指出儿童诗“从内容到形式都必须适合孩子们的思想、感情和趣味，适合孩子们的理解能力”，“必须有丰富的想象”，并且“充分发挥了儿童趣味的想象”，才能“使儿童诗具备更高的艺术价值”。他说，“语言问题是儿童诗的关键问题”，因为“儿童诗是要通过语言来传达思想感情的，要通过语言启发想象，鼓舞读者前进”。[6]因此，儿童诗的语言应该是经过诗人再三提炼和加工的诗的语言。陈伯吹在论述儿童诗的时候，特别强调想象的重要，如果缺乏想象力，那诗歌一定会是“失去色泽和香味的干瘪的花朵”。贺宜从大量创作实践中指出当时儿童诗创作存在的问题。
这一时期儿童诗歌的理论研究，不仅为我国当代儿童诗歌理论建设铺设了奠基石，且指导了当时的儿童诗歌的创作实践，促进了我国儿童诗歌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