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在自觉与艺术形式革新
我国古代的儿童诗有以下两种基本形式，一为活跃于民间的儿歌童谣，二为诗人创作中富于儿童情趣的作品。古代的儿童诗歌基本都是格律诗，“五四”文学革命倡导白话新诗，白话诗歌取代格律诗成为正宗，儿童诗歌受外来诗歌的影响，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出现了新的变革，呈现出完全不同于古代旧式儿童诗歌的风貌：采用白话打破文言，采用自由诗打破格律诗，引进外来诗体打破传统诗体。受外国儿童文学的影响和启示，中国的儿童诗歌很重视儿童诗歌的“现代化”和“儿童化”，语言基本采用浅显易懂的白话、使用标点符号、划分段落、诗歌人物以儿童为主、内容多取材于儿童熟悉的现实、表现手法注重适应儿童欣赏要求等。
受外来文化和文学的深刻影响，中国的儿童诗歌不仅在思想内容上有所更新，在艺术形式上也发生了深刻变化，进一步演变和更新，文学样式渐趋丰富完备。中国古代的儿童读物数量不仅稀少而且文学样式极其单调，郑振铎曾对我国古代的儿童读物进行细致的分类：“一是学则、学仪、家训以至《小学》《圣谕广训》一类的伦理书（包括《小儿语》一类的格言韵语）。二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一类的作为识字用的几本书。三是启发儿童智慧的聪明的故事，像《日记故事》一类的书。四是浅近的历史、地理以及博物的常识书，像《高厚蒙求》《名物蒙求》《史学提要》等等。五是所谓陶冶性情的诗歌，像《神童诗》《千家诗》等等。而在这些儿童读物之中，没有一部不是彻头彻尾提倡着‘顺民教育’，就像在《神童诗》《三字经》一类的书里，也还是如此。”[10]由郑振铎的归纳分析可知，中国古代儿童读物中，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文体，更别说儿童诗歌。儿童诗歌的文学样式亟待随社会变革、时代要求进行创新和改造。早期的儿童诗歌开拓者们汲取外来文学营养，借鉴学习外国文学样式，用鲁迅所说的“拿来主义”的态度和方法进行革新、创造。
大量外国儿童文学作家、儿童诗歌诗人及其作品，为中国现代儿童诗歌的创作提供了新的范式，直接影响了中国现代儿童诗歌观念、思想内容、创作手法、审美追求、文学样式的革新，深刻影响了中国儿童诗的发展和演进。
以童话诗在中国的诞生、发展为例：
中国童话诗的诞生。在这一时期，安徒生、泰戈尔、爱罗先珂、王尔德的作品不断影响着中国读者和先驱作家们。其中翻译最多、对中国儿童文学影响最大的是童话，安徒生是被中国儿童所熟悉与喜爱的外国童话作家之一。当时，安徒生的童话出现在各大报刊，甚至于当时文学研究会的机关杂志——《小说月报》也刊出了《安徒生专号》来集中介绍安徒生及其创作。沈泽民专门撰文《近代的丹麦文学》（《小说月报》1923年第14卷第18期）重点介绍了安徒生。安徒生的童话风靡一时，影响了许多作家。鲁迅曾在《〈小彼得〉序言》一文中谈到外国童话的影响力，“凡学习外国文字的，开手不久便选读童话”。一批文学家开始读童话、翻译童话、研究童话、创作童话，其中的集大成者叶圣陶就曾谈到，“我写童话，当然是受了西方的影响。‘五四’前后，格林、安徒生、王尔德的童话陆续介绍过来了”，“对这种适宜给儿童阅读的文学形式当然会注意，于是有了自己来试一试的想头”。[11]周作人、郑振铎等人也对安徒生倍加推崇，郑振铎曾在《小说月报》（第16卷第8号）卷首语中谈到，“他的伟大就在于以他的童心与诗才开辟了一个童话的天地，给文学以一个新的式样与新的瑰宝”。安徒生的童话中对奇妙幻想、张扬趣味的追求，直接冲击了文学中传统的实用主义价值观，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价值观和功能观的建构有深远的影响。1922年1月15日，《晨报副刊》的“通信”栏目发表了《童话的讨论》，文字是周作人与赵景深对于童话作家王尔德及其作品的讨论，进一步扩大了人们对童话的关注。之后，贺宜、郑振铎、巴金、陈伯吹、金近、包蕾等进行了创作实践。同时，“五四”以后我国现代童话的理论建设也迅猛发展。如周作人《童话研究》、张梓生《论童话》、赵景深《童话论集》、冯飞《童话与空想》等童话理论作品，进一步拓展了童话在中国的存在空间。初创时期的中国儿童诗歌，亟须革新文体形式，从外国童话中得到启发，在形式、思想、技巧等方面获得有效营养，将童话引入儿童诗歌，产生了新的儿童诗歌形式——童话诗。
童话诗是一种特殊的儿童诗歌，用诗的外在形式展现充满幻想、夸张色彩的童话故事，是童话和诗歌巧妙结合的产物。这种诗歌形式充满丰富而奇妙的想象，深受儿童欢迎。童话对儿童进行渗透式的心灵教育，对于儿童成长有一定意义，正如学者凯瑟琳·奥兰丝汀所言，“无论如何，比我们定义童话更重要的是童话故事如何定义我们。在童话的名义之下，或许也正因为这名义的缘故，童话故事常含有最强烈的社会化叙述手法。童话中常含有了解自我的待人处世之道的不朽规范……在认识字以前，童话故事是我们第一次接触到的语文。在长大成人离家以前，也靠童话第一次接触社会的雏形。童话教导我们阅读、书写和是非对错。在杜撰的外观底下，童话预备我们跨入真实世界的能力，并提供终生受用的功课。”[12]意大利儿童文学作家罗大里对童话的作用曾有如下观点：“童话，无论新旧，都对促进思想的成长有所帮助。童话是一切假设的居住地，可以给我们钥匙，帮助我们找到通往现实的新途径。童话可以帮助儿童了解这个世界，赋予他们估价世界的能力……”[13]20世纪20年代的童话诗发展迅速，诗歌充满童话的浓郁色彩，将童话创作的手法、审美追求等引入儿童诗歌创作，形成一种独特新颖的儿童诗歌形式。从侧面也可见，中国现代儿童诗歌在其产生和演进过程中，具有主动吸收其他文体特点的内在自觉性。
学者盛龚昌在谈及郑振铎早期的童话诗创作时曾评价说：“20世纪前期，童话诗还处在幼年时代，年轻的郑振铎有心地用诗的形式反映童话的内容，他所创作的《谁杀了知更鸟》《儿童之笛声》，就是两篇美丽的童话诗。它们分别配有10多幅画面，图文并茂，相映成辉，由于童话的助力，使诗的韵味更醇厚了。好的童话本身就是一首动人的佳诗，童话的想象世界和诗的夸张艺术往往是相通的。”[14]胡怀琛创作了大量童话诗，如《厨子和猫》《麻雀儿》《猫》《马路上的电灯》《老鼠搬家》《蟋蟀娶妇》等，大多发表在《儿童世界》杂志，极富童趣。他最著名的两首童话诗——《大人国》和《小人国》，取材于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大人国》：“门铃丁丁大门开，绿衣邮差送信来。信从哪里来？信从大人国里来。信纸方方一丈四，写了三十六个字。约我去，去游玩。算算路，多少远？飞机要走一年半。”（注：参看童话里的大人国）《小人国》：“门铃丁丁大门开，黄衣邮差送信来信从哪里来？信从小人国里来。接着信，瞧一瞧。大字还比蚂蚁小，快拿显微镜子来照。照一照，说得什么话？托我找个鸽子笼，他要到这里来过夏。”（注：参考童话里的小人国）这两首幻想奇特的童话诗，以邮差送信连通现实与想象世界，以夸张手法展现奇妙的想象，堪称佳作。另外，当时还有长诗《鸦和狼》（云六）讲述乌鸦和狼的有趣故事，《小雨点》（朱仲琴）写的是小雨点和太阳的故事，《看错了》（雍吉夫）写的是蜘蛛和小猫的故事。这些童话诗都有想象丰富、生动有趣的特点。
短短数年，儿童诗歌的各种基本文体形式均有长足发展，完成了诗歌形成的现代化自我建设。随着西欧散文的传入，中国现代儿童诗歌又逐渐产生了“儿童散文诗”，并逐渐走向成熟。在儿童散文诗方面，郭风的作品最为突出。随着“科学救国”思潮的深入人心，儿童诗歌也将科学知识吸纳到自身建设中来，产生了“科学诗”，最具有代表性的是高士其的长篇科学诗《天的进行曲》。这首长诗极具知识性，叙述了人类对天的认识过程、天的发展以及变化，介绍了宇宙、天体、地球的有关知识，同时批判了古今中外的各种陈旧认识和迷信思想，讴歌科学先驱的科学精神，彰显了诗人浓烈的个人艺术风格和鲜明的时代追求。严既澄的科学诗《地球》：“我们睡觉时，地球并不睡；他绕着太阳，向东边滚去。这边向太阳，我们正游戏；那边向太阳，我们在梦里。”这首诗用浅近的语言和儿童易于理解的方式，讲述了因地球的运转而产生的东西两个半球的昼夜差别情况。
现代儿童诗歌的发展、演进过程中，不仅在文体形式、思想内容等方面受到外来影响，在其他方面也有诸多影响。正如鲁迅所说：“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且介亭杂文·拿来主义》）它根植于中国现实之土壤，自身具有强烈的内在自觉性，对于外来文化进行拿来、选择、吸收，进而实现了自我的完善、革新与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