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浪漫传统的“知青传奇”
“知青文学”始终是新时期文学的记忆中最令人难忘的。一代经历“文革”的青年，在理想的张扬和炼狱般的回望中寻找并构筑着自己的精神家园，用生命的礼赞和青春的歌哭，完成了一种充满激情的“浪漫性写作”(21)。而实际上，如果不是仅仅把“知青文学”视为某种“80年代文学”的潮流，而是同时视其为文学传统的一种特殊流变，那么其浪漫主义的背后，其实还深刻地有着对中国小说传奇叙事浪漫传统的一种借取与再续。
当然，“知青文学”的概念不仅仅是在新时期文学的“现场”之中(22)。毛泽东于1968年12月22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发表后，全国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随之掀起，一代人开始了他们艰辛但不乏传奇的生命历程和文学历程。其实，“文革”期间的知青始终是有着许多文学创作的，当时上海人民出版社还曾出版过一套“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创作丛书”，(23)而1972年到1976年间，如郭先红的《征途》（1973）、张抗抗的《分界线》（1975）、王士美的《铁旋风》（1975）等一批长篇小说，也有一定影响。所以，虽然可以在新时期文学的意义上定位知青写作，但“知青文学”先在地与“文革文学”有着某种共通或共同的历史规定性，在小说的叙事上也与“文革文学”有着某种对接与延伸，甚至承袭着某种“十七年文学”的叙事策略和模式。
黄子平在谈到“十七年”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时曾指出：“‘革命’的浪漫特质在其经典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需要转换并维持在一种‘崇高’的僵硬姿式上……‘革命历史小说’以排斥‘爱情生活’来维持‘革命’的清教徒式的纯洁和崇高，对‘革命’的经典化论述最终臻于至境时，‘革命’已经僵化，‘革命’已不再浪漫。”(24)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革命”的主题和“两结合”的创作方法贯穿“十七年文学”始终，使某种“浪漫化”也贯穿于“十七年文学”被经典化成“红色经典”的过程中；二是“被革命化”始终是这种“浪漫化”的本质，进而在某种“革命模式”的规约下成为“僵硬化”。其实“文革”以及其后相当一段时间也一样，革命历史叙事在“文革”意识形态控制下也同样不是真正的浪漫，而只是一个僵硬的理想主义传声筒，所以像那种排除爱情生活来维持革命的清教徒式的纯洁的情节模式，在“文革”时代的知青小说中也同样存在。如《剑河浪》讲述上海女知青柳竹慧和“战友”葛辉在剑河公社红霞村插队落户的“斗争生活”，主人公柳竹慧在小说中便是完全被中性化了的，如果没有特意提起的“辫子”，在其形象的描绘中人们是根本无法辨别她的性别特征的。
当然，“知青”无论是作为对象还是主体，首先是寄植于“伤痕文学”思潮正式进入新时期文学的。“知青”可以说是当时最常用的“青年”“一代人”的指称，尤其是当大批知青回城并逐渐从刚回城的兴奋中冷却下来后，他们便希望“立足于现实回味旧梦”，试图从失落的青春中找回岁月的“珍贵馈赠”，并能再次成为生活的“强者”，重新写出自己激扬奋发的生命追求(25)，如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等一批北大荒知青创作即是如此。对过去的回望已不再只是发现满目疮痍或遍地荒芜，对知青岁月也不再是单一的“苦难叙述”，而是将其视为珍贵的生命体验甚至是生命的“涅槃”，更加深沉地以一种特殊的浪漫情怀去体味那种“出奇的艰苦，出奇的悲壮，出奇的崇高”(26)，进而使知青们的“英雄悲歌”有了鲜明的浪漫传奇色彩。
实际上，在带有“伤痕”的“英雄悲歌”潮流之外，知青心态及其写作中还有回忆乡村生活的“美好”的，是“知青文学”的另一源起。郭小东在1983年初总结当时知青创作时便认为，知青小说这一时期的主题已经“在物质和精神废墟上重建生活的信仰，寻找新路”，与此前的伤痕型相比，“知青小说发展到现阶段，呈现了一种成熟的状态”(27)。换句话说，当在物质的城市已经无法找到心中的理想时，知青们再次回到那个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也许还可以实现某种精神的重建。所以，尽管这种美好回忆的描写在当时甚至遭到所谓“太浪漫，太理想化”(28)的质疑，却揭示了知青们面向现实境遇的复杂心态。由此，“归乡”便在激扬奋进与艰难困苦的精神与物质的交织之中，作为“想象性”解决方式，不仅成为知青作家的文学预案之一，也直接生成了不乏浪漫想象和美好记忆的“乡土书写”。如在1983—1984年之后，以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插队的故事》和张承志的草原系列小说为代表，知青对当年那块乡土的深情回望和眷恋都得到了更多展示，对乡土风情的赞美和浪漫化的描绘，使这类小说具有了浪漫传奇的品格。
如吉利恩·比尔所言，即便是在小说“现代化”的意义上：“所有优秀的小说都必须带有传奇的一些特质……就最普遍和持久的层次而言，也许这样理解现实主义小说更为准确，它是传奇的变种而不是取代了传奇。”(29)因此，“知青小说”本质上的浪漫性，在它有着强烈现实主义旨归的起源语境中，便生成了现实主义与传奇双向、同归的现象。首先，“知青传奇”的关系结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特殊对应。与那些现实人生和冒险传奇所不同，知青作家们浪漫化的回归或归乡，大多是回首往昔品味岁月的遗赠，因为当年他们响应号召“上山下乡”，就是要在实在的土地上演绎“神奇”的故事，但同时他们又无奈地演绎了“离开—归来”的鲁迅式的知识分子归乡模式，所以这两种内在规定性复杂地交融在一起，即形成了“知青传奇”独特的人与自然交流模式。
就“知青小说”而言，因为当年远离城市、现在回城或在城市之中回望乡村，本身的时空结构便有传奇因子，再加上当时下的乡多是老少边穷地区，于是知青眼中乃至心中的大自然，便首先有着异乡异俗乃至诡秘神奇的风韵。因此在人与自然所构成的特殊关系中，无论是辽阔的大草原，还是原始的北大荒，都是一种独特的传奇叙事。像《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就是将情节设置于离奇诡异的地理环境之中，赋予自然以人的生命律动，追求“人化的自然”，并以此结构出一种艺术象征：“鬼沼”无情地吞噬了知青的生命，成为知青们的理想和热情的考验，而“土地”则无疑成了知青们那段艰难岁月的象征，所以从“满盖荒原”的遗骸中挖出的，便是一种为理想主义而献身的精神力量。
张承志的“知青小说”草原系列也以“人化的自然”为传奇的叙事载体，笔下的那片片草海甚至整个草原，都在神秘的传说当中被“长调牧歌”笼罩，“草原如同注入了血液，万物都有了新的内容”，不过自然之于人，并不是对立状态的存在，而是可以依恋和归融的大地母亲。再如孔捷生的“知青小说”虽以“伤痕”命名，但并不只是简单的控诉和失落，“一次次死难都更新了涵义”，每一位知青“都得到了超生”（《大林莽》）；而张曼菱等女作家则陶醉于明丽背景下的异族异乡，产生“田野上的风吹着我的后颈，像一块轻柔的绸子，轻轻地抚弄着我”的感觉（《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当然，这些人与自然的传奇叙事，并不仅仅构成了“知青小说”中浪漫的故事背景，其实同时也在预示着一个深刻的问题：“这是一个只可想象而不可实现的乌托邦。但作为虚设的情感家园，在情怀上与之保持联系，又可能有效地抑制城市现代病的无限蔓延，文学终要为人类守护一片想象的净土，提供一块宁静的空间，这也是乡村乌托邦不经意中的一个收获。它不可兑现，它的功用仅止于对精神焦虑的一种拯救、抚慰和疗治。”(30)
“英雄”与“归去”是生成“知青传奇”的另一个重要关系结构。“知青小说”很多是在人化自然的背景下传达某种乌托邦信念，植入了具有崇高感的英雄姿态，都对“屯垦戍边”“大有作为”充满信仰，所以他们的叙述视角较为暧昧，以第三人称落笔却有着第一人称的抒情性与宣泄之感，带着为时代立言的使命感，借作品主人公形象来表达自我并为时代人物“树立丰碑”。因此，当年下乡时的披荆斩棘也好，如今回城后的挣扎奋斗也罢，文本中始终要凸显出来的，总是一个超越时代的成熟的英雄传奇故事。如赵园所指出的，在创作中他们所使用的就是一个与时代复杂交织的话语系统，“知青式的英雄主义正是借诸‘时期性话语’表达的。阅读中你首先注意到的，也是这种英雄主义的话语形式，比如‘占领’、‘征服’之类流行语词。它们被用以表达‘革命时代’最激动人心的渴望，最崇高神圣、最革命化的情欲，其间弥漫着准战争状态的气氛。”(31)不过，知青作家使用“时期性话语”并不是在反省，其英雄传奇也不是一种形式反讽，而是有着创作主体的充分融入和投射。因此，知青传奇中的“英雄形象”如裴晓云（梁晓声《今夜有暴风雪》）、李晓燕（梁晓声《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易杰（孔捷生《南方的岸》）甚至是王一生（阿城《棋王》），一个个的“我”几乎都有传奇性的“征服”的一面。
如前所述，20世纪中国小说一直以来的“革命传奇”叙事传统先在地成为一批成长于“红色经典”文学背景下的知青作家们深深的烙印，成为他们最直接的阅读经验，而“革命传奇”的种种要素和欲求，后来也成为这些知青作家不仅面对而且认同的要素和欲求，然后再通过非政治的运作，以大众传奇作为载体获得了读者阅读的合法性。除此之外，知青一代的主要教育背景也是“浪漫乌托邦”式的教育，比如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相当长时期里，从毛泽东的革命浪漫主义诗词，到整个青少年时期的革命话语，都对知青一代的文学观念以及创作思想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在经历了“伤痕”“反思”“寻根”的洗礼后，与革命有关的传奇叙事的经验和资源被悄然保留下来，虽然也被包裹上了另外一层“浪漫”的外衣。所以既是“知青小说”倡导者同时也是知青作家之一的郭小东，才在对知青文学的最初的界定与分析中始终强调这一点：“如果说现实生活中的知青回归（包括行动、试探和情绪），是出于不可抗拒的命运的召唤，那么知青文学中的回归正表达了文学主潮崇高的现实使命和革命理想主义色彩的有机结合——革命现实主义，比较曲折地反映了这一代从患难幻灭中重新站立起来的青年们追求理想之高远与艰难，从这一点上看，回归就与当初坚持扎根的知青们殊途同归了”。(32)这种亲历者的直接总结，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研究思路，即新时期之前的和之后的“知青小说”间的内在关联性是必然存在的。而在我们看来，这种关联性的“底子”恰恰就是传奇叙事的内在机理：一方面，这些知青创作抽离了政治意识形态，将那种“向死而生”的英雄转化成积极向上的生活奋斗者形象，使其成为在回城岁月中努力追求成功的精神符号；而另一方面，那种被誉为乡村寄托的回归与“文革”时期的青春奋斗传奇同样具有相似性，即精神家园的书写同样是一个回望或者回忆中的传奇情结。(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