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失落——文学的市场与市场化的文学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组织结构和经济体制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当代文学也在80年代中经历着与之前文学方式的急剧断裂与全新重组，而另一个重要的变化出现于大众文化在20世纪90年代的确立，文学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再度转型，呈现出多元共生的态势。文学的商品属性与娱乐功能凸显，传统意义的“纯文学”(2)作品的传播范围几乎无法超出所谓的“圈内人”之间。而曾经被边缘化的、被认为不具有文学性的诸如畅销通俗小说、商业电影、电视剧、网络文学甚至是各种形式的广告等新文学样式，逐渐占据了文学的主流位置。“可以说，文学与大众文化的影响与反影响、渗透与反渗透，已不仅仅成为当代文学发展的直接动力，也内在性地决定了这个时代大众文化的发展方向。”(3)
在这些新文学或者说是“杂文学”兴起的过程中，一个起到重要促进作用的事实是，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市场经济与城市化快速推进，都市文化更为普遍地占据着文化领域，这些都为文学的生存空间确立了市场化的特征，也改变着文学的样貌，多元化与市场化成为文学最为重要的改变，这也是思考20世纪90年代文学的重要切入点。
所谓“多元”的特征首先是新的经济体制带来的社会阶层文化的体现，由于这种分化在社会文化中也带来分层效应，曾经在计划经济时代文化的“单一”并“统一”的结构被打破，主流意识形态的“一元化”绝对优势地位被消解。第一，在新的政治、经济、文化格局之下，不同阶层与团体都获得了一定的话语权和关注度，与之相伴的是，主流之外的次生的、大众的、弱势的文化形式与利益诉求多元存在。第二，在“市场面前人人平等”的经济体制面前，原本被主流文化所统一的关于地域的、职业的、年龄的以及性别的具有差别性的文化意识也凸现出来，它们所代表的文化主张与审美意识具有明显的差别，必然会形成不同的商品化的文化形式。第三，所谓的大众文化与主流文化、精英文化的“三足鼎立”态势是多元文化的基本特征，它们之间相互分享权力话语与展开交流互渗。第四，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外来文化的影响不可忽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本土与外来的文化界限十分模糊。
不过，这种所谓的多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多元，甚至可以说，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形成了新的“一元化”即“商品化”。在快速、稳定发展格局中，市场机制几乎成为左右一切的本质性要素，所有的行为都要在市场机制中完成。对于文化来说，“文化产业”迅速而极端地兴起是重要的新变化，文化并不完全是精神活动，而是可以被投资、生产、买卖、消费的经济活动，最重要的是无关于精神价值的商业利润。无论什么形式的文化，传统的、现代的，都可用来交换，贴上标签出售，这就产生了文化是否还可称为文化的疑问，“问题也许发展到了这样一种地步：不是非商品的文化行为是否存在，而是还有多少文化行为能够不以商品意识为其唯一的意识”(4)。事实上这种说法毫不夸张，因为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看到文化被消费着，当诸如“孙悟空出生地”“西门庆故里”等商业炒作策略都成为一种地方的“官方”的文化行为时，似乎说文化具有商品性已经显得欲盖弥彰，而说文化就是商品则更是恰如其分。
在这种商品化的“一元”的背景下，文学也必须接受一种几乎全新的同时又令人颇为失望的秩序和规则。我们难以对文化与文学的商品化做出对与错的判断，因为这是一个不仅属于文化与文学的时代性的话题。“市场是社会结构和文化相互交汇的地方。整个文化的变革，特别是新生活方式的出现之所以成为可能，不但因为人的感觉方式发生了变化，而且因为社会结构本身也有所改变。”(5)
“市场化”作为一种左右一切行为的价值机制，极大地改变了作家及其作品的创作与存在方式。如果说在计划经济时代中，体制将作家规范在意识形态框架中，那么市场经济大潮袭来之后，绝大多数的作家彻底被推到体制之外，进入了市场机制的框架，进行创作的目的性都是与市场有关，而与文学性关系不甚密切，原有的体制在文学活动中作用有限，或仅是充当试水市场失败的退路。我们可以看到作协的活动依然存在，但影响力难比昔日，原本专属于作协进行体制内创作的作家们，“选择了背靠体制、面向市场的保险策略，但也有少数作家做出了‘完全奔向市场’的冒险行动。2000年以后，与新经济同步崛起的新生代作家和市场化写作达成了空前的融合，纯文学作家与大众文化作家在市场中分割着属于自己的生存空间，并进行着两个经济世界的对话。”(6)在这种趋势下，作家的成功不在于体制的奖励评介，而是资本市场的消费反映，体质内的奖金不是生计的主要来源，更重要的是版税与市场利润的分红。作家不是忐忑于体质内的评奖标准，而是消费者的审美标准。“市场经济条件下，不仅作家的文化中心地位走向衰落，而且作家的经济条件也开始大幅度下滑。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内，作家作为国家干部，是体制内‘单位’人，他们不仅享有固定的薪俸，而且还有作品发表、出版的稿酬收入，其整体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准处在‘中上’以上的水平。可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作家的工资以及从‘纯文学’刊物和出版社所能得到的稿费，与社会的其他阶层相比，不仅没有过去那样丰厚优越，而且出现了捉襟见肘的尴尬情状。面对切身的生存难题，知识分子内部出现了商业化倾向。有的作家主动放弃自己的岗位和使命，而把‘生存’放在第一位，出现了作家‘下海’的现象，更多的作家则参与一些有丰厚报酬的‘亚文学’写作，如影视剧作、纪实文学、通俗文学、广告小说等。”(7)可以说，在市场经济的时代中，作家可以摆脱，或者说必然要摆脱对体制内的意识形态的依附，而是依附于大众阅读趣味，开始向大众进行迎合与妥协，意识形态不再能绝对性地主导文学，相反，大众的意志倒是成为主导文学的最有效的力量。其中典型的如王朔，他以反文化、反理性的姿态登场，玩世不恭地去消解理性与权威，但同时他又十分理性，十分重视文化的商业性，成为中国商业化写作较早的成功者。
传媒业的剧变也参与了文学的重构，同样是伴随着市场经济，传统媒体如同文学一样面临着巨大的危机，特别是文学所依赖的书籍这一传统媒体形式，受到了报纸、电视、网络等现代传媒手段的合力围剿。曾经炙热一时的文学刊物影响力十分微弱，特别是体制改革对部分文学刊物的市场化经营决策，这就使得这些刊物要么靠“化缘”度日，要么靠“卖文”谋生，最终结果是大部分文学期刊相继停刊或改版。曾有研究对于这一现象进行过数据考察，在1993—2004年间，《漓江》《小说》《昆仑》《峨眉》等相继停刊于1998年前后，仅有《收获》《当代》《十月》《中国作家》《花城》《小说月报》等少数老牌文学期刊依然坚守纯文学阵地，其他刊物几乎都以更名、改版、扩版等方式转变为“泛文学”刊物和通俗刊物。(8)而且，媒体也在一定程度上介入甚至是干预着文学创作的发生，文学创作“不再是作家的个人创作，而是与策划、出版、评奖和流通等所有环节共谋的结果，是权力和市场的集体创造”(9)。已经身兼文字商人身份的作家面对市场的需要与图书制售环境的变化，无论如何知名，都不可能无视出版商的建议。特别是传媒业与作家合作的成功案例，如20世纪90年代“布老虎”丛书、“跨世纪文丛”、留学生小说，还有配合爱国主义教育的“红色经典”，以及以余秋雨为代表的文化散文等，都表明在消费文化的主导效力面前，文学必须要与大众元素紧密合作。
再来说在重构文学过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大众文化，它普遍被认为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大众文化的兴起是改革开放，尤其是90年代以来当代中国的一种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在经济发达地区尤其是在城市里，大众文化相当程度上已成为人们文化生活的主要消费内容。而且从大众文化的发展态势来看，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以及闲暇时间的大量增加，社会对于大众文化的需求将会有更大的增长。”(10)这种判断在今天已经成为现实，大众文化成为当前中国最为普遍存在的文化形式，影响力日益强大。一般来说，大众文化有着一些基本的特征，比如说商业性、娱乐性、世俗性、流行性等，它如同市场规律一样，成为左右文化与文学的看不见的手。文学在当下必须要成为商品，而成为商品的前提便是成功地面向大众，遵循大众文化的市场法则。其中世俗性尤为重要，大众文化本身就是一种世俗文化，这就决定了文学要把世俗生活作为创作的题材，甚至可以说是直接滑落为更有吸金能力的“媚俗”题材；就流行性而言，大众文化不会像精英文化那样追求永恒的价值，它重视“时尚”与“即兴”，而非真理的永恒，这使得文学也要做同样的追求，放弃传统文学始终孜孜以求的“道”或“理”，制造轰动，而不是探究永恒；就娱乐性来说，大众文化既然是一种来自于市民日常生活的文化，便要求文学必须具有消遣和娱乐功能，成为大众的休闲品，需要制造更多的刺激，这就使文学不再是进行教化，而是在为大众进行表演，成为某种具有消遣功能的景观，这几乎是大众文化背景下，文学最普遍的可能性。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科技始终伴随社会经济发展而不断进步，在技术层面上，中国社会已经迎来了新的传媒时代，特别是媒体与科技的结合尤为紧密，很多新技术在传媒业中得以应用。这就为文学带来了一个新的变化，即文学的书写载体与传播载体都更加多元，最显著的影响莫过于网络的出现。德国哲学家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早在1935年便曾论述过新的媒体技术对文学的影响，他指出，以平版印刷、摄影和电影为代表的新的媒介所采用的“机械复制”技术无疑会极大程度上改变文学，而这一观点置于今天也同样适用，“复制技术使复制品脱离了传统的领域。通过制造出许许多多的复制品，它以一种摹本的众多性取代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复制品能在持有者或听众的特殊环境中供人欣赏，在此，它复活了被复制出来的对象。这两种进程导致了一场传统的分崩离析，而这正与当代的危机和人类的更新相对应。这两种进程都与当前的种种大众运动密切相关。”(11)时至今日，一个已经出现的事实是，网络以及网络文学是当前文学最大的变化之一，深刻地影响着文学的写作、存在、流通、阅读、评价等等各个环节，这无疑在大众文化背景下给文学制造了一系列自己无法解决但同时也无法回避的挑战和所面对的新的可能。市场化的时代以及文学的市场化，从根本上将绝大多数的文学变成了“大众化”存在。从宏观上看，电影、电视等影像视频产业的迅速壮大，意味着属于大众文化的“读图”时代的真正到来，同时也决定了“文本”意义上的传统文学必须艰难地寻找解救自身的出路；从文学内部来看，它已经被迫改造为了一种产业化的生产模式，渴望着被消费，其消费价值维系着作品与读者之间的关系。“大众化”的读者的兴奋点和审美趣味，是作家不可忽视的创作基础。
在这样一种技术理性规范已经足够操纵我们的判断和审美的语境中，在中国颇有传统的传奇叙事作为一种文学创作方式以及大众化的叙事模式，因其叙事富于冲突性与情绪调遣功能等特征，非但在市场化的大潮中没有被削弱，反而在客观上获得了增强。满足大众读者们求新、求异的阅读心理需求在新的创作背景下成为文学的必需特征，而从素材层面上看，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使得人们获得的信息日新月异，这些都丰富了传奇得以产生的必要内容与条件。
比如，依靠“新写实小说”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精英写作中异军突起的池莉，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向一个畅销作家转型。虽然池莉与张爱玲都是在看似平常的都市生活中尝试书写都市女性的人生传奇与女性传奇，但她们在叙事方法乃至文本意蕴等方面的差别甚为明显。张爱玲是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构建“奇异的感觉”，由此表达出人生“荒凉”的“底子”，而“中性”体味则是池莉的都市生活的情感特色，富于世俗情怀。事实上，不难发现，对传奇叙事技巧的使用是当下许多媚俗的作家的共有特征，他们在现代都市的环境中，去书写那些“都市传奇”与“女性传奇”，虚构他们对于都市物质生活的想象。比如池莉的《来来往往》就是一个关于“欺骗性”情感和生存的都市传奇，“好多男人的实际人生是从有女人开始的，康伟业就是这种男人”(12)，奇异的都市情感，大起大落的奇幻人生，“少男少女的故事转成了成年人的童话，平平常常的日子有了挡不住的诱惑，女人的梦在男性的世界里做了又醒，醒了又做，男人的心在女性的柔情和激情中破了又补，补了又破……”(13)它体现的恰是大众读者最为需要的情感补偿功能。由此再回到“背景”与文学的关系上，文学的大众化与市场化就更值得思考了。因为在当下，文学被市场与大众审美决定已经成为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文学面临着本质性的动摇或是改变。在过去，特别是漫长的古典时期，文学几乎始终是作为一种艺术品而存在，也因此具有某种“精英”式的权力和地位。而在当今的大众文化语境当中，这种所谓“精英”式的文学，却陷入了尴尬之中。“当代社会文化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转向，转向的标志就是大众文化的兴起。大众文化将审美的文化转向消费的文化，将神圣的文化转向世俗的文化，将批判的文化转向娱乐的文化，将灵性的文化转向技术的文化，将传统的文化转向时尚的文化。大众文化颠覆了经典文化的观念，改变了以往的生活和文化结构。”(14)
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承认，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众文化已经成为一种强大的文化形式。检视大众文化的概念界说(15)，一个显见的事实是，文学自现代以来的“精英”式存在方式正在遭遇着强烈的挑战与消解，而民间色彩浓厚的大众文学则拥有了更为阔大的发展空间。因此，通俗化以及流行性，成为在大众文化背景下文学以及文化的现实选择，“文化从来就不是哲学性的，文化其实是讲故事。观念的东西能取得的效果是很弱的，而文化中的叙事却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和影响。”(16)作为传奇的重要功能与特征，以大众喜闻乐见的通俗形式来讲述符合大众审美趣味的“新异”故事就成为当下的大众化文学所乐于接受的写作方式，即便是某种“主流”小说创作，也通常借助传奇来获得广泛的认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们可以发现，种种现（当）代传奇小说，都被屡次改编为影视作品，包括了沈从文、张爱玲、解放区传奇以及池莉、梁凤仪、李碧华等的当代传奇，几乎都成为影视剧中的“传奇”故事；特别是张爱玲的《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和《半生缘》等一大批作品，作为传奇样本不断地被演绎，再加之李安导演的《色戒》所产生的轰动效应，让我们进一步体会到当今社会的大众消费与娱乐性本质。(17)进入新世纪以来，被搬上影视剧的“红色经典”也多是具有鲜明的传奇特征的，如《吕梁英雄传》《青春之歌》《刘胡兰》《红灯记》《敌后武工队》《烈火金刚》等，甚至掀起了经典改编的热潮。上述的文学与文化案例都在说明，图像文化已经成为当代大众文化最主要的载体，它一方面消解着精英文学的关于文学本身的“传奇”，另一方面又生产着满足大众趣味的“传奇”文学。有学者这样总结道：“精英文化以印刷文化为代表，走向哲学，而大众文化则以影视文化为代表，走向生活。”(18)事实上，在现实的都市生活当中，众多以简单而虚幻的方式满足大众消闲需求的电视综艺节目、网络视频等，其本身无疑也是一种传奇性的“流行”，是一种都市的商业与休闲生活中的“传奇”。因此，我们暂时走出“纯文学”对文学边界的限制，从大众文化性质的文本出发，去思考文学特别是传奇叙事的存在方式与存在原因，也许是一种更为可行的选择。(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