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诗歌的“发生”与自觉
现代儿童诗歌，是指基于“儿童的发现”、立足于“儿童本位”的现代儿童观，采用现代白话、有意识地为儿童而创作的、符合儿童审美需求的、适合儿童阅读和接受，具有现代精神、现代特质的儿童诗歌。现代儿童诗歌作为儿童文学的一个重要体裁和白话新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直接产物。正如蒋风先生所指出的：“作为严格的现代意义上的儿童诗歌，是伴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而出现的时代产物。”[14]现代儿童诗歌的诞生，经历了一个极其漫长而艰难的孕育过程。晚清时期“诗界革命”的铺垫和准备为中国现代儿童诗歌的诞生拉开了序幕，“五四”运动时期是其华丽亮相的时刻，这是黎明后的辉煌日出，它在诞生的一刻，便开始走进一个自觉、独立的历史发展时期。
“五四”文学革命总结了晚清“文学改良”运动和“诗界革命”的历史经验，在创作实践上选择以新诗为突破口，在新诗运动中，从诗歌形式的解放上入手，儿童诗歌更是如此。梁启超在他的《饮冰室诗话》中多处谈及儿童诗歌，他把儿童诗歌看作“改造国民之品质”的“精神教育之一要件”，他不仅重视儿童诗歌的作用和意义，更是身体力行的创作儿童诗歌。1902年，他以“少年中国之少年”署名发表儿童诗歌《爱国歌》两首，有力地推动了晚清儿童文学作品的发展，影响深远。但是，由于传统封建伦理思想的长期禁锢，儿童长期被遮蔽，不被发现、重视和尊重，儿童诗歌自然得不到社会应有的重视和关注。因此，作为严格的现代意义上的儿童诗歌，是伴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而产生的时代产物。辛亥革命后，封建帝制瓦解，中国走向民主共和，社会制度的变更推动了新的儿童文化的广泛建设。新政府成立教育部，民主教育家蔡元培任教育总长，进行了一系列现代化的教育改革。1912年9月2日，教育部公布《教育宗旨令》，规定教育宗旨为：“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15]这一系列变革，拉开了一个新的儿童文学自觉建设时代的序幕。
很巧合的是，1911年秋天，留学日本的周作人回到绍兴，并开始留意收集儿歌、童谣和有意识地从事儿童文学研究。1914年1月，《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第3号刊登周作人撰《儿歌之研究》；2月，《中华小说界》第1卷第2期发表周作人撰《歌谣杂话》；2月，《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第4号刊登周作人撰《征求绍兴儿歌童话启》。作者希望“以存越国土风之特色，为民俗研究、儿童教育之资材。即大人读之，如闻天籁，起怀旧之思。儿时钓游故地，风雨异时，朋侪之嬉戏，母姐之话言，犹景象宛在，颜色可亲，亦一乐也”。[16]
1913年和1914年，周作人写了数篇在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发展史上具有特殊地位的儿童诗歌理论研究文章。周作人凭借其“潜文本”的积累，从文化人类学、生物学等角度研究中国的儿童诗歌，文章一出手便达到了“五四”时期儿童文学理论界的制高点。他于1920年10月26日在北京孔德学校做的演讲——儿童的文学，被视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自觉的标志，他首倡的“儿童本位”之儿童文学观，成为当时乃至今日儿童文学的最高纲领。“以儿童为本位”的儿童文学观很快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在演讲中周作人谈到：对于儿童，应看作完全的个人，儿童作为独立的生命个体有其独立的意义与价值；反对“在诗歌里鼓吹合群，在故事里提倡爱国”这种只为政治，不顾儿童真正需求的做法；儿童有文学的需要，儿童的精神生活、文学与“原人”（原始人）相似，主要是儿歌和童话；儿歌和童话中的荒唐乖谬的思想对儿童是无害的，有益于儿童的想象；以儿童的生理和审美心理为依据，将儿童文学划分阶段，强调儿童文学的“文学性”，重视其文学价值；收集各地歌谣、故事并进行研究，强调修订古书中的材料，汲取外来营养、翻译外国著作等。1923年，周作人又在《儿童的书》一文中强调，“总之，儿童的文学只是儿童本位的，此外更没有什么标准”[17]。
儿童文学先驱和主将们对“儿歌”的关注推动了儿童诗歌的诞生。“五四”时期，儿歌和童话颇受重视。“儿童的精神生活本与原人相似，他的文学是儿歌童话，内容形式不但多与原人的文学相同，而且有许多还是原始社会的遗物，常含有野蛮或荒唐的思想。”[18]“五四”时期对儿歌的开发和研究，与当时兴起的“歌谣运动”密切相关。1918年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沈尹默、刘半农、周作人等人设立了一个歌谣征集处，在全国范围内征集民间歌谣，后发布《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1920年成立歌谣研究会，1922年创办了《歌谣》周刊。“歌谣运动”获得了极大成果，在全国范围内收录到一万三千多首民歌，其中包含大量的儿歌和童谣。歌谣征集运动为随之而来的理论研究提供了充足的原始素材，从而催生了最初对儿童诗歌的理论探讨。周作人、顾颉刚、冯国华、褚东郊等都写了研究儿歌的文章，当时比较重要的几篇论文，如周作人的《读〈童谣大观〉》（1923年3月刊《歌谣》10号）、《读〈各省童谣集〉》（1923年6月5日《晨报副刊》），冯国华的《儿歌的研究》（1923年11月《民国日报》副刊《觉悟》），褚东郊的《中国儿歌的研究》（1927年6月《小说月报》第17卷号外《中国文学研究号》），加白的《童谣的艺术价值》（1923年7月30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基本都是以搜集整理的歌谣为素材，对儿歌童谣的起源、形式、特征、作用、内容、分类、价值等诸多方面作了详尽的梳理和论述。这些文章认为，传统儿歌“思想新奇”，“音韵流利，趣味丰富”，“不仅对于练习发音非常注意，并且富有文学意味，迎合儿童心理，实在是儿童文学里不可多得的好材料”。[19]1919年《少年》半月刊不仅刊发了儿歌童谣，还刊发了数篇关于儿歌的理论研究文章：《〈中国的儿歌〉序》《〈北京的儿歌〉序》等。传统儿歌童谣的采集和研究工作，为现代儿童诗歌的诞生起到了推动作用，更催生了儿童诗歌理论的探讨。
中国现代儿童诗歌的诞生，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对儿童诗歌创作及儿童诗歌理论研究的展开，其逻辑起点并不是文学，而是“社会问题”——当时与“人的问题”一并提出来的“儿童问题”。包括儿童诗歌在内的儿童文学的自觉归根结底是儿童自身被发现的结果，只有打破旧有的儿童观，建立新的现代儿童观，儿童文学才有可能应运而生，现代儿童诗歌的自觉，亦是如此。传统儿童观随封建纲常礼教崩溃，新的儿童观重新确立，为现代儿童诗歌的自觉举行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奠基仪式。最初，随着“儿童的发现”，儿童问题被当作社会问题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所关注。白话新诗诞生之后，现代文学先驱们纷纷写现代新诗，在新诗坛中孕育喷涌出一系列具有现代儿童诗歌特质的白话新诗。这些具有现代儿童诗歌特质的新诗，大多是民间流传已久的儿歌、童谣等为儿童所喜爱的“活”的文学，也有当时的成人作者无意而为之、客观上适合儿童阅读的诗歌。这些具有现代儿童诗歌特质的新诗，主要是童谣和小诗，语言上采用白话文，浅显易懂，内容上多写儿童生活。创作这类诗歌的多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锋：周作人、胡适、刘半农等，如周作人的《小孩儿，你为什么哭》、胡适的《湖上》等。在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儿童诗歌诞生以前，这些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的“活”的诗歌、成人作者无意而为之的诗歌，为现代儿童诗歌的诞生储备了大量的营养，具有现代特质的真正意义上的儿童诗歌呼之欲出。在此基础上，有意识地为儿童而创作的“儿童诗歌”终于诞生了。
“五四”时期的中国四大副刊为《民国日报·觉悟》《京报·副刊》《晨报副刊》《时事新报·学灯》，这些刊物在当时有较大影响力。《晨报》在副刊尚未独立出来时，就对儿童文学比较重视，陆续登载各地儿歌，在出现“儿童诗”之前，胡适的《希望》、周作人的《小孩》、冰季的《我们的姐姐》等曾在《晨报》上刊登，更是连载刊发冰心一百多首小诗。《晨报》刊登的这些小诗多以儿童为中心，写儿童眼中的世界，展示儿童的生活。这是“儿童的发现”在儿歌和小诗中直接具体的体现。但从本质上，这些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儿童诗歌”。这些诗歌的作者只是因着新文化运动“儿童的发现”的需要解决社会问题，并不是“有意识”地为儿童而创作诗歌。直至1922年5月11日，《晨报副刊》发表了一首诗歌——《镜中的小友》，作者是程菀。发表这首诗时，还刊登了作者的来信：“记者先生：要想在副刊旧有各栏外暂时添加‘儿童诗’栏一次，刊我的《镜中的小友》，不知我的试作有刊登的价值吗？”《镜中的小友》——“玫瑰的花球，送与我镜中的小友。我的花球挂在左，你的花球挂在右。小友！小友！我问你，小友！为什么只许我接吻，不许我握手？”这首小诗以儿童的视角写儿童生活中常见的照镜子的情景，诙谐有趣。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儿童诗”这一名称和概念，这是现代儿童诗歌史上的重要事件。这一事件标志着诗人已经意识到儿童诗歌与成人文学是有本质区别的，诗人已经开始“有意识”地为儿童创作诗歌。作者的创作意图、创作目标、读者对象清晰明确，报刊编辑增设“儿童诗”专栏更是对这种“有意识”地为儿童创作诗歌行为的肯定。中国现代儿童诗歌在经历了漫长而艰难的孕育历程之后，终于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实现了走向自觉的历史进程——中国儿童诗歌的文学理论批评、创作，终于在清末民初先贤们筚路蓝缕艰难开荒的基础上完成了“儿童诗歌”的飞跃。这个飞跃，经历了艰难繁复的历程。从此，中国儿童诗歌走进了自觉的历史进程，儿童诗歌的自觉道路虽艰难繁复，但却一路向前。
最早从理论上认识儿童诗歌并对中国儿童诗歌的自觉做出巨大贡献的是周作人。周作人与中国现代儿童诗歌有着极深的渊源，他一生对儿童诗歌尤为热爱与执着。20世纪初他就开始对中国儿童诗歌进行搜集、整理、研究、创作。周作人1906年东渡日本，从此便和儿童诗歌结下不解之缘。他在日本俳句作家一茶（小林弥太郎）描写儿童生活的诗文中，感受到了儿童诗歌的魅力。日本的俳句是一种独特的短诗，主要描写情景，以暗示为主，简洁含蓄，意在言外。被称为“俳句界彗星”的一茶带给周作人极大震撼，他曾在《一茶的诗》一文中盛赞其诗歌。在此期间，他还大量阅读英国安得路朗的作品，对安得路朗的《儿歌之书》非常赞赏，在其晚年的文章《一点回忆》中谈道：“1906年我在日本东京得到英国安得路朗的几本关于神话的书，对于神话发生兴趣。因为神话与传说和童话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对于童话也十分注意，又因童话而牵连及于儿歌。”[20]周作人的儿童诗歌理论研究有他独特的视角，他认为儿歌的起源有两种，“或其歌词为儿童所自造，或本大人所作”[21]，而儿歌之用“无非应儿童身心发达之度，以满足其喜音多语之性而已”[22]。周作人儿歌研究的主要贡献就在于提倡儿歌为儿童服务，驳斥了歪曲儿歌的言论。周作人从多个视角来研究儿歌的起源、作用、本质等，从而确认了儿童诗歌是“儿童”的文学的本质，可谓中国儿童诗歌理论现代意义上的真正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