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都市景观与大众文化

经济与文化的背景对于文学而言，不仅仅是一种生成的因素，同时也是一种决定的因素。因此，如果我们要认识文学的发生与发展，特定经济文化背景即上海这个现代大都市的经济及文化要素，便是可能的依据。其实人们早就认识到了，“20世纪，上海经济成了中国经济的火车头，也成了晴雨表，新式工业、商业、金融业透过上海和全国经济结合生根。英商发现上海以前只是一个贸易场所，现在它成为一个大的制造中心；上海的民族资本，无论在数量、资本额或产值上，都占全国的一半以上。其发展迅速的金融业，更常常对全国政局有着重要的影响。……从1843年开埠，至20世纪初年，上海在几十年间，已发展成为华洋杂处、具有多元文化的近代大都市。随着经济不断发展，上海的文化事业也齐头并进，西学东渐，上海率先扮演桥头堡的角色，充当了解西方、学习西方的媒介。在近半个世纪内，上海已先后建立了一系列传播西方知识的组织，如翻译馆、学会、新式学堂、医院、出版社等，而不少以报道新知识为任的刊物也以上海为出版基地。站于吸收西方知识的前哨位置，上海又发展出独一无二的‘海派’文化，渗透于文学、戏剧，甚至生活模式里。上海被称为启蒙、开创、融会与发挥新知识的‘中国大门’或‘中国熔炉’，实在当之无愧”。⁽⁵⁾20世纪初期的上海，已经成为现代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文化、意识乃至生活方式等得以滋生的摇篮，被称为“远东第一大都会”，尤其是中西结合背景下的现代消费环境，对于“海派小说”来说，简直就是得天独厚的资源和优势。“……西方文化大量东渐，都是通过上海而辐散于全中国。所谓西方文化，包括了器物、制度与意识诸层面。它们首先进入上海，与传统文化在上海撞击。上海成了西方文化输入的窗口。所谓海派，正是在中西文化撞击并相融下的特殊产物。它不中不西，与西方有同有异，与传统亦有异有同。它是中西文化汇合的产物，是城市商业社会的产物。概而言之，‘融合进取’四字庶几近之。”⁽⁶⁾所以从一般文学研究的角度看，不论如何定义“海派”或“海派文学”，其独特的上海都市文化背景意义都是不可忽视的，因此一直以来对于“海派文学”的研究思路也是基本一致的，就像吴福辉在他《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一书所指出的一样，在“海派文化”作为一种新兴文化的不乏“开放”与“扭曲”的同时，“海派小说的佼佼者可称为东西方两种文明错落中迸发出的一点生气勃勃的奇迹”。⁽⁷⁾李今在她的《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中也以“二三十年代上海都市现代化发展的‘黄金时代’”为主要思路，通过对上海在近代以来以“租界”为起点和示范的现代化城市进程的梳理，阐发了在这种具有“建筑”意义的进程中“海派小说”所形成的独特的想象空间：“海派小说可以说是上海时髦的镜子或者速写，他们对于现代都市的理解和文化想象也是最先从这些物质的形式开始的。对于他们来说，现代都市的风景不仅仅是小说人物活动的舞台和背景，而是取得同等重要位置的小说要素，其本身即成为小说的新题材、新主题和新技巧的来源，在他们的文化活动中取得了中心的位置。”⁽⁸⁾这种研究最有成果的是李欧梵，他在《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中，重绘了一张作为“都市文化背景”的上海文化地图，并将他视为重要的诸如百货大楼、咖啡馆、舞厅、外滩建筑和“亭子间”、公园和跑马场、电影院、杂志与广告以及城市和游手好闲者等等“公共构造和空间”进行了详尽的描绘，说明了现代文学尤其是“海派文学”当年所面对并进入的实际就是“一个奇异的新世界”。⁽⁹⁾

当然，现代社会中“文学与城市之间始终有密切的联系”，同时城市也是“海派文学”乃至各种文学的城市化发生的支点，如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等人所说的，“……城市并不只是偶然会聚的地方。它们是新艺术产生的环境，知识界活动的中心，的确也是思想激烈冲突的主要地点。它们大多具有确定的人本主义作用，传统的文化艺术中心，以及艺术、学术和思想的活动场所。但它们也往往是新的环境，带有现代城市复杂而紧张的生活气息，这乃是现代意识和现代创作的深刻基础。文学和城市之间始终有密切联系。城市里有文学所必需的条件：出版商、赞助者、图书馆、博物馆、书店、剧院和刊物。这里也有激烈的文化冲突以及新的经验领域：压力，新奇事物，辩论，闲暇，金钱，人事的迅速变化，来访者的人流，多种语言的喧哗，思想和风格上活跃的交流，艺术专门化的机会”⁽¹⁰⁾。而上海的迅速崛起本身就是一个“传奇”，这个“传奇”发生的过程当中以及其后所形成的特有的“海派”文化背景，其实就是一个从物质到文化，从文学到市场，从作家到读者都被融入其中并被其所左右的极大的“传奇”性空间。因此可以说，上海这一独特的“都市文化背景”，就是一片不断制造并宣泄着现代都市生活“新感觉”的“传奇的天空”。

再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有人指出的，“沦陷区的作家大部分必须以稿费和版税为生，读者的反映对于他们而言即是生计的来源，米珠薪桂是任怎样超然的人也不可能超脱的现实”。⁽¹¹⁾如果不算上那些政治意志坚定的文学家，只是针对“大上海”的另一大批文学家而言，现实的生存意志早已占了上风。就像沈从文曾经说过的那样，“寄生于书店报馆杂志期刊”的“新感觉”一类作家，是靠着卖文为生的。包括像有“鬼才”之称“孤岛”时期留居上海的徐，其以笔耕为业其实就是一种在文学之外的自觉选择，如徐自己所说：“家庭实在是最能使人陷于平凡可怜庸俗微小的境界，它不但会将人们的视线缩短变狭，有时候似乎会使人只有一点动物的本能，一保自己的后代，留积一点过冬的粮食罢了。”⁽¹²⁾所以，徐便当仁不让地，以保障生存底线为最原始的动力推动，一举成为那个年代最耀眼的畅销书作家。“新感觉派”也好，“后期浪漫派”也罢，不管他们创作出的是怎样的一种“都市传奇”，“海派文学”与上海这一特定时空所签下的，始终都是一种商业化的契约。

对于海派文学来说至关重要的，可能是上海的都市化繁荣所带来的庞大的现代市民阶层。这个阶层关联着整个现代都市文化结构的生成，同时它也是都市文化传播体系建设的核心阶层，它既决定着现代社会结构中的主体，也决定着文化消费市场中的主体，同时当然也就决定了服务于这一阶层的报刊，以及为其低俗的趣味所左右的通俗化倾向。如吴福辉所指出的：“海派作家本质上是一种报刊作家。……因为海派须臾离不开现代文明产物之一的报刊，他们是依附于报刊为生的一群。这种依赖性，具有近代的历史背景。……海派如要以文学谋生，把小说‘卖’给报刊先行发表，或者干脆自编刊物‘推销’作品，是很自然的事。”⁽¹³⁾由此可见，大部分海派作家的必由之路，就是以报刊为工具和阵地在商业化的市场中从事创作。这也就意味着，海派作家从事创作的思想理念离不开商业化和市场化，这也是他们创作的本质之所在。可以说，从诞生伊始，海派文学便是以商品规律运行的，无论何时何地，它都只能作为大众文化的一种代表出现，同时再借助于大众媒介（当年甚至现在都主要是报刊和电影）的引导，使这类小说不可取代的第一追求始终都落在通俗化上。“大众文化是以大众媒介为手段、按商品规律运作、旨在使普通市民获得日常感性愉悦的体验过程，包括通俗诗、通俗报刊、畅销书、流行音乐、电视剧、电影和广告等形态。”⁽¹⁴⁾而根据威廉斯的见解，通俗的文化应至少包含四个维度，即“众人喜好的文化，不登大雅之堂的文化，有意迎合大众口味的文化，实际上大众自己创造的文化”⁽¹⁵⁾。由此可见，所有对通俗文化的定义都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就是将其定义为一种广泛受欢迎，或受众人喜好的文化。既然海派文学的作家们想在商业大潮中分一杯羹，受众的接受与否，对于他们便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如徐自己就说：“艺术的本质就是大众化的”⁽¹⁶⁾。

“大马路的时代和四马路的时代迥异，它已不是封建社会文化在新形势下的恶性膨胀了，是受西洋文明与中国资本主义商业的双重挤压，而生成的把社交功利、休养愉悦、文化审美熔于一炉的现代消费环境。”⁽¹⁷⁾应该说，新感觉派与通俗文化的结合，最集中的表现就是在消费主义的蔓延上。换句话说，消费主义文化是基本可以概括20世纪30年代新感觉小说的主要特征的。我们知道，当经济高度繁荣、物质产品已经能够满足人们所需时，人们所追求的另一种消费商品就变成了精神性的文化。新感觉派都市小说就是通过对以中产阶层为主的都市特定人群的生活方式具有目的性的描写，为大众读者提供一种想象中产阶层生活模式的可能和空间，由此来满足着大众读者窥视中产阶层的欲望。这些作品中所展示的生活，已经不再仅仅是与现实相对应的物质性生存，而是表达了中产阶层的物质与精神诉求相统一的一种特殊生活模式。也正是他们在小说中对这种生活模式的细致描摹，才充分刺激了大众读者的现实欲望与想象，从而使大众读者们完成的不仅是文本的消费，同时也完成了对中产阶层甚至更高阶层生活的假想性消费。

新感觉派小说的生产、运作方式具有消费社会商品生产、运作的特点，但更主要的还是作品本身所体现的消费性特点，以及由此所传达的消费文化观念及其所崇尚的消费社会原则，包括其所倡导的消费社会的生活理想。旧上海的消费、娱乐场所始终都是新感觉派都市小说故事发生的背景，作家们也是极尽所能地描写“十里洋场”的满眼繁华。也正因其背景总是设置在咖啡馆、电影院、舞厅、公园等标志着都市消费文明的载体身上，便为大众读者勾勒出了一种普通人尤其是外埠中国人不常经验、却异常向往的现代都市生活。因此，频频闪现在小说描写中的奢华生活场景所标明的便不仅仅是故事发生的地点，而是这些生活场景所附载的生活模式，借其在大众读者心目中形成一种理想化的生活想象，造成了小说的一种特殊的阅读吸引。

这种基于消费主义的商业化意识同样影响着后期浪漫派，只不过像徐这些更具有市场意识的作家，更多地把对通俗文化的理解体现为对“言情”的发展和应用上。徐的小说往往从哲学、伦理、宗教的角度去探寻爱情的本质，这就恰好符合了大众的审美需要，真正走进人们内心，使小说不再仅是政治意识形态的代言而是一种大众的通俗。无名氏也说过，“那些矫揉造作的政治小说，那些刻板的公式化作品，青年人似乎早已厌倦了，开始想呼吸一些新鲜空气，渴望从人类心灵自然流露出的艺术品，那些确能表现生命内在情感的小说。……我认为‘北极’、‘塔里’这类书，只是‘小玩意儿’，它们的成功，仅由于当时市场小说太缺少真实情感，而文字技巧又不大讲究。不少作家并不肯在艺术表现上下苦功，更不尊重读者的欣赏能力。”⁽¹⁸⁾这就不仅道出了无名氏（卜乃夫）创作《北极风情画》和《塔里的女人》等作品的成功秘诀，也揭示了他们在文学市场化过程中体会到的一种规律——“用一种新的媚俗手法来夺取广大的读者”⁽¹⁹⁾——即用曲折离奇的爱情故事、一见钟情的叙事模式等通俗文学的写作规范和叙事策略来获得大众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