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故事与批评的“诗性”
结语 故事与批评的“诗性”
在上述有一定规模的梳理整合之后，初步完成了对20世纪中国小说传奇叙事的表现形式以及传奇传统承袭与创造的较为全面的研究，立足当下来回顾传奇叙事，我们甚至可以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文学传统在现实写作中所展示的力量。而正是在这种贯通传统与当下的研究视域中，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小说叙事在当代的大众文化背景之下，已经成为更为宽泛的文化载体，而作为中国小说创造经验与接受传统的重要一种，传奇叙事一直是大众文化在文学领域的重要表现形式，这也就决定了在当代的文化背景下，传奇叙事在小说叙事中的发展会具有更大的可能性。
弗莱带有原型批评理论意义的观点或许对我们当下的文学批评是一种启发，“在观赏一幅画时，我们可以站得近一些，对其笔触和调色的细节进行一番分析。这大致相当于文学中新批评派的修辞分析。如退后一点距离，我们就可更清楚见到整个构图，这时我们是在端详画中表现的内容了；……在文学批评中，我们也得经常与一首诗保持一点距离，以便能见到它的原型结构”(1)。我们如果能“退后一点”来到文学的本质性的视域看待当下“泛文学”甚至“非文学”现象，就会得到更多有意义的结论。
客观地讲，文学在当下面临极大的危机与挑战，进入了某种意义上的悲剧性时代，媒体的开放与自由让几乎所有人都拥有了成为作家的权利，写作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被普及被泛化，日常生活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被赋予如此多的审美可能性，这些变化都使得文学的“疆界”在极度地拓展，但相对可悲的是，这种拓展日渐模糊了文学的本质属性，甚至使其陷入了被终结的困厄之中。尽管造成这种文学危机的原因十分复杂，难以一概而论，但是其中起码有一点至为关键，那就是文学的“诗性”与文学批评的“诗性”的共同缺失。“诗性”作为文学的本质属性，它是一个意指丰富当然又颇为模糊的概念，关于对“诗性”的理解，我们可以将维柯在《新科学》里提出的“诗性”以及“诗性的智慧”（poetic wisdom）等观点作为重要的参照。按照维柯的论述，在原始社会，“因为能凭想象来创造，他们就叫做‘诗人’，‘诗人’在希腊文里就是‘创造者’”，因此，所谓诗性的本质，应该是人类的“凭想象来创造”的思维能力和审美实践，而诗性的智慧则是原始人类的这种“凭想象来创造”的思维方式。维柯认为，人类“最初的智慧”便是一种“感觉到的想象出的玄学”，而“这种玄学就是他们的诗”，这种“粗糙的玄学”便是诗性智慧的起源：“从这种粗糙的玄学，就像从一个躯干派生出肢体一样，从一肢派生出逻辑学、伦理学、经济学和政治学，全是诗性的；从另一肢派生出物理学……这一切也全是诗性的。”(2)
通过关于诗性内涵的探讨，可以澄明的是：所谓的诗性既不是诗歌，也不是话语方式的诗化，而应该是一种创造，它不是某种具体的艺术样式或艺术手法，而是任何的艺术门类中都必然包括的审美品格，具有抽象的意味。在某种意义上，它类似于海德格尔所强调的“诗意”，根据海德格尔的观点，艺术从本质上说都可算作是诗(3)，“艺术是真理设入作品，是诗。不仅作品的创造是诗，而且这种作品的保存同样也是诗……艺术的本性是诗。诗的本性却是真理的建立”(4)。在此基础上，海德格尔还强调，艺术源于一种“存在之思”，而“思”也是“原诗”(5)。由此可见，无论维柯还是海德格尔，都是将“诗性”作为了艺术的本质而非样式。
回到文学的意义来看这种“诗性”，文学所面对与描述的对象，都是关于生命的感悟和体验。从中国的古代文论中就可以看到“人”与文学的密切关系，“文，心学也”(6)，说“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7)，谈“大道无形，惟在心心相印耳”(8)，故无论是言志的还是缘情的，中国文学的主体始终是人的、心灵的存在，而其最高境界也在于“能表现人之内心情感，更贵能表达到细致深处”(9)，以及钱锺书提出的“东海西海，心理攸同”。这样一来，文学领域中关于诗性的理解就可以相对明确起来，它是围绕着“人”而产生的“诗性”。这也就决定了文学应该具备以下几个特征：首先是对人的自身存在的深度思考，并将这种思考内化为语言的艺术；其次，文学还应该来自于对心灵的细致体验；同时，它还必须体现出想象性与创造力，来自于现实，又不完全等同于现实。由此可见，判断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是否具有诗性，或者说是否属于文学时，最重要的考察标准并不是它的外在形式，而是看它能否与人的生存体验建立起一种具有创造性的审美结构，展示出人的“诗性存在”。
但是这里有可能将研究引入一个误区，即如此学理化地理解诗性这一概念，就很有可能损害诗性的本身。因为诗性的特征规定了其包含着很多只可意会而难以言传的隽永意蕴，典型的就如意象与意境，这些文学元素似乎都不适合以规范的理论去进行研究，比如前述李健吾对于沈从文小说的点评就是如此。所以说，理解所谓诗性并不难，因为它常常不过就是我们自己心中的某种感悟和体味而已，而真正难的，则是我们可能时常会遗忘这种本不可或缺的创造和追寻。
就当前来看，文学的诗性是在被不断地误读，或者说在逐渐淡化。大众文化的实质就是文化消费，这就导致了文学也形同普通商品，被纳入到消费的市场，接受市场规律对文学创作的支配作用，大众读者的审美趣味行之有效地介入文学。因此，文学在当下表面上愈加繁荣与丰富，但其已经开始由写作和欣赏行为向消费行为转变，承受着“物质化”的本质流变，固有诗性遭到消解。正如费瑟斯通所言：“在此，有一种双向的运动过程。首先是对艺术作品的直接挑战，渴望消解艺术的灵气，击碎艺术的神圣光环，并挑战艺术作品在博物馆与学术界受人尊敬的地位。其次是与之相反的过程，即认为艺术可以出现在任何地方、任何事物上。”(10)因此，我们遗憾地看到，文学在物质化之后，便失去对深刻思考或是永恒价值的追问，取而代之的是对日常生活的陶醉，文学的核心不是创造性地虚构，而是仿真现场的观看与接受。依据勒庞的观点，如果可以说大众心理特征是“感情的强化”与“理智的欠缺”的话(11)，那么这些特征也必然会成为大众化文学的特征，审美被消遣所取代，想象被读图所取代，创造被接受所取代……大众比以前更加需要文学，但遗憾的是，大众所需的是快餐式的文学，这必然带来诗性的缺失。
再回到文学批评的话题，文学始终需要批评，特别是在其面临困顿之际，但文学批评应当与文学的本质一样，采取一种“诗性的”批评。文学批评面对的是更具抽象性的文学作品，而非现实生活，这就决定了文学批评需要更丰富的诗意，用诗性的感悟而不是科学的逻辑来发现作品中的深刻意义。在如何建立诗性批评的问题上，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传统无疑是一个宝贵的资源，就像古人所讲的“观文者披文以入情……觇文辄见其心”(12)，在“天人合一”的观念映照下，去探寻文学中的诗性。我们在中国文学批评传统中可以看到诗性批评的普遍存在，庄子的“言意之辨”、刘勰的“物感之说”、司空图的“滋味”、严羽的“妙悟”、李白的“天然”、李卓吾的“童心”、王昌龄的“诗境”、王国维的“意境”、公安“三袁”的“性灵”、王士祯的“神韵”等等，他们所倡导的批判理念虽然与我们所谓的诗性批评略有出入，但批评方式的核心是相通的。但遗憾的是，这种批评传统在“五四”之后便被西式的学理化的研究方式所中断了。
文学批评在当前主要是一种科学化的批评，而不像是文学化的批评，是以逻辑思维取代了审美思维。例如关于小说，作家与批评家常是关注于“叙事”，小说固然是一种叙事文体，但其实质还是用“动人的方式”来讲述“动人的故事”，是文字与感情、心灵的联系，它是来自于情的，而不是来自于理的，西式的学理化批评无疑是忽略了叙事的诗性本质。我们并非要否定所谓科学化的批评，只是觉得科学的方式和文学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的对立是应当被提出的，用自然科学式的客观、冷静的物性态度来解读人性的、心灵的即诗性的文学，必然会遮蔽文学中许多深刻与多元的言外之意。同样是西方批评理论，波德莱尔在这方面的观点是值得借鉴的：“最好的文学批评是那种既有趣又有诗意的批评，而不是那种冷冰冰的、代数式的批评，以解释一切为名，既没有恨，也没有爱。”(13)当前批评界存在的问题就是，面对一些用心灵创作的作品，批评家却放弃了“心灵性”的解读。
以麦家的《暗算》为例，这部“谍战小说”及后续的电视剧改编，引发了诸多的研究热点，但其中很少触及情感与诗性，事实上，这部小说并没有太多花哨的叙事技法值得堆砌许多的理论，它不过是在讲一个动人的故事。如果说《暗算》真的有那么多被批评家津津乐道的“解构”或“重构”的话，我们倒以为，被解构的正是被科学思维拆解的故事，而被重构的却是在某个时代里已经被无数次解构的心灵与精神，这或许就是诗性批评对传奇的理解。另外必须再度申明的是，我们之所以如此强调文学的诗性与诗性的批评，并非要否定当前的文学与批评方式，仅是想提醒作家与批评家不应该忽略文学的本质。作家用“心”去创作，批评家则用“心”去感悟文本，这才是文学与文学批评应走的路径。
当然，如此借一个试图回到文学及其批评本质的话题来作为关于传奇叙事传统与中国当代小说关系讨论的结语，也许并不十分恰切，但可能有意味的是，既然所有的“形式”与“程序”的承袭或发展都必将最终依附于某种内容上的本质规定性，那么，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阐释便可能仅仅是一个开始，甚或还会以某种更具有传奇意味的现实刺激，让我们可以持续不断地得到某些关于文学及其走向的更深刻的理解。比如，我们如果能够在中国文学叙事问题的研究中，真正关注到中国整个20世纪以来的小说叙事中富有的“文学精神”意味，尤其是承袭中国文学传奇叙事传统之“中国经验”的内容，无疑会使中国文学在全球化语境下走向世界、走进世界的追求与实践中，切实发现、把握并坚守一种自我的、自主的精神依托和现实资源。这当然也是我们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所能体会到的中国文学与自身传统、与世界文学的基于新语境的对接和对话的必要和必然，进而建构新的中国文学的民族特质和世界品格。
所以，在关于传奇传统与20世纪中国小说的关系的系统梳理和阐释之后，我们还想按照传统与发展、民族与世界始终是一种“对立共构”关系的理解，来进一步形成关于全球化时代里中国文学自身及其与世界文学的建构认识。我们坚持认为，中国文学的创新和发展既离不开对悠久的传奇叙事传统的确认和梳理，也离不开对其中“中国经验”的发现与发掘，当然更离不开全球化语境下对文学本质与品格的重新认识和判断，尤其是在走进新时代的中国文学如何讲好“中国故事”的意义上，这显然还是走进新时代的中国文学及其研究的价值和使命之所在。我们也更有理由相信，在今后的关于中国文学叙事经验与发展等研究中，如果我们还能进一步基于古今中外历时与共时的双重比较的视野，采用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相结合、历史分析与叙事分析相结合、理论阐释与经验阐释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对中国文学叙事传统形成及内容的整理，发掘传奇叙事传统作为中国文学特殊经验的实存与意义，以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始终对传奇这一中国叙事经验不断承袭与发展的现实历程为依据，辅之以西方文学传奇叙事模式及传统的“中国化”历程考察，深刻把握中国文学如何建构世界文学并成为世界文学的经验资源、现实空间、可能路径和发展取向等，或许是能够为中国文学真正讲好“中国故事”提供更好的佐证和资源的。
(1) ［加拿大］诺斯罗普·弗莱：《批评的解剖》，陈慧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98页。
(2) ［意］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75—182页。
(3) ［德］M．海德格尔：《诗·语言·思》，彭富春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74—75页。
(4) ［德］M．海德格尔：《诗·语言·思》，彭富春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74—75页。
(5) ［德］M．海德格尔：《人，诗意地安居》，郜元宝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4页。
(6) （清）刘熙载：《游艺约言》。
(7) （南北朝）刘勰：《文心雕龙·原道》。
(8) （清）袁枚：《随园诗话》。
(9) 钱穆：《中国文学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67页。
(10) ［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96页。
(11) ［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12) （南北朝）刘勰：《文心雕龙·知音》。
(13) ［法］波德莱尔：《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郭宏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