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发生到定型：中国古代小说发展成熟的标志
如众所知，中国古代小说至唐人传奇始见成熟。“传”即“志”也，就是记录和传述的意思；“奇”即“异”也，就是指奇闻和异事。故所谓“传奇”，实际就是对所谓奇闻异事的记录与叙述。不过，“六朝唐宋，凡小说以异名者甚众”(1)，这里这个“异”，又大多是以“异”来“语其世事特异者”(2)，所以“传奇”当然也深深植入了魏晋以来“志人”的因子，也记述奇人、异趣。
就命名而言，作为小说之一体的“传奇”，最早出现在中唐，如宋代曾慥编《类说》收录的元稹《莺莺传》（《会真记》）即称“传奇”；后来到晚唐裴铏专门作了一本小说集，名字就叫《传奇》。不过当时毕竟还只是一部作品集的名字，还不能算是真正的有关这一独特文体的一种独立认识，应该说小说文体分类的意识还没有形成。
到北宋时，陈师道在《后山诗话》中说：“范文正公为《岳阳楼记》，用对语说时景，世以为奇。尹师鲁读之，曰：‘《传奇》’体耳！”(3)这里所谓的“传奇”，尽管还是在用裴铏的《传奇》来比代指称，但已有了点“体”的意味，即看到了“传奇”差不多可算是一种小说“体式”。至南宋洪迈则云，“唐人小说，不可不熟，小小情事，凄婉欲绝，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又说，“大率唐人多工诗，虽小说戏剧，鬼物假托，莫不宛转有思致，不必颛门名家而后可称也”(4)，他这样把“唐人小说”和“诗律”一并都称为“一代之奇”的说法，包括他就“鬼物假托”等表现手法总结出了“唐人小说”之“宛转有思致”的艺术特征，对后来人们对唐“传奇”的艺术上的认识产生了积极的引导意义。所以到今天人们还说，“至晚在南宋初年，‘传奇’已经成为类名，人们约定俗成地已经用‘传奇’作为中唐以来新兴的一种小说体裁的统称”(5)。正可谓是自那以后，人们才开始逐渐用“传奇”来概称唐人小说，尤其到元代诸多人等，大抵都依此论。至明胡应麟，则有了更加明晰而系统的关于此前文体分类经验的概括：“小说家一流，又自分数种。一曰志怪：《搜神》、《述异》、《宣室》、《酉阳》之类是也。一曰传奇：《飞燕》、《太真》、《崔莺》、《霍玉》之类是也。一曰杂录……一曰丛谈……一曰辨订……一曰箴规……至于志怪、传奇，尤易出入，或一书之中，二事并载；一事之内，两端具存。”(6)到这个时候，作为中国古代小说体类之一种的“传奇”，方差不多算是真正被人们所认识并明确出来。
由此可见，“传奇”作为一种主要以记述异闻、琐语、杂事、奇趣为内容的叙事性文体，既生成于中国小说发展成熟阶段之后，又在后来作为中国古代小说的一种体类概称演化流传至今，所以今人才说传奇就是“中国古代作家（或文人）用文言创作的一种写人叙事的文学作品，相当于近现代的中、短篇小说”。(7)
也许可以这样说，中国古代的叙事文体无论是文言小说，还是白话小说，或者后来的元明清戏曲等，其实都与唐传奇的联系十分密切。“在宋元明清一千多年的实际运用中，‘传奇’一词不仅用于指称小说文体，还侵入了民间说话伎艺和戏曲文学的领地。”(8)比如宋元时期的“说话”，就是一种衍生于传奇并很受当时市民欢迎的专门化、职业化的表演技艺之一。苏轼的《东坡志林》中记载，“王彭尝云：涂巷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听古话。至说三国者，闻刘玄德败颦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畅快”(9)，可见当时“说话”为人们所喜爱的程度及其巨大的艺术感染力。
在“说话”中，从体裁类型来说，“传奇”还是小说的一类。南宋灌园耐得翁曾记道：“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搏刀赶棒，及发迹变泰之事；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说经，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讲史书，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10)这也就是鲁迅所说的，宋元以来，中国古代小说中的白话小说有一脉，即所谓“话本”，它是唐人传奇之后取代了“传奇”，但同时又包含着“传奇”因子的中国古代小说的主流，并由此进而演化出“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11)。
与“说话”同时，南宋时诸宫调中也有“传奇”，只不过是按题材类型来分别称谓的。宋吴自牧说，“说唱诸宫调，昨汴京有孔三传，编成传奇灵怪，入曲说唱”(12)，宋周密也说，传奇诸宫调有“高郎妇、黄淑卿、王双莲、袁太道”(13)。这样，诸宫调还有“说话”等一起，就都与唐人传奇有了一脉相承的意味。
最早以“传奇”称“戏曲”的，是南宋末年张炎在其《满江红》词小序中所记：“赠韫玉，传奇惟吴中子弟为第一”(14)，不过这里的“传奇”，实际上是指南曲戏文。再往后到了金元时期，“北方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戏剧，这就是‘院本’和‘杂剧’，在舞台上用歌舞形式演出人物故事，是‘作意好奇’的‘变异’之谈，时人也称之为‘传奇’”。(15)等到元钟嗣成在其所著《录鬼簿》中，对元代杂剧作家与作品的分类标题是比较明确的——“前辈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编传奇行于世者……”(16)不过其所谓“传奇”，实际就是“杂剧”。由此可见，当时的南戏与杂剧大致是可以并称为“传奇”的。徐渭的《南词叙录》中谈及南戏，时而称之为“戏文”，时而称之为杂剧。至元末明初的高则诚作《琵琶记》时，开篇便以“水调歌头”明志：“论传奇，乐人易，动人难。知音君子，这般另做眼儿看”(17)，逐渐地后人效仿者众，这类剧本便都被称为“传奇”了。
“传奇”至唐代作为成熟的小说兴盛以后，便开启了对后世文学的深刻影响之旅。比如宋人“传奇”，无疑即是唐人传奇的延续，而宋以后一分为二来演进的中国古代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两支，实际也都与唐人传奇一脉相承。像明代瞿佑等人的《剪灯新话》《剪灯余话》《觅灯因话》诸作，皆可谓效仿唐传奇而作，再像高启、马中锡、张岱、李渔等明清文人，他们的作品中传奇体的更是不少，等到冯梦龙的“三言”、凌濛初的“二拍”、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等等，则更因其中处处可见的“传奇”，而将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无论是文言小说或是白话小说，都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所以，尽管有人以为“中国小说主潮实际是由宋元话本发展起来的章回小说”(18)，但我们或许可以直接这样说：在整个中国文学的发展当中，唐人传奇既处于发生学的关键阶段，标志着中国小说及其叙事的成熟；同时又居于小说史的核心位置，对后世文学各种体类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尤其是在作为一种叙事方式以及叙事传统的意义上，“传奇”已经超越了中国古代小说发展本身，早已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各种体类、各个阶段都难以摆脱的一种叙事模式。(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