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的文章——特定语境与特殊选择
傅雷说张爱玲：“在这样一个低气压的时代，水土特别不相宜的地方，谁也不存什么幻想，期待文艺园地里有奇花异卉探出头来。然而天下比较重要的事故，往往在你冷不防的时候出现。”(108)确实，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的上海，是“丧失主体的都市”，时代正处在“梦魇”般生死未卜的暧昧纠缠之中，张爱玲这样“太突兀，太像奇迹”地出现在“荒凉”的上海文坛，又在几十年后以其特殊的“传奇叙事”重新在中国文坛占据特殊的地位。所以，柯灵把张爱玲的出现归结为一种时代的特殊：“我扳着指头算来算去，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日本侵略者和汪精卫政权把新文学的传统一刀切断了，只要不反对他们，有点文学艺术粉饰太平，求之不得，给他们什么，当然是毫不计较的。天高皇帝远，这就给张爱玲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109)这是很有道理的。但在张爱玲的“传奇叙事”的意义上，或许还应有更加深刻的合理解释。
从张爱玲的个体生存体验来看，她家族背景显赫，有新潮而又冷漠的母亲和遗少般的父亲但却没有父母的爱，也从没有真正意义的家。童年记忆里的家是和父亲一起“沉下去，沉下去”的“怪异的世界”，“楼板上的蓝色的月光”是“那静静的杀机”。母亲所谓西方文明的教育是“一个失败的经验”，当“罗曼蒂克”的“爱”被毁灭之后，她便“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了，被裁判着像一切的惶惑的未成年的人，困于过度的自夸与自鄙”。(110)尤其是在香港经历的战争痛苦，她更深切感受到了“烬余”的文明那种“无牵无挂的虚空与绝望”(111)。于是对“生命”的感受是“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112)，对“时代”的感受则是“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113)，“人是生活在一个时代里的，可是这时代却在影子似的沉没下去”(114)。她在现实的世界里看到的只是“什么都完了”的“虚空与绝望”。宋家宏认为张爱玲的创作心态是一种“失落者”的心态，被沉落的家族所“裹挟着一起失落于时代”，战争的阴影把她和所有的人笼罩在一个“也许注定要被打翻的”角落里，“决定了她对人性的悲观，对历史文明发展的悲观，也就是她精神上的悲观气质”。因此她只是“冷冷地告诉人们：人间无爱，至多有一层温情的面纱”，正是这种主观的情绪基调和客观上的战乱岁月投影在心理上，使她的传奇有了弥漫的“荒凉”。(115)这种“失落者”心态分析是有理由的。而当我们把这种对于“孤立的个人的专注”，扩大到整个沦陷时期的上海时，便可以看到上海人已经在“政治、经济、文化、精神方面都陷入更加绝望的境地……”，“使早已变得暧昧的身份，如今愈加不确定”。(116)这当然又是一种弥漫了整个社会和时代的“失落者”心态了！
于是，天才与敏感的张爱玲，其个体“失落”的心态与整体“失落”的心态相契合，把琐细的趣味、现世的快乐和平凡的人情物理一起幻化成“乱世”的人在“失落”的时代里的“平凡”的热情，使得“普通人的平凡人生”在“传奇”意义上可以走进一个特殊的时代“阅读”。同时，张爱玲的“出名”情结也来自于这种“失落者”的心态，甚至还在“更广大”的“乱世之感”中充分地得以扩张，使她在这个情结中急匆匆地走上上海的文坛。第一本小说集《传奇》出版后四天便销售一空，旋即再版，在《传奇》再版序中，张爱玲便掩饰不住自己心头的喜悦和对于出名的热切盼望了：“呵，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最初在校刊上登两篇文章，也是发了疯似的高兴着，自己读了一遍又一遍，每一次都像是第一次见到。就现在已经没有那么容易兴奋了。所以更加要催，快，快，迟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117)只不过是她在“出名”的喜悦中也依旧无法摆脱那种“骨子里”的“悲观”，“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118)这种宿命般的彻悟之感，包含了强烈的“自我”在“惘惘的威胁”中的迫不及待，它既来自于对“时代”的了解，也来自于对整个文明的认识。因此说，这就是张爱玲的一种特殊的时间观念、独特的价值观念、深刻的生存体验。也正因这种体验，张爱玲才有了因“作家的第二视力”所发现的“常”与“非常”的对立统一：“当人们的第一视力看到‘文明’时，她却看到‘荒原’；当人们看到情感的可能时，她却看到不可能；而当人们看到不可能时，她却看到可能。……张爱玲的作品具有很浓的苍凉感，而其苍凉的内涵又很独特，其独特的意义就是对于文明和人性的悲观。”(119)当然，也正是张爱玲的这种“超越空间（都市）和超越时间（历史）”的“哲学家”特点，才使得她的传奇叙事有了特殊的传奇的命运。
普通人的家庭生活和爱情故事是张爱玲传奇的主题，如果说“失落者”心态是她如此选择的主观因素的话，那么客观因素，则并不是柯灵所说的“毫不计较”的时代的“宽松”，而恰好相反，是来自于时代的“严酷”，即沦陷区时上海文坛的“高压”及其所造成的“荒凉”。(120)
当年《杂志》的“再度复刊的话”中曾写道：“在如此这般窒息与庞乱的氛围中，许多的声音都在喧嚣，我们还有若干不甘缄默的人。”而1943年10月，女作家苏青创刊《天地》月刊时也曾特别提醒大家注意严格的检查制度，说：“只要检查处可以通过的话，便无不可说。”所以在一个“封锁”的时期，几乎所有的文章“都使人感觉到那个时代所特有的‘疏离’气氛”。(121)在这种“疏离”的气氛中，“沦陷区的文字的主要功能从‘国家、政治’这一形而上的话语转移到民生、民食等形而下的话语”，等到张爱玲这里，作家们普遍关注的都只是“饮食男女”而已(122)。因此可以说，在这样一个时代与人生纠缠不清的特殊的文学环境中，张爱玲已根本无法定位自己和自己的作品，她所急于确立和突出的自己的文化立场和文学个性，便在其具有浓厚个人主义的心态的驱使下，走向了与“国家、政治”距离较大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对张爱玲而言，“五四”以来的主流文学传统，显然是一个“影响的焦虑”。所以她曾在一篇散文中借谈音乐谈到了“五四”运动的影响：“大规模的交响乐自然又不同，那是浩浩荡荡五四运动一般地冲了来，把每个人的声音都变成了它的声音，前后左右呼啸嘁嚓的都是自己的声音，人一开口就震惊于自己的声音的深宏远大；又像在初睡醒的时候听见人向你说话，不大知道是自己说的还是人家说的，感到模糊的恐怖。”(123)柯灵在这一点上是对的，张爱玲恰好赶上了“深宏远大”的声音遭到抑制而停歇的时机，于是她“大显身手”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这个声音就是张爱玲自己的传奇叙事。尤其是她与海派、新感觉派以及鸳鸯蝴蝶派有着一种共同的对市场的自觉意识，即在回避“五四”话语的同时，选取“传奇”作为书名并将其结构为叙事模式。她作为一个自觉地迎合大众阅读趣味的作家，对自己的文学要求并不高，像具有“消遣文学观”性质的“轻松”“有意思”等定位，她也没觉得不妥。“我的作品，旧派的人看了觉得还轻松，可是嫌它不够舒服。新派的人看了觉得还有些意思，可是嫌它不够严肃。但我只能做到这样，而且自信也并非折中派。我只求自己能够写得真实些。”(124)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张爱玲是能够把自己与传统的文人做出清醒区分的：“从前的文人是靠着统治阶级吃饭的，现在情形略有不同，我很高兴我的衣食父母不是‘帝王家’而是买杂志的大众。”(125)所以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她的传奇在“新”与“旧”的意义上，是在雅俗共赏的角度上，形成了“旧小说情调与现代趣味的统一”，“我喜欢素朴，可是我只能从描写现代人的机智与装饰中去衬出人生的素朴的底子。……我不把虚伪与真实写成强烈的对照，却是用参差的对照的手法写出现代人的虚伪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素朴……”(126)这就已经不再是“浮华”与“素朴”、“真实”与“虚伪”的隐喻与象征，而是一种近乎高尚的让“作品成为永生的”写作理念。也正是在这种理念的支配下，张爱玲才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的叙事道路，在“常”与“非常”的“对立共构”的叙事模式之中，创造了一种新的“传奇”，并借此给了人们无尽的“苍凉”的启示。
(1) 哈丽特·萨琼特：《上海》，转引自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2) 参见吴福辉：《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4—82页。
(3) 李今：《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4) 唐振常：《近代上海探索录》，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版，第138页。
(5) 唐振常主编：《近代上海繁华录》，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14—15页。
(6) 唐振常主编：《近代上海繁华录》，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256页。
(7) 吴福辉：《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3页。
(8) 李今：《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1页。
(9) 参见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0) 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现代主义的城市》，见［英］马·布雷德伯里：《现代主义》，［英］詹·麦克法兰编，胡家峦等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76页。
(11) 范智红：《世变缘常——四十年代小说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8页。
(12) 徐
：《一家·后记》，转引自《杨义文存（第二卷）·中国现代小说史（下）》，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57页。
(13) 吴福辉：《作为文学（商品）生产的海派期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4年第1期。
(14) 王一川：《大众文化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8页。
(15) 参见［英］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356页。
(16) 转引自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18页。
(17) 吴福辉：《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4页。
(18) 无名氏：《我心荡漾》，江苏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35页。
(19) 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下），香港昭明出版社1978年版，第103页。
(20) ［英］爱·摩·福斯特：《小说面面观》，苏炳文译，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20—21页。
(21) 李今：《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03页。
(22) 吴福辉：《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6页。
(23) 吴福辉：《海派的文化位置及与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之关系》，《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24) 《朱自清全集》第3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50页。
(25) 参见曹聚仁：《上海春秋·跑马厅今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397页。
(26) 李今：《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8页。
(27) 张爱玲：《茉莉香片》，见《张爱玲文集》第1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49页。
(28) 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修订版），毛尖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38页。
(29) 吴福辉：《海派的文化位置及与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之关系》，《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30) 张文东：《论“新感觉派”小说的传奇叙事》，《求索》2008年第12期。
(31) 穆时英：《公墓·自序》，见《穆时英小说全集（下）·附录》，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718—719页。
(32) 转引自潘亚暾、汪义生：《徐
简论》，见《台湾香港与海外华人文学论文选》，海峡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202页。
(33) 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下），香港昭明出版社1978年版，第103页。
(34) ［英］吉利恩·比尔：《传奇》，肖遥、邹孜彦译，昆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66页。
(35) 穆时英：《上海的狐步舞》，见《穆时英小说全集》（上），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71页。
(36) 无名氏：《无名氏集：沉思琐语》，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6年版，第135页。
(37) 钱理群：《〈北极风情画〉、〈塔里的女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0年第1期。
(38) 杨义：《京派海派综论》（图志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9页。
(39) 鲁迅：《集外集拾遗·〈十二个〉后记》，见《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11页。
(40) 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2—203页。
(41) （明）吉衣主人：《隋史遗文·序》。
(42) 参见吴福辉：《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3页。
(43) 沈从文：《论穆时英》，见《沈从文文集》第11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03页。
(44) 程光炜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2页。
(45) （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辨骚》。
(46) 参见张文东：《论“新感觉派”小说的传奇叙事》，《求索》2008年第12期。
(47) 这是李欧梵的说法，其实是将现代艺术家本身在作品主人公的意义上视为一种“漫游者”以及“窥视者”的存在。参见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3—50页。
(48) 杨义：《京派海派综论》（图志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1页。
(49) 无名氏：《塔里的女人》，见《无名氏代表作》，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160—161页。
(50) 沈从文：《论穆时英》，见《沈从文文集》第11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01—204页。
(51) 参见楼适夷：《施蛰存的新感觉主义》，《文艺新闻》1931年第33期。
(52) 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2页。
(53) 徐
：《〈风萧萧〉后记》，后收入《风萧萧》，怀正文化社1946年版。
(54) 罗成琰：《现代中国的浪漫文学思潮》，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90页。
(55) 什克洛夫斯基：《作为技巧的艺术》，转引自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5页。
(56) 朱光潜：《谈美》，见《朱光潜美学文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457页。
(57) 徐
：《照相的美与真》，见《徐
全集》第10卷，台北正中书局1967年版，第229页。
(58) 《巴赫金全集》第3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74—275页。
(59) ［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78页。
(60) 转引自戴清：《历史与叙事》，学苑出版社2002年版，第41页。
(61) 张爱玲：《〈红楼梦魇〉自序》，见《张爱玲文集》第4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329页。
(62) 《女作家聚谈会》，原载《杂志》第13卷第1期，转引自金宏达主编：《昨夜月色：回望张爱玲》，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94—95页。
(63) 张新颖：《20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修订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0页。
(64) 张爱玲：《到底是上海人》，见《张爱玲文集》第4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9页。
(65) 张爱玲：《自己的文章》，见《张爱玲文集》第4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77页。
(66) 张爱玲：《到底是上海人》，见《张爱玲文集》第4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0页。
(67) 张爱玲：《国语本〈海上花〉译后记》，见《张爱玲文集》第4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356页。
(68) 张爱玲：《论写作》，见《张爱玲文集》第4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82页。
(69) 艾晓明从作品篇名《倾城之恋》所暗示的“非凡的爱情传奇”并没有发生这一角度入手，称其是一部“张爱玲版本的‘娜拉走后怎样’”的“反传奇的故事”，认为“张爱玲用这样一个故事对‘倾城之恋’的阐释，不能不说是对古往今来男性文本建构的爱情神话的嘲讽”。这种分析充分意识到了张爱玲在文本意义上的“冷嘲的、反讽的态度”，但却没有意识到这恰好是张爱玲的“传奇”叙事的一个构成质素，因而没有在叙事层面上给予张爱玲的传奇以更有说服力的反证。见艾晓明：《反传奇——重读张爱玲〈倾城之恋〉》，《学术研究》1996年第9期。
(70) 以是否“传奇”为标准，戴清把《传奇》中的作品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带有传奇因素的作品，如《金锁记》《沉香屑——第一炉香》《茉莉香片》等名篇，以及《沉香屑——第二炉香》《心经》《色戒》等作品；第二类是以表面上传奇的故事套子来解构古典传奇，可以称之为‘反传奇’。比如《倾城之恋》反写‘倾城’佳人的命运、《封锁》反写‘一见钟情’、《红玫瑰与白玫瑰》反写爱情的热烈纯洁，《霸王别姬》反写英雄美人的悲剧等；第三类则根本就不是什么传奇，甚至也不包含传奇的任何因子，倒接近鲁迅所说的‘几乎无事的悲哀’，可以用‘非传奇’概括它们。比如《桂花蒸 阿小悲秋》写女佣和洋主人之间并无浪漫的日常琐事；《等》写几个待诊的太太间的闲谈，虽然不无悲凉，但也只是普通人家常的哀乐”。因此，写了所谓的“反传奇”或“非传奇”，才是张爱玲的更大的“艺术贡献”，也“正是这位超越了以往海派作家的女才子的高明之处”。这种分析虽然并没有过分限制论者对张爱玲的传奇世界做出有意义的解读，但显然还是没有真正把握到问题的实质。见戴清：《历史与叙事》，学苑出版社2002年版，第46页。
(71) 李今分析张爱玲对“爱情神话”“男性神话”和“女性神话”的消解时也说：张爱玲“站在‘俗人’的立场为任何理想的神话形态增添上世俗的内容，为任何人生的传奇涂上平实的色彩，从而消解其绝对性、纯粹性和高尚性”。认为张爱玲的传奇实际上是一种对传奇的消解。这种分析在意识形态上的价值是充分的，但是在理解张爱玲的传奇的叙事意义时，则显得先入为主，也可算作是一种误读。李今：《张爱玲的文化品格》，《香港作家》1998年第3期。
(72) 张爱玲：《自己的文章》，见《张爱玲文集》第4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72页。
(73) 张爱玲：《谈女人》，见《张爱玲文集》第4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70页。
(74) 张爱玲：《我看苏青》，见《张爱玲文集》第4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28页。
(75) 张爱玲：《自己的文章》，见《张爱玲文集》第4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73—174页。
(76) 张爱玲：《自己的文章》，见《张爱玲文集》第4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74页。
(77) 张爱玲：《中国人的宗教》，见《张爱玲文集》第4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11页。
(78) 张爱玲：《有几句话同读者说》，见《张爱玲文集》第4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59页。
(79) 孟悦：《中国文学“现代性”与张爱玲》，见王晓明主编：《批评空间的开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348页。
(80) 参见张文东：《隐喻·主题·记忆——论张爱玲小说的政治叙事》，《中国文学研究》2011年第1期。
(81) 刘锋杰：《想像张爱玲——关于张爱玲的阅读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89页。
(82) 张文东、王东：《“滚滚红尘”中的“新传奇”——论张爱玲的“传奇”理念》，《社会科学战线》2007年第1期。
(83) 米克·巴尔的“素材”与通常的“故事”相对应，“故事”则与通常的“情节”相对应，我在本文中使用其情节（suzjet）和故事（fabula）的说法，即“故事”指的是作品叙述中按实际时间顺序排列的事件，而“情节”则指对这些素材加以创造性的变形——故事时间和叙事时间也接近此义。参见米克·巴尔：《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84) 米克·巴尔是把对于时间的分析放在素材（即我们所说的故事）的分析中来进行的。参见米克·巴尔：《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9页。
(85) 张爱玲：《倾城之恋》，见《张爱玲文集》第2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48页。
(86) 艾晓明：《反传奇——重读张爱玲〈倾城之恋〉》，《学术研究》1996年第9期。
(87) 张爱玲：《自己的文章》，见《张爱玲文集》第4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74页。
(88) 张爱玲：《倾城之恋》，见《张爱玲文集》第2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53、54页。
(89) 张爱玲：《金锁记》，见《张爱玲文集》第2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05页。
(90) 张爱玲：《金锁记》，见《张爱玲文集》第2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05页。
(91) ［美］伊恩·P．瓦特：《小说的兴起》，高原、董红钧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215页。
(92) 鲁迅：《几乎无事的悲剧》，见《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83页。
(93) 张爱玲：《自己的文章》，见《张爱玲文集》第4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75页。
(94) 张文东、王东：《论张爱玲〈传奇〉之叙事模式》，《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10期。
(95) 张爱玲：《封锁》，见《张爱玲文集》第1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97页。
(96) 张文东、王东：《论张爱玲〈传奇〉之叙事模式》，《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10期。
(97) ［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48页。
(98) 傅雷（迅雨）：《论张爱玲的小说》，《万象》月刊1944年5月第3卷第11期。
(99) ［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48页。
(100) 张爱玲：《沉香屑 第一炉香》，见《张爱玲文集》第2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101) 张爱玲：《沉香屑 第一炉香》，见《张爱玲文集》第2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
(102)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唐之传奇文（上）》，见《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3页。
(103)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0—95页。
(104) ［苏］谢·安东诺夫：《短篇小说写作技巧》，白春仁等译，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113页。
(105) 张文东：《常与非常——张爱玲〈传奇〉叙事之结构模式》，《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6期，第39页。
(106) 张爱玲：《沉香屑 第一炉香》，见《张爱玲文集》第2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8页。
(107) 高恒文：《论〈传奇〉与〈红楼梦〉的叙述艺术》，《红楼梦学刊》1999年第1期。
(108) 傅雷（迅雨）：《论张爱玲的小说》，《万象》月刊1944年5月第3卷第11期。
(109) 柯灵：《遥寄张爱玲》，《读书》1985年第4期。
(110) 本段关于张爱玲的童年生活所引资料均见张爱玲《私语》，见《张爱玲文集》第4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99—110页。
(111) 张爱玲：《烬余录》，见《张爱玲文集》第4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57页。
(112) 张爱玲：《天才梦》，见《张爱玲文集》第4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8页。
(113) 张爱玲：《〈传奇〉再版序》，见《张爱玲文集》第4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35页。
(114) 张爱玲：《自己的文章》，见《张爱玲文集》第4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74页。
(115) 宋家宏：《张爱玲的“失落者”心态及创作》，《文学评论》1988年第1期。
(116) 邵迎建：《〈传奇〉文学与流言人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6页。
(117) 张爱玲：《〈传奇〉再版序》，见《张爱玲文集》第4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35页。
(118) 张爱玲：《〈传奇〉再版序》，见《张爱玲文集》第4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35页。
(119) 参见刘再复：《评张爱玲的小说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李陀、陈燕谷编：《视界》第7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78页。
(120) 参见张文东：《“自己的文章”的背后——张爱玲〈传奇〉的政治叙事》，《文艺争鸣》2010年第13期。
(121) 此处所引有关《杂志》与《天地》资料均见邵迎建《传奇文学与流言人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0—13页。另，《杂志》是张爱玲小说的主要发表刊物，《天地》则是她散文的阵地。
(122) 邵迎建：《传奇文学与流言人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5—19页。
(123) 张爱玲：《谈音乐》，见《张爱玲文集》第4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64—165页。
(124) 张爱玲：《自己的文章》，见《张爱玲文集》第4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75页。
(125) 张爱玲：《童言无忌》，见《张爱玲文集》第4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87页。
(126) 张爱玲：《自己的文章》，见《张爱玲文集》第4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