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创作到接受：具有强大影响力的中国叙事经验和传统
“传奇”所谓“志怪”或“记异”，其实就是选择一定题材加以“记述”即进行所谓“叙事”，所以无论是在中国小说的叙事传统上，还是在后来发展的戏曲传统上，“传奇”作为一种具有特殊文体特征的叙事，影响渐大之后，逐渐成为一种特殊的叙事模式。
就题材而言，留存至今可见的唐人“传奇”主要有这样几种类型：一是描写爱情故事，如《霍小玉传》《李娃传》《任氏传》《莺莺传》等；二是描写豪侠事迹，如《虬髯客传》《红线传》《聂隐娘》等；三是描写官场仕途之事，如《枕中记》《南柯太守传》等；四是描写怪诞神异之事，如《郭元振》《京都儒士》等。这些表现题材，既体现了唐传奇自身在生活现实与文学虚幻之间的特定价值；同时也形成了我们所谓传奇叙事在生活真实与艺术想象之间的特殊趣味，进而也就形成了“传奇”作为一种特殊文学叙事体类的情感特征。唐人之后的小说以及宋元以来戏曲中的“传奇”其实都如此，即都是因某种“事迹相类”而呈现了共同、共通的“情感”以及“表现”上的承袭和延展。
南宋赵彦卫曾指唐科举中的“温卷”其实为广为应用的“传奇”文体，并强调在“诗笔、议论”之外的“史才”，即是“传奇”与“史传”一脉相通的“讲故事”的叙事能力。“唐之举人，先籍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见史才、诗笔、议论……”(20)其后逐渐地，人们开始意识到唐人传奇以及整个作为叙事文学的小说与戏剧的基本的叙事特征。
胡应麟明确地对传奇小说与志怪小说做出了区分，强调作为小说一体的“传奇”，实乃有意记述奇闻异事，借以寄托思想感情，比如他说，“小说，唐人之前，纪述多虚，而藻绘可观。宋人之后，论次多实，而彩艳殊乏。”(21)然后他还指出，“古今志怪小说，率以祖《夷坚》、《齐谐》。……二书固极诙诡，第寓言为近，纪事为远。……凡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宋人所记乃多有近实者，而文采无足观”。(22)
对传奇以及传奇小说论证最为清晰而精当的当属鲁迅，他曾详尽地指出：“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婉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胡应麟云：‘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其云‘作意’，云‘幻设’者，则即意识之创造矣。此类文字，当时或为丛集，或为单篇，大率篇幅曼长，记叙委曲，时亦近于俳谐，故论者每訾其卑下，贬之曰‘传奇’，以别于韩柳辈之高文。顾世间则甚风行，文人往往有作，……实唐代特绝之作也。……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然施之藻绘，扩其波澜，故所成就乃特异，其间虽亦或托讽喻以纾牢愁，谈祸福以寓惩劝，而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意想，与昔之传鬼神明因果而外无他意者，甚异其趣矣。”(23)鲁迅在这里说明的问题主要有三点：一是说传奇小说“尚不离于搜奇记逸”，是在传统文学特别是志怪小说的基础上发展演进而成的；二是强调传奇小说乃“作意好奇”，是文人的有意识的创作；三是指明传奇小说不仅“叙述婉转，文辞华艳”且“篇幅曼长”，意想丰富，即在艺术形式上有很高的要求。进而鲁迅进一步强调，传奇小说这些“特绝”与“特异”的原因，既是叙事的原因，也是叙事的特征。鲁迅还在论及六朝小说和传奇的区别时指出：“神仙人鬼怪物，都可随便驱使；文笔是精细的、曲折的，以至于被崇尚简古者所诟病；所叙之事，也大抵具有首尾和波澜，不止一点断片的谈柄；而且作者往往故意显示着这事迹的虚构，以见他想象的才能了。”(24)故所谓“奇”，就是“奇人”“奇事”，即“异想”“奇幻”甚至“神异”，“意味着一种对于正统雅文化的经验常识系统之外的‘新异’领域的遐想或幻想”。(25)而传奇小说作为主要讲述人物故事的叙事(26)，便也从一开始就有着重情节、以记叙描写为主的叙事特点。换句话说，传奇实际上就是要以奇异的情节来动人，所以金圣叹才说，“三国者，乃古今争天下之一大奇局”，作者不过是“以文章之奇而传其事之奇”而已(27)。
还要看到的是，在唐人“有意作小说”之后，其“传奇”又开辟了另一条走向世情生活的道路。也可以说，唐人传奇在其兴盛发展中，因其“作意好奇”的目的，使中国小说自此真正开始了走向生活化、世俗化乃至言情化的历程，尤其在后来多以小人物、普通人为表现对象的“世情传奇”的意义上，其文学史意义是十分深刻的。实际上，明清戏曲中的“传奇”，其用意和寓意即都是与唐人传奇的这种“世情”的要求一脉相承的，包括晚近一些的像《金瓶梅》《红楼梦》等，也都是在言情的世俗化意义上即以“世情”与传奇相通(28)。
明谢肇淛曾借批评《金瓶梅》总结世情小说的特点：“其中朝野之政务，官私之晋接，闺闼之媟语，市里之猥谈，与夫势交利合之态，心输背笑之局，桑中濮上之期，尊罍枕席之语，驵之机械意智，粉黛之自媚争妍，狎客之从臾逢迎，奴佁之稽唇淬语，穷极境象，駴意快心。”(29)其实说来，这种世情小说的“穷极境象，駴意快心”的境界，就是通过对平常之事、普通之人的市井生活的艺术概括所形成的，而《金瓶梅》中那种因“虚实相半”而引人入胜的“面目各别，聚有自来，散有自去，读者意想不到，惟恐易尽”的情节结构，也恰是小说的独特魅力。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一百二十回中径直称自己的作品为“传奇”，说“后人见了这本传奇，亦曾题过四句，为作者缘起之言更进一竿云：‘说到辛酸事，荒唐愈可悲，由来同一梦，休笑世人痴’”，又在《红楼梦》第一回“缘起之言”中说，“致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哄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于是这又从另一个角度恰好说明了，传奇这种“真传”式叙事的取向，其实还有着“春秋笔法”的“实录”的影响。唐代刘知几的《史通》中说，“实录”就是“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是为实录”。而这种“明镜照物，妍媸毕露”的史传文学经验，其实不仅是一种叙事的技巧，也是一种人物描写的辩证法，甚至还很符合“现代小说”对于叙事的要求。这样来写人叙事，既真实而丰满，又自然而深刻，就是正如鲁迅所说的，“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30)
总结而言，“传奇”作为中国传统小说的基本模式，其叙事要素无非几点：
第一是“尽设幻语”“作意好奇”的虚构色彩。既如王圻、谢肇淛等人所讲的“虚实相半”“因虚而活”的叙事描写的特点，亦如胡应麟等人所说的“其事欲谬悠而亡根也，其名欲颠倒而亡实也”(31)，是有意识创造出来的想象世界。
第二是“无奇不传，无传不奇”(32)的情节化取向。这既是创作上的题材表现，也是文本中的叙事结构。“世情”也罢，“怪诞”也好，都是“精心剪裁出来的动人故事”。就像传奇一词在现代汉语中的解释一样，不仅指情节离奇或人物行为超越寻常的故事，还要说“以其情节多奇特、神异，故名”(33)。
第三是“游戏成文聊寓言”(34)的寓言意蕴。既是李渔所说的“传奇无实，大半皆寓言耳”(35)的寓言笔法，也是胡应麟所说的“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的艺术创造，更是像蒲松龄所说的“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36)的浪漫主义抒情方法(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