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对立”与“有机统一”
如众所知，“启蒙与救亡”的核心主题，自“五四”以来始终制约着现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的走向，至新中国成立后，表面上看这一主题似已转变为“为工农兵服务”的大方向，但其本质上贯穿的“为政治服务”的基本方针，仍有着基本相同的艺术要求。所以，刚刚从战争时代走过来的“红色经典”（这个“红色经典”，是包含着“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两个阶段中的“革命传奇”的，后面的阐述中不再一一注明）的思维模式和叙事套路，便沿袭了现代以来的革命文学规范，在新的革命历史阶段上，形成了与解放区文学“革命传奇”基本一致的叙事模式。因此，在“红色经典”中，在《讲话》所规范的空间里，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规划的道路上，这些以革命斗争为主要内容、以革命时代为整体背景的作品，无论是表现革命斗争历程，还是刻画革命人物形象，其“革命叙事”中所突出的，都已不再是精英知识分子意识，而是以“工农大众”的利益与意识为主题，在“革命”的意义上绝对化地强调着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正义性和革命者的英雄品格，及其革命事业的丰功伟绩，从而在政治与文学的共同选择当中，形成了十分强烈甚至极端的浪漫与理想色彩，进而直接成为一种“革命传奇”。(91)
“红色经典”最重要的叙事特征，首先体现在离奇曲折的情节模式上，或者说，这也是作为传奇叙事的“红色经典”最核心的叙事特征。以情节为结构中心是中国小说的叙事传统，传奇尤其如此，所谓的“无奇不传，无传不奇”，实际就是以离奇曲折的故事情节来吸引读者，即总是在关键位置上设置悬念和伏笔，再以奇人奇事等“奇迹”般的“突转”来推动情节，使叙事波澜起伏，曲折动人。“红色经典”就很好地继承了这一传统，尤其是它们所写的本来就是具有传奇性的革命事迹，“在激烈的革命斗争中常常出现一些出乎意料的事件、异常勇敢的人物和异常的出奇制胜的行为等等。就是当事人也往往事后吃惊，非在平常的日子里所能想象”(92)，再加以有意识的强化，通过“把几个主要人物都放在重大冲突和惊险情节中去表现，并且适度夸大了他们的行动”，所以“在这些人身上，就必然显出了传奇色彩”。(93)尤其是这些用曲折、惊险甚至离奇的故事来讲述的“革命历史”，本身也是革命浪漫主义艺术技巧的特殊表现。“它比普通的英雄传奇故事要有更多的现实性，直接来源于现实的革命斗争；其次，它又比一般的反映革命斗争的小说更富于传奇性，使革命英雄行为更理想地富于英雄色彩。”(94)
当然，作为“革命”传奇叙事的“红色经典”，情节不管有多么不同多么离奇曲折，但最终结局都是无一例外的辉煌胜利，因为这就是时代话语规范出来的“光明叙事”要求。所以，既然结局是已经完全确定的，那么其叙事的结构模式也常常是被确定的了。如果说传统“传奇”所强调和追求的是与“日常”不同的奇异性乃至个人化的体验和奇遇的话，那么“红色经典”的“革命传奇”则更多表现为宏大的历史或英雄叙事，即在“革命”背景下，群体性的共性选择往往就取代了个人化的、独立性的奇遇，或者说是把个人的社会性极端放大，个人的欲望被社会群体的需求所替代。因此，在当年“革命传奇”所形成并规范了的“大”与“小”两个叙事要素的辩证统一上，“红色经典”的革命传奇叙事与解放区文学的“革命传奇”几乎是完全一样的，也形成了一种“大”与“小”的双重叙事维度，在所谓“对立者可以共构，互殊者可以相通”的意义上，使“红色经典”的革命传奇叙事，以“大”与“小”的“对立共构”，形成了它具有整体意味的特殊叙事模式。
首先，与解放区文学的“革命传奇”一脉相承。“红色经典”的题材和内容也都是重大的革命历史题材，即这种革命的历史进程以及革命者的成长过程时间长，空间相对广阔。比如《红旗谱》，以1926年前后十年多中国农村的变化为背景，写了三代农民探索反抗道路的几十年的斗争历史；而《红日》虽是以不到一年里的三场战役为题材，但描写了人民解放军从苏北转战到鲁南的空间转移。所以“红色经典”同样因其更加深刻的历史诉求，以及典型化的英雄成长模式，始终呈现着一种“叙事”的“似真性”，故如解放区文学的革命传奇一样，也把一个完整事件或人物成长历程的叙事时间和空间设计在一个精确的“刻度”上。比如《吕梁英雄传》一开场，便交代时间起点是“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而《红日》则标明时间是从1946年深秋到1947年5月，地点就是苏北涟水、鲁南莱芜和孟良崮地区；《保卫延安》是从1947年的3月到9月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一带。其次，“红色经典”的叙事空间作为展开事件及人物关系的处所存在，也有一“大”一“小”两种空间模式。比如《林海雪原》里小分队的战斗足迹踏遍了大小兴安岭整个的林海雪原，《青春之歌》中林道静也是几次进出北平，而《铁道游击队》中的刘洪和王强，则先在鲁南山区开展斗争，后回到故乡枣庄进行游击战，不仅战斗在临枣铁路沿线，还开辟了微山湖根据地，空间的转换和流动都是比较大或比较频繁的。当然，在流动的空间形式中，这些作品还保持了一个具有某种规范性的有限空间或载体。如少剑波率领的小分队始终是小说叙事的载体，不管多么阔大的时空转换，都是始终受小分队的行动为线索制约的；如《铁道游击队》的叙事始终依托于“铁路”这一特殊载体；《红岩》中完全是以“渣滓洞”“白公馆”这样的封闭空间为载体展开革命叙事的；等等。因此，“红色经典”借大的开放空间营造出了宏大历史叙事的取向及可能，而其小的空间载体则使思想性以及典型性的表现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第三，与“传奇”叙事传统尤其是解放区文学的“革命传奇”相一致，“非聚焦型视角”也是“红色经典”的常用视角。在《林海雪原》《保卫延安》《红日》等“红色经典”中，无论战斗规模大小，或是指挥员职位高低，始终都是一个英雄的群体在起作用。此外，“革命”斗争的暴力本质，还决定了“红色经典”的“革命叙事”与解放区文学的“革命传奇”一样，有着以“大”“小”两种“敌对”力量的对比与转化为核心的“二元对立”的情节模式，同时按照已定型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要求，作为“红色经典”叙事动因的也已不是外在的情节而是内在的意识形态，因此其外在的情节模式又被内在的结构要素所决定，即“大”的革命事业决定着“小”的个人行为。文学的个人创作主体被有意消解，工农大众的生活和战斗以其广阔的生活内容和叙事要求，将文学的视角重新扩展为一种“全能”的形式。
需要强调的是，尽管我们没有在“文革小说”与“十七年文学”的意义上去区分作为“文革”的或是“十七年”的“红色经典”，尽管它们都是在演绎“二元对立”模式下的革命斗争传奇，但是作为相对极端或者绝对化了的“红色经典”，“文革小说”有着一些自身的特色和意义。比如，按照新中国成立后文学发展的基本思路，即便到了“文革”时期，革命英雄传奇创作的主体也依旧是部队文艺工作者，他们所营造的同样是一个黑白分明、正邪不两立的对立世界，呈现并不断强化着“二元对立”的艺术模式。尤其是“文革”狂热政治氛围笼罩下，人们几乎完全忽视了现实生活本身的复杂性，只相信非此即彼、非敌即我的对立关系，而当阶级斗争的假设被无限夸大之后，关于革命英雄的传奇叙事，便只讲述一种特殊的斗争故事。如从人物的设置来看，主体是正面人物的工农兵，对立的反面人物便是地、富、反、坏、右等“黑五类”分子；正面人物浓眉大眼、高大威猛、没有私欲，反面人物是贼眉鼠眼、阴险狡诈、自私贪婪；正面人物永远做好事，反面人物永远做坏事；正面人物几乎不仅不会死亡且必定取得最后胜利，反面人物从来没有好下场且最后注定要失败，两者之间没有“中间人物”，也不允许有“中间人物”。同理，“文革小说”作为政治话语表达载体，其“二元对立”艺术模式的确定，也就使其表现的首要内容得到了明确，即革命斗争。如“文革”本身即被定义为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一样，“文革”期间政治以及文学的中心话语始终是所谓“革命”和“阶级斗争”。“革命”既指战争又不仅仅指战争，而是指一切斗争、改造，而文学创作就是要承担起反映阶级斗争这一重要政治任务：“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如果不描写无产阶级居于主导地位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实际，又怎么能使人们感奋起来，同敌人作斗争，为明天作更好的战斗？”(95)
所以，如果说“文革小说”在英雄人物塑造和情节结构设计上较之“十七年文学”等更加模式化的话，那么在叙事视角以及叙事语言等方面，它也同样更加切近时代政治需求而走向宏大的叙事，并因此更深地陷入政治话语窠臼而失去了艺术个性。从整体上来看，因为所表现的内容都是宏大而复杂的阶级斗争，“文革小说”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代言人，是要把政治话语和政治理念通过简单的艺术加工传达给读者，即追求讲述历史的严肃性和表达的权威性。因此，在“三突出”等创作原则的规范之下，“文革小说”既要围绕主人公设置宏大而复杂的斗争情节，又要在这些臆造的斗争中传达某种政治理念，就面对着一种因图解政治理念而带来的文本“文学性”缺失。为了增强可读性和吸引力，大多采用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以权威者的姿态出现，随时掌控故事的进展，甚至不在故事发生的时间段内留下任何空白。就像《大刀记》里，即使是与故事并无紧密联系的时间段，作者也总是留下一句应交代的内容：“时光在战火中匆匆溜走。秋天，又一个秋天——庄户人家的黄金季节来到了。……前一段时间，大刀队根据上级的命令一直在外地作战。”(96)这种与传统说书人事事都要交代清楚的风格极相似的一丝不落的叙事特点，就是为了保证事件在其发生的时间段内没有模糊和空白，进而切实保证其叙述的可靠性。不过，“文革小说”与传统说书人的“小我”的个性化叙事不同，其叙事最突出的特点是讲求宏大叙事，主角不再是“我”，“我们”才是故事的中心。就像我们前面说过的，“文革小说”这种宏大的集体叙事还时常表现为许多作品的创作是由创作组集体合作完成的，如《虹南作战史》《三探红鱼洞》《牛田洋》《桐柏英雄》等一大批小说以及样板戏的创作等均如是。这种集体创作的后果就是完全消解掉了能体现文学丰富多彩的个人话语，取而代之以集体的“和声”即“共名”，文学的叙事成为表现官方政治话语的时代叙述。(97)表面看来，“文革小说”这种集体和声是回到中国叙事传统上去了，但其实不然，因为“文革小说”在构建革命斗争宏大叙事的过程中，一切斗争都与现实的政治背景直接关联，都是对现实社会语境的直接反映，所以“革命现实主义”在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下成为国家权力意志下的政治解读，而“革命浪漫主义”则属于“乌托邦”式的政治理想的虚构。当“文革小说”将两者结合起来时，便是在刻意设置的“复杂”阶级斗争中由集政治理念与理想品质于一身的英雄人物来完成“救世主”的角色任务。所以，“文革小说”中的革命英雄传奇，其许多通俗化的叙事语言乃至评书体风格，与解放区文学以及“十七年文学”中的“红色经典”相一致，从这一点上也就不难理解了。
(1) 柯灵：《遥寄张爱玲》，《读书》1985年第4期。
(2) 实际上这仍是一个比较接近蒋光慈那种“叙述‘革命’及以‘革命’的名义来叙述”的“革命文学”的概念，但是为了区别于二三十年代作为特指的“革命文学”，所以本文采用了这种“以革命生活为表现题材与内容”的、更广义的“革命叙事”的概念。
(3) 参见张文东、王东：《中国现代文学革命叙事的“大众化”取向》，《求索》2009年第12期。
(4) 严敦易：《水浒传的演变》，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第69页。
(5) 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13页。
(6) 参见张锦池：《〈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说话”家数考论——兼谈宋人“说话”分类问题》，《学术交流》1989年第3期。
(7) 这五种书的成书具体年代和成书先后已无从考据，只能大概断定最晚者当在元中叶前。
(8) 参见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710页。
(9) 梁启超：《告小说家》，《中华小说界》1915年第2卷第1期。
(10) 宋剑华、戴莉：《传统与现代：论革命英雄传奇对民间英雄传奇的历史演绎》，《社会科学辑刊》2002年第4期。
(11) 王一川：《中国现代卡里斯马典型——二十世纪小说人物的修辞论阐释》引言，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2) 李渔：《闲情偶寄》，《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七），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20—21页。
(13) 参见葛红兵：《现代文学叙事体系中“阶级的身体”——革命时代的身体意识形态》，《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2期。
(14) 革命传奇中的英雄人物与传统传奇中的英雄人物常有一点出身上的不同，革命英雄往往出身贫寒，备受压迫，而传统英雄则往往因其民间背景被正统化，虽也有如梁山好汉等出身市井之辈，但在流传加工的基础上，还是更多具有仿佛“天生”的英雄气质。
(15) 柯蓝：《洋铁桶的故事》，见康濯主编：《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小说编》第3卷，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第1897页。
(16) 陈登科：《杜大嫂》，见康濯主编：《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小说编》第2卷，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第812页。
(17) 尤西林：《20世纪中国“文艺大众化”思潮的现代性嬗变》，《文学评论》2005年第4期。
(18) 郑伯奇：《关于文学大众化的问题》，见《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资料》，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4页。
(19) 茅盾：《文艺大众化问题》，见《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资料》，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83页。
(20) 尤西林：《20世纪中国“文艺大众化”思潮的现代性嬗变》，《文学评论》2005年第4期。
(21)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8—850页。
(22) ［德］黑格尔：《美学》第3卷（下），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08页。
(23) ［德］黑格尔：《美学》第3卷（下），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02页。
(24)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97页。
(25) 高捷等编：《马烽 西戎研究资料》，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4页。
(26)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21页。
(27) 这是借用陈思和的一种说法，主要是用以表现一种“个人叙事”与“集体叙事（或者说是意识形态化）”的对立内涵。参见陈思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28) 宋剑华：《论左翼文学运动的人文价值观》，《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29) 朱德发：《革命现实主义文学“英雄理念”的反思与阐释》，《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30) 钱杏邨：《〈野祭〉》，《太阳月刊》1928年2月号。
(31) 茅盾：《关于“差不多”》，见《茅盾全集》第2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11页。
(32) 参见［英］凯·贝尔西：《批评的实践》，胡亚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3页。
(33) 参见张文东、王东：《中国现代文学革命叙事的“大众化”取向》，《求索》2009年第12期。
(34) 这里所说的“故事时间”更多指“事件时间”以及“生活时间”，而“叙事时间”更多指“演述时间”或“讲述时间”。
(35) 徐岱：《小说叙事学》，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82页。
(36) ［苏］米·巴赫金：《时间的形式与长篇小说中的时空关系：结论》，见吕同六主编：《20世纪小说理论经典》（下），华夏出版社1995年版，第178—179页。
(37) 华山：《鸡毛信》，见康濯主编：《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小说编》第1卷，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第502—529页。
(38) 胡亚敏：《叙事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页。
(39)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1页。
(40) 茅盾：《“革命”与“恋爱”的公式》，见《茅盾全集》第2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37—339页。
(41) 参见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
(42) 王本朝：《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43) 李洁非、杨劼：《共和国文学生产方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4页。
(44)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3页。
(45)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0页。
(46) 周扬编：《马克思主义与文艺——〈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序言》。
(47)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9—870页。
(48) 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86页。
(49) 王本朝：《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51页。
(50) 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98页。
(51) 王本朝：《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113页。
(52) 周扬：《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发言》，见《周扬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94页。
(53) 周扬：《坚决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见《周扬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4页。
(54) 《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人民日报》1967年5月29日。
(55) 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86页。
(56) 李洁非、杨劼：《共和国文学生产方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46页。
(57) 周扬：《现实主义和民主主义》，见《周扬文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26、228页。
(58) 周扬：《现实的和浪漫的》，见《周扬文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55页。
(59) 周扬：《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见《周扬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49页。
(60) 周恩来：《为总路线而奋斗的文艺工作者的任务》，《周恩来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53页。
(61) 郭沫若：《郭沫若同志答〈文艺报〉问》，《文艺报》1958年第7期。
(62) 周扬：《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63—473页。
(63) 《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文艺报》1960年第15、16期。
(64) 参见《纪念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人民日报》1972年5月23日。
(65) 谢冕、洪子诚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选（1948—1975）》，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37页。
(66) 侯金镜：《一部引人入胜的长篇小说——读〈林海雪原〉》，见《侯金镜文艺评论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06页。
(67) ［德］黑格尔：《美学》第3卷（下），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26页。
(68) ［苏］米·巴赫金：《史诗与长篇小说》，见吕同六主编：《20世纪世界小说理论经典》（上），华夏出版社1995年版，第305—306页。
(69) 参见周立波：《〈暴风骤雨〉是怎么写的？》，《东北日报》1948年5月29日。
(70) 宁宗一主编：《中国小说学通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478页。
(71) 知侠：《铁道游击队》，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版，第542页。
(72) 冯德英：《苦菜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第522页。
(73) 知侠：《铁道游击队》，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版，第531页。
(74) 冯志：《敌后武工队》，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第2页。
(75) 曲波：《林海雪原》，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520页。
(76) 曲波：《林海雪原》，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524页。
(77) 李晓磊、张文东：《革命历史的传播与认知——论“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的读者接受》，《文艺争鸣》2017年第5期。
(78)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1页。
(79) 王维玲：《走向成功之路——记成名之作〈红岩〉的诞生》．《〈红岩〉·罗广斌·中美合作所》，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215页。
(80) 董之林：《“新”英雄与“老”故事——关于五十年代革命传奇小说》，《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5期。
(81) 程光炜：《〈林海雪原〉的现代传奇与写真》，《南开学报》2003年第6期。
(82) 杨经建、郭君：《“革命”与“经典”》，《求索》2006年第3期。
(83) 杨沫：《谈谈林道静的形象》，见牛运清：《长篇小说研究专集》（中），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43页。
(84) 杨沫：《青春之歌·再版后记》，见《青春之歌》，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第643页。
(85) 李杨：《成长·政治·性——对“十七年文学”经典作品〈青春之歌〉的一种阅读方式》，《黄河》2000年第2期。
(86) 杨佩瑾：《剑》，江西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79页。
(87) 张文东：《“文革小说”：政治叙事中的英雄传奇》，《北方论丛》2014年第5期。
(88) ［英］卡莱尔：《英雄和英雄崇拜——卡莱尔讲演集》，张峰、吕霞译，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4页。
(89) 张文东：《“文革小说”：政治叙事中的英雄传奇》，《北方论丛》2014年第5期。
(90) 郭澄清：《大刀记》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535页。
(91) 参见张文东：《“文革小说”：政治叙事中的英雄传奇》，《北方论丛》2014年第5期。
(92) 王燎荧：《我的印象和感想》，《〈林海雪原〉评介》，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第31页。
(93) 何其芳：《谈“林海雪原”》，《〈林海雪原〉评介》，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第16页。
(94) 王燎荧：《我的印象和感想》，《〈林海雪原〉评介》，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第32页。
(95) 参见高信：《文学是战斗的》，《朝霞》1974年第5期。
(96) 郭澄清：《大刀记》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1307页。
(97) 张文东：《“文革小说”：政治叙事中的英雄传奇》，《北方论丛》201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