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儿童诗歌创作概貌
新时期儿童诗歌理论建设经历了拨乱反正时期的自省、理论调整与重建的两个时期，与之相应的儿童诗歌创作也经历了复苏期和全面繁荣时期。“从粉碎‘四人帮’的70年代末起，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文化环境大气候的变化，使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包括它的独立组成部分——中国当代儿童文学，获得了无限宽广的发展空间与蓬勃的生机活力，呈现出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态势，以其开放性、创造性和丰富性将中国当代文学推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这就是人们习称的‘新时期’文学。”[1]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儿童诗歌创作意识在“拨乱反正”的自省中逐渐从旧的枷锁和框架中挣脱出来，呈现出多元艺术形态并存的景象。儿童诗歌创作队伍规模、素质不断提高，形成稳定梯队。
新时期的儿童诗歌创作，就创作者的角度看，有三个明显的诗人群落——中坚诗人群落（主要是中年诗人和老年诗人）、新生代诗人群落（主要是青年诗人）、少年诗人群落（主要是少年儿童）。三个群落的诗人在儿童诗歌的创作上既有着各种联系和相似之处，又有着明显的差异，尤其是三者在艺术表现形态和情感意向上各有不同。三代诗人在人生的关键期所处时代不同，自然在生活历程、创作心态、文化心理、知识结构、艺术观念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这使身处新时期的三个诗人群落的创作风貌各有不同。
中坚诗人群落（主要是中年诗人和老年诗人），大多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登上儿童诗歌舞台的。他们亲历了新、旧社会的更替，目睹了新、旧社会的巨变，他们是新中国培养起来的第一批诗人，对新社会、新中国有一种特殊情怀。因从小受革命英雄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教育和熏陶，他们往往蕴含着一种对整个人类、整个世界的大关怀，他们从自身的经历和感受出发，抒写人性深处的美好，展现生活的本质。他们在幼年和青年时期大多受无产阶级文学启蒙，树立为无产阶级和为共产主义而创作的文学信念，即使历经“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屡受冲击和压制，但他们的文学信念始终不渝。
在艺术观念上，他们更看重儿童诗歌的社会功能，尤其强调诗歌的教育功能。这一点，在中坚诗人群落中，尤其是老年诗人在创作和艺术观念上表现明显。陈伯吹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卫护儿童文学的纯洁性》一文，强调了儿童文学的教育性：“文学的高贵处，不仅在于让读者全身心地获得愉快的美的享受，更重要的在于以先进的思想启示人生道路，促使人作出道德范畴内的高尚行为，推动社会前进。”[2]仅半年后，他又在《儿童文学研究》上发表《儿童文学与儿童教育》一文，再次强调：“‘文学即教育’特别在儿童文学的实质上透视，就是如此。”[3]关于这一点，中坚诗人群落中老一辈儿童诗歌作者鲁兵对儿童诗歌教育性的坚持尤为明显，分别可以从他坚持的艺术观点、儿童诗歌创作实践两方面来看。关于艺术观点，他曾说：“儿童文学强调它的教育性，中国如此、外国也不例外。社会的普遍要求也说明教育性是儿童文学的本质。”[4]这是对儿童诗歌教育性情结的由衷之言。鲁兵1992年出版自己的作品专辑，书的名称就是《教育儿童的文学》（少年儿童出版社，1992年3月），由此也可看出他对儿童诗歌教育性的坚持。鲁兵在儿童诗歌创作实践中一直贯穿“儿童文学是教育儿童的文学”“寓教于乐”的创作观念，儿童诗歌的教育性是他创作的一个最为明显和重要的特征，也是他创作的基本出发点。他诗歌中的教育性的体现，绝不是刻板的生硬的说教，如《小刺猬理发》：“小刺猬，去理发，嚓嚓嚓，嚓嚓嚓，理完头发瞧瞧他，不是小刺猬，是个小娃娃。”教育儿童讲卫生的意图显而易见。《下巴上的洞洞》教育儿童吃饭不要掉饭粒，《小猪奴尼》教育孩子讲究卫生，《这样看书好不好》批评因不正确的姿式看书而影响视力的不良习惯，《我们七个》批评因“练功”而影响学习的行为，《我知道和小问号》《不知道和小问号》分别批评儿童说大话、不爱动脑筋的坏毛病。这些作品有着非常强烈的针对性和教育性，趣味性十足，受儿童喜爱，不自觉地接受相关方面的教育。
中坚诗人群落在创作中，大多重视题材的选择，在诗歌的思想内容上追求纯净和谐与价值观的正确性。究其缘由，多是因为他们大多坚持革命现实主义的传统，亲身经历“文化大革命”十年的磨难，面对新时期、新气象，对纯净、和谐、美好的生活尤为珍视，所以他们在维护儿童诗歌的纯净性、正确性等方面保持着高度的自觉性。以诗人田地的儿童诗歌创作实践为例：他的儿童诗歌作品以弘扬主旋律为主，大多颂扬高尚的道德品质，爱憎分明，批评不良的生活和社会习惯，培养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在诗歌中具有明显的引导性，努力传达和引导儿童形成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如其《牧歌》《晨钟》等诗歌，描绘了一幅美丽的乡村清晨图景，歌颂了勤劳的放牧人和负责的青年敲钟员，反映新中国、新农村、新一代劳动者的新面貌。田地的诗歌对儿童的思想、学习、生活等状况十分关注，尤其是在纠正孩子们身上不良生活、学习习惯等方面。在《明天》中，勾勒了一个浪费时间、得过且过的儿童形象，他总是把事情都留到明天：“将来还远着呢，明天，等明天再练身体不忙，”“不要紧，这不过一年，我还小，有的是时光。明天明天我就会赶上。”作者对此进行批评：“孩子孩子，要记住：凡是失掉今天的人，在美丽的明天就没有他站脚的地方！”提醒儿童珍惜时光。田地的这一类型的诗歌很多，如《小魏佳的烦恼》《全都做好了吗？》等，批评了儿童或顽皮或粗心或懒情或健忘的习惯。表面虽然是批评形式，但他总能找到一个绝妙的切入点，以引导的方式让儿童自主思考得出结论，容易让儿童接受。如《这好，还是不好？》先描述几件显而易见的错事，最后笔锋一转：“有一个孩子作业做了一大半，忽然想起踢毽子，丢了课本、簿子就往外跑。请回答这——好，还是——不好？”两相对照，小读者自然就判断出三心二意不好了。这类诗歌针对现实，引人反思，以身边小事为说服教育的出发点，设置活泼有趣的情节，使儿童反思，避免或改掉不良习惯。
中坚诗人群落中柯岩、金波、郭风、袁鹰、田地、鲁兵、任溶溶、张继楼、刘章、圣野、曾卓、雁翼、望安、刘御、梅稚、艾露……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已经在诗坛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批诗人虽然经历“文化大革命”的磨难，但到了新时期，仍以饱满的热情为儿童创作，在思想、艺术上都有所突破。如金波的创作，这一时期具有明显的读者意识，注重抒发儿童情思，引起共鸣。特别是他注意以儿童眼光寻找诗意与情趣，如《流萤》通过对儿童熟悉的生活场景的描绘，表现儿童的诗意生活。金波创作儿童诗歌几十年，虽早已成绩斐然却从未停止探索的脚步，他总是能突破自我进行新的尝试，先后在创作中实践民歌体、叙事体、自由体、叙事和抒情的结合等。尤其是他将“十四行体”这种西方诗体引入中国儿童诗歌的创作，把西方古典的十四行诗体与中国古典诗歌中的“辘轳体”巧妙地融合，创造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抒情长诗的形式，让十四行诗在汉语文化土壤中生根发芽，其十四行诗《献给母亲的花环》《献给爱的花环》《献给树的花环》堪称杰作。他创作的我国第一部儿童十四行诗集——《我们去看海》，为我国儿童诗歌形式的拓展做出了贡献。田地的儿童诗歌以弘扬主旋律为主，更多的是对儿童独特心理和纯洁内心的表现，如《电线杆》《小雨》等，他的朗诵诗《升起来啊，母亲的旗》《祖国的春天》等为人称道。田地的诗于平淡中见深情，追求艺术性、时代性、思想性的统一，在新时期特色尤为鲜明。
打开刘章的儿童诗歌，读者仿佛置身于缤纷的大自然之中。他将自己的激情和情怀寄予大自然中的一花一木，并艺术地表现“美”，营造出清新纯净的意境氛围。刘章的儿童诗歌营造的世界不仅有“美”，更充满了对人类的大关怀，如新时期创作的《寸草情》《山葡萄》《牧羊曲》等，正如作者所言“诗之神圣，诗之美，我写人性之美，人情之美，写山水和花草之美，这都是出自我”[5]。新时期刘章的创作主体意识明显，已有明显的现代意识，创作中注重艺术性与思想性的融合。刘章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走上诗坛的，几十年来笔耕不辍，从未停止过探索，在儿童诗歌范畴内尝试过各种艺术表现形式，佳作涌现，为中国儿童诗歌的繁荣做出了贡献。
任溶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创作出具有幽默气息的儿童诗《你说我的爸爸是干什么的》《爸爸的老师》等，但他在当时的儿童诗歌创作中的幽默精神，在某种程度上还受到“教育性”镣铐的束缚。新时期及以后，任溶溶诗歌中的幽默彻底摆脱了镣铐。他的诗集《我是一个可大可小的人》的幽默精神，完全是以儿童自身为逻辑起点，表现的是儿童的典型心理和情感世界，《一支乱七八糟的歌》《我属猪》《我还得哭》《我是个可大可小的人》等诗作传达出真正的幽默精神。评论家曾镇南对任溶溶的幽默儿童诗集的评论极其到位：“任溶溶的儿童诗，更具儿童生活、心理、情绪的本色，以一个童心未泯的智慧长者的睿智思考盘旋其间，常常在素净亲切的儿童日常生活情态的绘状中突发奇想，逗引出隽永的诗趣，使人在微笑中领受了诗人那一份温婉浓醇的幽默。他善于使用自由的散文化的诗行，传递出诗的内在的节奏美。用语常以儿童声口出之而又毫无矫揉造作的毛病，纯净自然，匀净透明，看似平易，实含炉火纯青之功力。要之，冲淡中见丰腴，稚拙中藏巧思，幽默里含蕴了人生的智慧，这是任溶溶的儿童诗的好处。”[6]
柯岩的儿童诗歌故事性强，有童趣，朴素优美，俏皮活泼。她20世纪80年代的题画诗集《月亮会不会搞错》《春天的消息》大受欢迎。圣野善于深入儿童生活，发现童趣和诗情，他笔下的世界质朴隽永、童趣盎然。他还善于通过有趣的故事情节塑造形象，用略带哲理的诗句表达对世界的看法，如《小妹妹请客》《春娃娃》《冬爷爷》等作品。圣野的创作生命力长久，不同时期均有力作。鲁兵早就开始了儿童诗歌的创作，在1957年主持《小朋友》编务后，以幼儿诗创作为主。他坚持“儿童文学是教育儿童的文学”的理念，教育性是其儿童诗歌创作的特征。虽有教育性和针对性，但趣味性十足，如《下巴上的洞洞》《小猪奴尼》《小刺猬理发》等。鲁兵的儿童诗歌尤其是童话诗多源于生活，具有浓郁的民族精神气质。张继楼20世纪50年代创作的儿童诗歌就引起人们的关注，虽然创作在“文革”时被迫中断，但新时期以后，创作颇丰，佳作不断。其诗歌语言活泼，善用修辞，把平凡琐事写得童趣十足。他的寓言诗将寓言、哲理、童趣巧妙融合在诗情中，引人深思，如《蚱蜢》《知了》《妈妈不在家的时候》等。
不可否认的是，在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中形成的艺术观念、文化心理结构使他们的儿童诗歌虽具有一定的艺术风格，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负面的创作问题：文化视野不够开阔、知识结构不太合理、视角不够丰富等，一些诗人受儿童诗歌“教育性”“工具性”观念的束缚，创作受到局限。但在新时期儿童诗歌的创作中，他们仍发挥着巨大作用。在新时期前期，他们是儿童诗歌创作的中坚力量，为中国儿童诗歌的繁荣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和整个中坚诗人群落一样，新时期儿童诗歌领域内的新生代诗人群落（青年诗人）也大多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当时大多处于童年和少年时代），被十年动乱抛入生活，到了新时期才开始正式走上文坛。“文化大革命”动乱的十年中，他们虽然丧失了受正常教育的时机，但却意外获得了一个挣脱传统（这里的传统并非古代传统、外国传统，更多的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革命文化传统中某些僵化、机械的部分）的机会。他们受传统束缚较少，更容易接纳新事物、新思想、新文化，形成了更为开放、现代的文化心态。在新时期，他们开放的文化心态更易于兼容并蓄——既能接通古典，又能吸纳外国，这使他们有勇气和条件挣脱束缚，打破陈旧，大胆吸收，以全新的视角和眼光看待世界。这些独特的有利条件，使他们一走入中国儿童诗歌殿堂，就为文坛带来了全新气象。
在新时期，一大批投身于儿童诗歌创作的青年诗人脱颖而出，阵容庞大，迅速形成新生代诗人群落：郑春华、樊发稼、张秋生、管用和、徐鲁、关登瀛、聪聪、吉狄马加、高洪波、王怀让、李富棋、叶延滨、申爱萍、尹世霖、李少白、于之、梁上泉、冬木、高帆、滕毓旭、宁珍志、佟希仁、薛卫民、刘丙钧、徐刚、朱述新、程逸汝、刘崇善、乌兰齐日格、张寿彭、刘茂胜、赵敏、寒枫、吕交臣、邱易东……相对于老一辈儿童诗人，他们因受束缚少、背负传统和历史的负担轻，创作伊始就站在较高的起点上，各自有自己独特的风格。
高洪波是一位才情诗人，他用干净简练、生动活泼的诗笔为儿童创造了一个多彩的梦幻世界。作为新时期的青年诗人，他的诗作具有明显的现代性特征。儿童随时代更迭发生了新的变化，儿童诗歌也应随之有新的变化。高洪波的儿童诗歌紧随时代脉搏，辐射出新鲜的时代气息，这一特点在他的一系列“旧题新做”诗里表现尤为明显，如《皇帝的新衣》《狐狸的画》《乌鸦复仇记》《种葡萄的狐狸》《狼来了》等。这些陈旧故事家喻户晓，但高洪波能将其加入新时代的元素推陈出新，具有现代气息，贴近新时代儿童的生活，既趣味盎然又意味深长。如染发和抽象画在新时期还是新鲜事物，《乌贼美发厅》写白头翁到乌贼开的美发厅染头发，《狐狸的画》写狐狸的尾巴在沙发上摆来动去做抽象画。另外，高洪波的儿童诗歌直接反映儿童现实生活，反映时代问题，如《鹅、鹅、鹅》，直视现实中儿童教育存在的问题：家长为虚荣炫耀孩子，反复让孩子背诵“鹅”，孩子内心苦闷，却用幽默的语言表现出来“真的，我不愿当什么‘神童’，更不想靠‘白鹅’啄来糖果，如果妈妈带我去趟动物园，那才是我最大的快乐！”
此外，徐鲁自1981年在《儿童时代》发表儿童诗歌处女作以来，笔耕不辍，出版了儿童诗歌集《我们这个年纪的梦》《小人鱼的歌》《七个老鼠兄弟》《世界很小又很大》等。他的语言活泼机敏，总能将丰富复杂的情感融入清新纯净的意象中，意境隽永，言近而旨远。申爱萍自1980年发表处女作《我也是一条小溪》以来，出版儿童诗歌集《红荷》《太阳的孩子》等。她的《给陌生的父亲》，获得首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她的儿童诗歌在艺术上特色明显，真挚恬淡，含蓄朴素，但却有一定的力度和厚度。薛卫民的诗多是幼儿诗和少年诗，他在诗中塑造了天真童稚的幼儿和青春活力的少年形象，极具时代气息，在题材、角度、意象的选取上具有明显的时代感和新鲜感。如《朋友很多的时候》《为明天而爱自己》《诚实》等，展现出极具时代气息的现代少年情思。邱易东极具诗心诗性，他在为儿童创造纯净世界的同时，还从不同角度开阔儿童视野，穿越过去未来，如《宇宙驿站》《俯看宇宙》《守望飞碟》《向外星孩子问候》《鲸的葬礼》等，颇具时代感和科学性，他还将神话（女娲补天、嫦娥奔月、盘古开天等）入诗，赋予新意，让人耳目一新。
纵观整个新时期，新生代诗人创作伊始就站在较高的起点上，有强烈的现代风格。新时期的前期，当中坚诗人群体正在清理和重建被“文革”破坏的儿童诗歌写作生态时，新生代诗人对此是淡漠的，他们更多的是通过突破和探索展现个性和时代性。此时，中坚诗人群落对新生代诗人这一方向是宽容、鼓励和支持的。但到了新时期的后期，新生代诗人群体更明显地反对传统儿童诗歌的“教育性”“道德化”倾向，认为儿童诗歌中审美压倒一切，更倾向“艺术性”，由此在儿童诗歌的创作上实现了多种突破。与传统儿童诗歌注重教育功能、社会意识不同，新生代诗人的尝试更多的是以生命和人类、现代和文化为新的着眼点，带有疏离社会意识的倾向，在诗歌内部打破内容、形式的界限，更追求体验感，重视作家和儿童读者的关系，在内容上淡化传统儿童诗歌所强调的对读者的教育，这无疑提升了儿童诗歌的艺术品格。
让人欣喜的是，新时期儿童诗坛出现了一批少年诗人的身影：任寰、阎妮、黄韵真、田晓菲、刘梦娜、何娜、刘倩倩、梁芒、郭军、郁奉等，他们以诗的形式抒发心声，写自己的生活，情感真挚、贴近生活。金波曾在1986年编了一本《中小学生诗选》，入选的小作者达三十余人。这些小作者并非偶尔写诗歌，而是经常发表诗作，有的已形成影响。据不完全统计，新时期已出版过诗集的小诗人有田晓霏、任寰、白蕾、梁芒、阎妮、刘倩倩、刘梦玲等。金波认为，这种现象应该引起重视和支持。[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