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短暂繁荣转向全面萎缩
中国现代儿童诗歌在“五四”的呐喊声中诞生并迅速成长，虽处于草创时期，但依然能看到其强大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中国现代儿童诗歌自“五四”之后的十余年间，在理论批评、创作、推广应用上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无疑已经初步确立了它的地位。按照其自身发展逻辑，应该会进一步自我完善和茂盛生长。但任何一个文学形态的演进发展，都要受历史条件、社会条件牵制，何况刚刚诞生的儿童诗歌自身还有诸多缺陷和不足，作为新生命，它是稚嫩和柔弱的。因此，当它赖以生存的成长环境发生变化——“五四”退潮之后，现代儿童诗歌的发展脱离了它本有的发展轨道，发展态势变得尤为曲折，甚至出现了逆转。这种逆转在20世纪30年代较为明显，整个儿童诗歌领域不复“五四”时期的蓬勃生气。但从客观来看，这种逆转来自外部，而并非来自儿童诗歌的内部。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战事不断，满目疮痍，历经沧桑。风雨飘摇的社会环境构成了这个时期儿童诗歌发展的大背景，这一社会现状深刻地影响了尚在婴儿期的中国儿童诗歌。硝烟战火迫使中国儿童诗歌脱离“五四”刚刚踏上的轨道，把一切都纳入了战争的洪流之中。儿童诗歌在战争的洪流裹挟之下开始转向，在转向中其自身也在服从整个中华民族利益的需要，积极、主动地调整自己的方向。
儿童诗歌循着“五四”时期的精神和气象，沿着“五四”的历史轨道一直向前稳步发展，到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短暂的繁荣景象，有了一些收获。首先是出现了大量发表儿童诗歌及其理论的报刊。出版业的发展推动了儿童诗歌的繁荣，是当时儿童文学创作形成高峰的原因之一。那个时期中国的新闻出版迅猛发展，除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等创办较早的出版机构出版儿童文学外，广益书局、开明书店、北新书局、新中国书局等也编印大量儿童读物，后又成立儿童书局。《儿童世界》《小朋友》等大量儿童报刊的创办，影响较大，为儿童诗歌提供了广阔的发表平台。儿童诗歌被广泛传播，读者群体不断扩大，促进了儿童诗歌的繁荣发展，出现了难得的繁荣风貌。但这一风貌极其短暂，随着1937年卢沟桥事变，民族危机全面爆发，刚刚繁盛起来的儿童报刊被迫停刊，《小朋友》《歌谣》在1937年停刊，《儿童世界》杂志于1941年停刊，相应的儿童诗歌发表阵地遭到摧毁。虽也有新创办和留存下来的报刊，但办刊思想已经发生变化。以1937年创刊的《儿童生活》为例，其创刊词明确指出办刊宗旨为“儿童生活周刊，他不但有帮助儿童改造个人生活的责任，他还有指示儿童复兴民族的使命”，“亲爱的小朋友！愿大家一齐来努力，改造个人的生活，复兴中华民族”。在民族存亡面前，儿童诗歌失去发表阵地和生存空间，开始全面萎缩。与之相应的是观念和风格的转变，正如蒋风所指出的：“社会生活和儿童精神面貌的变化必然导致儿童文学的变化。中国儿童文学本来起步较晚，到抗战前夕，从全国来说，还未摆脱作为成人文学的附庸的状态，一支不大的儿童文学力量主要集中在上海。上海沦陷，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正常进程被打断了，一切转入战争的轨道。作家们走出了大都市，走出了上海，奔向全国各地，真正投身到民族解放的激流中去。他们在战火与硝烟中感受到民族心灵的跳动，在斗争中找到新的人物、新的主题。原先进步儿童文学的优良传统得到发扬光大，加进新的内容。在血与火的洗礼中，中国儿童文学也在自己的发展中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1]儿童诗歌也一样，必然随着民族抗争大潮有新的风貌和气质。
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国内形势巨变，现代儿童诗歌的创作、研究、传播进入低迷的状态，刚刚起步的童话诗、图画诗、故事诗、趣诗等在20世纪20年代结出硕果的儿童诗歌种类逐渐减少，唯儿歌保存生命力，焕发出生机，诗歌主题也转变为抗战主题。陈伯吹在《儿童读物的检讨与展望》中，将1938年至1948年这段时间划分为“社会意义时期”，“抗战与抗暴的文学成为这一时代人民的武器艺术……今日的世界，已不再容许儿童做梦，狂风暴雨，阵阵地吹打，而且一阵加紧一阵，将来的幸福快乐的光明世界，要在今日面对现实，奋发有为，创造出来。社会不让人们在观念世界里躲避，怎么能让儿童在幻想世界中求满足呢？要叫儿童的小眼睛观察着，小头脑思考着这世界上的一切真相！”[2]抗战成为时代和儿童诗歌的主旋律，“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日本侵略者的烧杀抢掠，国民党的积极内战，使得广大人民的民族意识和阶级意识日趋强化，任何一个正直的作家都无法摆脱对国家民族前途和命运的担忧，任何一个有良知的父母无不在孩子心中种下憎恨战争、爱好和平的种子，故而爱国主义成为这一时期文学的主旋律”[3]。这致使大量诗歌趋于同化，战争主题淡化了“童趣”。如抗战前儿童诗歌作家姜元琴创作的儿童诗歌内容和题材丰富广泛，几乎涉猎各个方面，但抗战爆发后所有创作趋向单一，这一点仅从其当时创作的儿童诗歌题目便可知：《救济难民》《经济绝交》《抵抗》《战歌》《奋斗》等。这些诗歌都是直抒胸臆的抗战诗歌，虽鼓动性、号召性强烈，但文学性稍差，缺少诗意和童趣。与之相似的作品还有：陶行知的《三万里路歌》《炸弹》《儿童节》、觉孙的《光荣的徽章》、志坚的《抵抗》、赵君兰的《鸡声》、鹦心的《速整装》、于述堂的《大家挽着手》、芳民的《向前进》、汪辟疆的《抗战歌》、素心的《冬天去了春天来》《鸿雁北飞》、李毓品的《奉劝不要鹬蚌相争》、魏志澄的《天汪汪》《同舟共济》、彰鸿志的《热水壶》《母鸡的叮嘱》等。“20世纪早中期的儿童文学创作与观念，主要直面的是成年人所关切的中国现代社会问题和历史课题，围绕着成年人的革命、救亡、战争、运动、意识形态等展开艺术实践，从中展现出中国儿童的生存状态与精神面貌。”[4]具有鼓动性和战斗性的抗战儿童诗歌，虽然离儿童诗的本质较远，但在当时意义非凡，是对儿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手段。这一时期诗歌中的儿童形象的塑造，与国家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为国尽忠成为儿童的使命，追求强烈的英雄主义。儿童形象多为肩负民族存亡大任，强调集体主义，突出民族性、社会性的“大我”，牺牲“小我”，淡化儿童的个性和本真。如许明熙的《勇敢的小弟弟》、兰亭的《小小兵丁》、岳健的《我们都是中国好儿童》、沈为方的《我是中国小主人》。以《我们都是中国好儿童》为例，诗歌列出了中国好儿童的基本标准：爱读书爱运动爱做工爱国家爱大众，儿童在“大爱”“大我”中淡化了“小爱”和“小我”。
在儿童形象塑造方面，还出现了另两类形象：战争中的苦难儿童和英雄儿童。如岳健的《儿童节在难童营》《孤儿的话》、蒋达的《难童学校》、志中和梁蕃生的《孩子们的城》、志中和程光富的《我们是一群小旅行家》，塑造了饱受战乱之苦的儿童群像，他们虽失去亲人、流离失所，但却坚强向上，一心为国。塑造儿童英雄形象比较成功的是方冰的《歌唱二小放牛郎》和孙犁的《儿童团长》。《歌唱二小放牛郎》是一首以现实中的儿童英雄为原型的叙事长诗，创作于1940年的晋察冀边区。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迅速成长的革命儿童参与到战争中，在一次反扫荡中，放牛娃王二小将敌人引入包围圈，虽乡亲们重获安全，他却被敌人杀害。诗中小英雄王二小的形象是通过作者在讲述整个故事过程中呈现的，通过诗歌平实的语言和舒缓的节奏，一个沉着冷静、机智勇敢、英勇无畏的儿童英雄形象得以呈现。这首诗歌由劫夫谱成歌曲，广为传唱，新中国成立后又被搬上舞台和大银幕，王二小成为家喻户晓的革命小英雄。《儿童团长》是孙犁创作于抗战时期的一首儿童叙事诗歌，诗歌塑造了一个在百花湾儿童团做团长的小英雄——十三岁的小金子的形象，对待他人热心体贴，对待工作严肃认真。孙犁通过细节和心理刻画，不仅展现了小金子“儿童英雄”的一面，也一定程度上展现了他作为“儿童”活泼可爱、幽默调皮的一面。此类塑造儿童英雄的诗歌还有：郭小川的《滹沱河上的儿童团员》、卞之琳的《放哨儿童》、陈陇的《金星星》、商展思的《游击队里的小鬼》、姚远方的《边区儿童团》等。这些诗歌多创作于解放区，从不同角度表现了相同的主题，塑造了类似的儿童英雄形象。
在特殊的战争时期，诗歌中的儿童形象被高度理想化、社会化和成人化，儿童的本真和天性被遮蔽和忽略。“由于儿童与成人处于人生的两极，儿童世界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王国，因此儿童文学是以儿童为本位，走进儿童的生命空间，表达儿童的本真，在认同和表现儿童独特的价值观的同时，引导着儿童进行生命的自我扩充和超越的文学。”[5]这一时期，儿童的形象、声音、情感被忽略和遮蔽，“儿童本位”被成人的“战争视角”所取代，诗歌自然趋于成人化、概念化，虽然离儿童内心较远，但在民族危难中，儿童诗歌的这种自我调整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