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大众传奇：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转型、消费与映像

这里之所以采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样一个相对模糊的时间概念，主要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从时间延展上看，它是以1990年前后为开端，但同时又不能把1999年前后作为研究对象的时间截止。另一方面，在当下已蔚为大观的大众文化形态在中国也是基本成形于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中期，这就使得一种延伸至今的文学形式与现实形态被包含到我们的话题之中。

进入20世纪90年代伊始，为这个特殊的时代定位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种需要，所谓的“后新时期”是其中影响较大的说法之一。但是不同于“后现代主义”等来自于思想性与文化意识的界定，“后新时期”的概念“并不是一个政治的概念，而是一个专用于中国当代文学分期的文化概念”。王宁所主张的“后新时期”概念是用来指代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创作的，这样的划分具体为：文学发展的1976—1979年被称作“前新时期”、文学发展的1979—1989年被称为“盛新时期”。他的划分依据主要是，在1976年到1979年间，文学依旧没有摆脱“文革”意识的影响，作品普遍还具有“文革”色彩；之后的思想解放大潮催生了“盛新时期”与其中的文学，在主题上以“现代性”为主，虽然政治属性依然浓重，“但它作为一个独立的自足体已完全在当代各艺术门类和思想表现领域内确定了自己应有的地位和独立品格”，这也是其文学性回归的积极一面。之后的所谓“后新时期”则是产生了与“盛新文学”的异质性，“从文学自身的运作轨迹以及文学文体内部的代码之更替来看，它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对新时期文学主旨的挑战”。这种异质性被王宁归纳为三个方面：首先是“人”的主体被大幅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对形式技巧的关注，这就带来了深层结构的缺失，“不仅反对传统的美学原则，同时也嘲弄或戏拟具有‘现代性’的美学原则……文学的反功能主义已达到了某种极致”；其次，新写实小说等创作思潮的出现代表着传统现实主义的没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对“平民意识”的妥协，“实现了精英文学和通俗文学之鸿沟的缩小”；第三，通俗文学、商业文学借助传媒力量的强势崛起，构成了一个多元的图景，使得“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进入了一个多声部的、没有主流的时代”。⁽¹⁾尽管上述观点对文学阶段的划分存在一定的争议，但其中对于文学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众多的变化的发现，是值得批评界细加探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