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革命传奇：现代中国革命历史的英雄叙事

众所周知，“启蒙”与“救亡”是“五四”以来社会时代所赋予中国现代文学的特殊使命和规范时空，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主流的意识框架。在这个框架之下，各种各样的文学思想及其体式，在中国现代文学中便不可拒绝地有了“主流”与“非主流”的位置和价值，由此一来，中国现代的历史政治形势的变化，便常常成为文学发展是否为“主流”的决定因素，就像柯灵说的那样，“中国新文学运动从来就和政治浪潮配合在一起，因果难分。五四时代的文学革命——反帝反封建，30年代的革命文学——阶级斗争，抗战时期——同仇敌忾，抗日救亡，理所当然是主流。除此之外，就都看作是离谱，旁门左道，既为正统所不容，也引不起读者的注意。这是一种不无缺陷的好传统，好处是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随着时代亦步亦趋，如影随形；短处是无形中大大减削了文学领地。……抗战胜利以后，兵荒马乱，剑拔弩张，文学本身已经成为可有可无……”⁽¹⁾柯灵这种线索性勾勒所提供的对于“主流”的认识是相当准确的。因此所谓“主流”文学的基本发展与流变也就是这样一个脉络，即“五四”时期的反帝、反封建文学即“为人生”的新文学；20年代以来的无产阶级文学即“革命文学”；30年代以来的无产阶级文学即“左翼文学”；40年代的抗战文学及解放区文学，后者既是左翼文学的发展，也是社会主义文学的初生。

在中国现代社会时代及其发展的意义上，“主流”的文学当然就是文学的“主流”。但是，也正因其与中国现代以政治斗争为核心的历史发展是紧密相连的，所以对这一“主流”的界定与思考，首先也是意识形态性的，甚至可以用另一个概念“革命叙事”⁽²⁾来概括这种具有强烈现实阶级斗争功利要求的所谓“主流”文学的存在与性质。

从本质意义来说，革命传奇是革命叙事的派生物，革命是它们共同的本质属性。因此，革命传奇在思想性质和内容上必须首先是“革命”的文学，然后才是艺术表现意义上的“传奇”。革命传奇作为革命叙事的共性存在形式之一，本身具有被革命叙事所决定的双重内容：一方面，表现宏大的革命事件与进程，与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密切统一；另一方面，表现革命中的英雄人物，展现革命中人们的选择、情感和命运。而同时，革命传奇作为革命叙事的特殊艺术表现方式之一，也同样有着双重意味的存在形态：一是从20世纪的20年代到40年代，以至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十七年”，革命传奇一以贯之地存在于整个革命文学的发展进程当中；二是作为革命叙事重要的艺术表现形式之一，革命传奇自身叙事模式的形成与完善，又在不同的时代要求和文学语境当中，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和发展。所以，革命传奇也还常常因其主题、事件以及人物的不同，用随时变换着的诸如“英雄传奇”“战争传奇”“红色传奇”以及“革命历史传奇”等等说法，来表现着同样的革命叙事⁽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