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伤痕”——“殉道者”与“改革者”的传奇
“新时期”之初的“伤痕文学”，是在政治的话语框架中，讲述着自己亲历“十年动乱”的痛苦遭遇，以此来批判“四人帮”、歌颂新的“解放”出现。时代的狂欢裹挟着文学的主题，现实的倾诉也左右着艺术的表现，虽然人物和事件真实，但历史的叙述却充满“主题先行”的味道，呈现出一种令人悲喜难辨的传奇意味。“‘伤痕’小说的历史叙事同建国初期小说的历史叙事一样，显示出了强烈的历史理性信仰：这种历史理性由于是以乐观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核心的，因而它们倾向于将‘文革’十年的黑暗历史理解成光明莅临前的暂时过渡，它们对于历史的叙述也因此总是充满着传奇性和喜剧性。由‘伤痕’小说主人公针对历史所作的动人思考以及坚贞信仰来看，‘伤痕’小说之于历史叙事的‘情节模式’，同建国初期小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传奇式历史‘光明叙述’并无不同；在手法上多是现实主义的，而气质上却多为浪漫主义的。”(13)这也就意味着，长期以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在新时期文学初起时还有着某种规范性，使新时期文学首先不得不具有着“十七年”传统下的“革命传奇”的叙事意味。
因为“伤痕文学”在整体上是回归现实主义传统的，加之长期以来“政治工具论”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消除，所以这一时期具有传奇性的浪漫主义叙事，还是先在地被蕴含了过多的理想色彩。传奇的故事尽管是富于浪漫色彩的，但浪漫的并不一定都是传奇，当某种政治化模式仍对情节叙事有所规范的时候，传奇的故事便在一种缺少个性的集体叙事中反倒失去了传奇叙事的艺术功能。所以在“伤痕小说”里，不仅小说主人公们“历尽艰辛而痴心不改”，无论承受了多大苦难都还保持着胜利的信心，就连小说的作者们，也都是在“当代”模式中把个人命运与革命事业紧密结合起来，用政治抒情的方式来完成小说叙事。就像后来李扬所说的，这一时期的文学还没有真正摆脱文学“工具论”的影响：“作为新时期文学的报春花的《班主任》也是一种政策指导下的产物，尚谈不上历史的反思，只不过是由一种领袖崇拜转移到另一种领袖崇拜，由遵从一种政治转移到另一种政治，不同的是标语口号，相同的却是文学的职能。”(14)在这些作品中，现实的功用性以及政治性仍然左右着文学的艺术性，文学的成功是依靠一种与时代精神的密切结合，以及小说人物命运与人们现实人生的高度相似。即如许子东所说的，“伤痕文学”便以一种“契合大众审美趣味与宣泄需求的‘灾难故事’”，与现实生活中人们的“歌颂”和“怀念”心态轻松地达成了共识。(15)因此，这些创作是以某种苦难生活的回顾而反映出了现实主义创作的取向，在叙事艺术上并没有多么如人意。它还是更多地承袭了“十七年”以来的“主题”叙事模式，尽管有浪漫主义的传奇取向，但传奇的并不是情节，而是最后的结局，其所体现的并不是作者的艺术想象，而是作者的现实政治结论，甚至还比不上“红色经典”，更少见具有“故事性”乃至更“有意味”的形式追求。
继“伤痕小说”之后，“反思小说”作为新时期文学在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上的深化发展，一方面对“伤痕小说”的批判思路和“写实”态度有承接，但同时也改变了“伤痕小说”过度关注和描写“十年”创伤的方向，开始把批判直接指向造成这种创伤的背后动因，追溯新中国成立以来极左思潮的流变及其所造成的恶果，即探究更为深远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原因。同时，经过前面一段时间的尝试和铺垫，新时期文学不仅在思想上走向了“反思”，艺术表现上也有了一些个性和自我的追求。比如说1979年《清明》创刊号上发表的《天云山传奇》，便是一部颇有意味的作品。这是一部十分典型并具有开创意义的“反思小说”，也是不多的以“传奇”来命名的“反思文学”作品。那么，一部“政治反思”的小说，为什么会以具有某种通俗意味的“传奇”来命名呢？同时，“传奇”这一名字是否会消解其政治叙事并使其进入通俗的“传奇叙事”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这部紧紧连接着“伤痕”与“反思”的小说，实际上意味着“反思文学”的“传奇叙事”与“伤痕文学”几乎是完全一致的。就像当年围绕着《天云山传奇》（小说与电影）所展开的热闹不已的评论中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其“传奇”的叙事意义一样，小说本身的用意及其首要要求也不在于此。而且，尽管作品（包括小说和电影）的出发点比“伤痕”作品要深刻一些，但其艺术表现的逻辑和方式与“伤痕”作品却是一脉相承的，即同样是那种百折不挠的理想主义精神、“历尽苦难而痴心不改”的类英雄人物，以及“曲折的道路，光明的前途”的“光明叙述”，甚至因此也回到了与“伤痕小说”基本一致的“手法是现实主义的，气质是浪漫主义的”“两结合”的叙事模式上。
“在文学走出‘伤痕’之后，几乎在‘反思文学’的同时，被称为‘改革文学’的思潮勃然兴起，1983—1984年间描写社会改革的作品大量涌现，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创作高峰。如果从文学观念和文学精神来看，‘改革文学’的范围相当广泛：凡是反映这一时期各个领域的改革进程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社会变化、人的心理和命运变化的文学作品，都在此列，读者从中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各阶层精神风貌的急剧变化，体味其新旧历史交替中的痛苦和欢乐。”(16)借这种可能并不规范的“改革文学”的定义，我们是可以体会到这一思潮与时代之间的紧密联系的。换句话说，整个“新时期”，文学的发展与时代的前进亦步亦趋。当刚刚奏响“改革开放”的时代旋律之后，文学便从痛苦的“伤痕”与“反思”中自拔出来，与时代一起为“改革”和“改革者”高唱“颂歌”，进而形成了一种显而易见的浪漫主义文学叙事，亦即英雄传奇。其代表便是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和《开拓者》、张锲的《改革者》、水运宪的《祸起萧墙》、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柯云路的《新星》，以及贺国甫等人的《血，总是热的》等等。
“改革文学”中兴起英雄传奇的叙事具有历史的和现实的、强大的社会文化基础和文学发展背景。就历史的角度看，“五四”新文学尤其是无产阶级文学诞生以来，“革命叙事”便创建了英雄传奇的道路，从“革命文学”到“左翼文学”，从解放区文学到新中国成立后文学，始终以不同的方式演绎着革命的英雄传奇，已成为一种具有巨大影响力的主流文学叙事传统；从现实的角度来说，自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社会开始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人们在深刻的反思中逐渐抚平历史的“伤痕”，开始精神昂扬、热情饱满地走上开拓进取的改革之路，一大批改革家作为新时代现实中的“英雄”也走上历史舞台并成为人们赞颂的对象，使文学既有了新的表现对象，也有了更加“光明”的色彩。因此，基于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心理积淀的英雄崇拜，借助“英雄叙事”传统和模式，着眼改革现实的时代弄潮儿，文学便选择了一种“英雄传奇”的叙事，为时代唱起了高亢激昂的颂歌，即如人们所说的，“80年代文学是充满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文学。英雄叙事在80年代文学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17)。
从整体的意义上看，新时期文学的“英雄传奇”，首先创造了一大批具有全新时代意义的英雄人物。如乔光朴（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车篷宽（蒋子龙《开拓者》）、徐枫（张锲《改革者》）、傅连山（水运宪《祸起萧墙》）、郑子云和陈咏明（张洁《沉重的翅膀》）、李向南（柯云路《新星》）等。他们作为现实的改革者，有着许多相同的时代品质和个性追求，以及特殊的英雄品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这些英雄都是生活的强者。他们对时代使命先知先觉，主宰着自己的生命追求，大胆地开拓着各种改革事业，他们身上有着敢为人先、奋不顾身和一往无前的大无畏精神，尤其是面对集体、国家乃至民族的危难和挑战，他们总会主动地、义无反顾地站出来，揽天下重任于一身，竭力为党和国家人民排忧解难。就像《乔厂长上任记》一开篇，便让乔光朴慷慨“发言”，把时代所赋予的挑战和任务交代得十分清楚。于是，以乔光朴为代表的这一批改革的开拓者，就是在紧迫的时代要求和历史重任背景下出场的，以一种为民族振兴而冲锋陷阵的“战士”精神踏上改革征途的。
其二，这些英雄既是具有特殊地位的，又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他们既是当时一方改革事业的领导者、决策者或开拓者，同时很多还是在“文革”前便担任重要职务并曾经有过卓越贡献的领导者（如《开拓者》中的老革命、省委书记车篷宽），或是有着特殊的成熟乃至强有力的背景（如《新星》中的年轻县委书记李向南），所以年老的他们历经磨难之后，不但没有消沉，反倒有了“雪压青松”后的“挺直”，变得更加坚强和成熟，而年轻点的他们则意气风发，大有“乘长风破万里浪”之势。他们面对各种各样的复杂情况，以及各种各样的阻力，不但始终信仰坚定，百折不回，一往无前，有的甚至会像傅连山（水运宪《祸起萧墙》）那样，不惜牺牲自己的名誉和地位，只要是能换来人们对改革的理解和支持，便无怨无悔。
其三，这些改革的英雄胆识过人、才智过人，不但有勇气、有魄力面对艰难的一切，而且有能力成就改革的事业。他们既有着官僚主义者所不具备的事业心，也有着一般干部所缺少的超强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决策水平，因此他们不但敢于创新、锐意改革，而且能在各种艰苦的环境克服常人难以克服的困难，最终取得改革事业的胜利或局部的胜利。比如年仅32岁的李向南这样年轻的县委书记，具有和他年龄似乎并不相符的智慧、铁腕和成熟，按照现实的改革需求来看，这些改革的开拓者已接近完美，所以这些现实改革浪潮中的英雄，便成为“改革文学”中的传奇式英雄。
回到整体的观察上来，首先，“改革文学”中的“英雄传奇”还有着超越并改造着现实生活常态的特殊情节模式，而这一点，实际来自于“改革文学”与现实改革要求之间的对接：“中国大陆的所谓改革文学，是蒋子龙在1979年发表《乔厂长上任记》肇始的。改革文学实际上是先于社会的改革腾飞起来的。当社会的改革尚在泥淖中艰难地爬行时，改革文学因它投合了读者强烈要求社会改革的愿望而在一片泥淖的上空翱翔。”(18)
其次，正因现实的改革道路尚处于“开拓”当中，而这时的文学又自觉承担着为时代“呐喊”的使命，所以用传奇的方式来塑造改革的英雄，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其传奇故事也就有了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按一般生活逻辑，英雄之所以为英雄，就是因为他们能想常人所不能想、做常人所不能做、达常人所不能达，而改革的英雄们也与一般生活英雄一样，所以，改革文学超越社会现实的改革而腾飞起来之后，它们对英雄的创造乃至对英雄事迹的书写，便成为一种具有强烈理想主义色彩的浪漫主义政治叙事，即作家们始终是以自己的大胆的想象来迎合着时代改革的要求，总是试图回答并解决某种现实问题，从而在改革文学叙事情节模式的营造上有了强烈的传奇性。
改革既挑战着既有的、僵化的生产方式、管理体制乃至政治体制，也挑战着某些人或集团的既得利益，并且深刻地破坏着保守的社会文化和陈旧的思想习惯，因此，几乎所有的改革都会阻力极大，甚至磨难巨大。“改革”和“革命”在某种意义上说有着相似的性质和特征，因此，“改革的英雄”与“革命的英雄”的特质和表征也相对一致，而“改革文学”便也像“革命文学”一样有着某种具有“斗争性”的情节结构模式，只不过它是和平时期“改革”中前进与倒退、创新与保守、进步与落后之间的斗争，从而使得这些“传奇”始终都有着磨难的意味和艰难的性质。改革的“英雄”总是被置于复杂的“斗争场”里，并最终以“斗争”的形式取得改革胜利，小说叙事便有了“革命英雄”叙事的味道。
整体把握的第三点是，在“改革小说”具有政治叙事意味的浪漫主义表现中，还形成了一种风格上的“乌托邦”色彩。“客观地说，改革文学的诞生与其说是由于作家对社会生活和经济改革研究有素，毋宁说是由于一种感情和责任的驱使。情感体验使作家们认识到了生活危机，而责任使他表现乃至解决这种危机，正如救落水人的英雄往往不是因为他多么善于游泳，而是源于一种信念，改革文学家们也是如此。”(19)在李扬看来，正是这种信念导致了改革小说家们对改革者形象塑造的“一厢情愿”，即依据一种“乌托邦”狂想来无限夸大改革者的人格力量。而实际上，这种“乌托邦”狂想并不仅仅是属于小说中的改革者的，而是属于整个“改革小说”的。即如任何改革都是某种理想的“实验”一样，在改革小说家们的心里，改革小说便是他们干预生活乃至规划生活的“实验”之一。如蒋子龙所说的：“党培养我那么多年，我看出了问题，写进了小说，多少会对厂长们有一定启发，我也算尽了一个党员的责任。”(20)因此，“英雄传奇”式的人物和情节的选择，也规范了改革叙事的“乌托邦”式的“光明”结局。或者说，既然改革具有革命的意味，那么从它出现的那一刻起，便已经有了和“革命叙事”一样的“光明”的叙事模式，即无论如何艰难困苦，改革最终都会胜利。所以我们才会看到，“改革小说”尽管一直打着现实主义的旗号，但实际上它并没有真正地回到现实生活本身，其叙事逻辑是始终按照某种改革的“理想”来结构的，即生活逻辑被政治逻辑代替了，以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给了种种艰难的改革以统一的“大团圆”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