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统走进现代——新都市生活中的“情感传奇”
情感是自从文学诞生以来从来没有停顿过的主题样式，如果将言情小说纳入爱情小说（Romance novels）的范围，那么它既是指主题类型，即爱情题材，同时也指一种技法类型，即对于爱情描写的特殊的浪漫手法。基于这种文学传统，可以说当代的言情小说尽管是以大众传媒作为主要载体，并且以满足大众的情感消费为书写目的，但其还是有着悠远的历史和传统的。“传统爱情，这不单是延续种属的本能，不单是性欲，而且是融合了各种成分的一个体系，是男女之间社会交往的一种形式，是完整的生物、心理、美感和道德体验。只有人才具有复杂而完备的爱的感情。”(20)
言情小说作为一种类型，也存在着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是指将爱情生活作为主体故事的小说，但是几乎所有的小说创作都涉及爱情话题，因此这种广义的界定事实上不足以将言情小说与其他小说有效地区分开来；狭义的言情小说则是指把恋爱过程作为主要描写对象，通过浪漫的手法加以表现的通俗小说。因此所谓言情，既是内容上以情感为题材，同时又体现为表现手法上的唯情化、浪漫化，以男女爱情为中心来编织“罗曼史”。而这种表现特征也就注定了言情小说从一开始便与传奇结下了不解之缘。
“言情”在中国的文学传统中，始终都是一个历久弥新的主题，特别是在自唐人传奇以来的小说中多有表现。鲁迅曾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谈到这种文学现象：“唐人登科之后，多作冶游，习俗相沿，以为佳话，故伎家故事，文人间亦著之篇章，今尚存者有崔令钦《教坊记》及孙棨《北里志》。自明及清，作者尤夥，明梅鼎祚之《青泥莲花记》，清余怀之《板桥杂记》尤有名。是后则扬州、吴门、珠江、上海诸艳迹，皆有录载；且伎人小传，亦渐侵入志异书类中，然大率杂事琐闻，并无条贯，不过偶弄笔墨，聊遣绮怀而已。若以狭邪中人物事故为全书主干，且组织成长篇至数十回者，盖始见于《品花宝鉴》，惟所记则为伶人。”(21)而随着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都市化发展，以“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的通俗言情小说极度兴盛，其“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的模式体现出了对传奇传统的承接，在言情小说中自成一派，深远地影响了之后的海派文学。
但在强调文学的启蒙功用的“五四”新文学兴起之后，以“鸳鸯蝴蝶派”等为代表的通俗的言情小说自然受到了新文学作家与批评家们的口诛笔伐，发展受到了一定的影响，直到上海沦陷区文学时期，逐渐开拓了一些新的创作空间。张爱玲和“后期浪漫派”等作家的海派小说创作，便体现出了言情小说创作又一热潮。当然关于张爱玲的小说创作是否可以划归言情小说创作是有争议的，毕竟其情感故事的背后都有着关于人生的“苍凉”或“荒凉”的“底子”。另外一脉以情感题材见长的20世纪40年代“海派小说”如果可以称为言情小说的话，那么其中的代表性作家应当算是徐
和无名氏等人。在大众消费这一点上，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和我们今天有着诸多的类似，物质诱惑与物质欲望被小说极度渲染。考虑到“沦陷区的作家大部分必须以稿费和版税为生，读者的反应对于他们而言即是生计的来源，米珠薪桂是任怎样超然的人也不可能超脱的现实”(22)。因此，当年“海派小说”中的徐
、无名氏等人不得不去迎合读者的阅读口味，美其名曰“浪漫派”，事实上是迎合读者的“媚俗”写作，而这种“媚俗”就决定了言情成为他们创作的重要题材。不过，“文以载道”始终是中国文学的传统，即便是言情题材也要在这条文学道路上行走，这就使得当我们回顾古代小说时，不难发现或多或少的社会政治内容被掺杂在言情故事当中。可以说，中国古代的言情小说就像是一部《醒世恒言》，既告诉了我们爱情的自由，又训导我们要遵从“三从四德”。即便是到了“五四”时期，“言情”的内容依然要被追求个性解放的外衣所包裹。但徐
、无名氏面向市民的小说则放下“文以载道”传统，书写让人心驰神往的爱情体验，这就恰好符合了大众的审美需要，可以说是大众通俗文化导致真正的言情小说的出现。
同样的言情与政治的结合在中国当代文学走进“新时期”的过程中依旧存在，很多作品大胆地打破题材禁区，描写爱情故事，但是这些作品关于爱情的描写也带有明显的现实主义的精神轨迹。毕竟“新时期文学”承接了太多时代所赋予的社会性任务，这也就造成了文学性本体重回正轨的延缓。可以说，在几乎整个的“新时期文学”中，时代政治色彩浓重的现实文学观始终没有给言情小说留下太多的创作空间，这也就造成了当代中国言情小说的复归需要借助港台言情小说方才得以完成。或许可以说，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文化基础的薄弱与意识形态的规范，造成了大陆言情小说的发展受到了种种的限制，只能借助对外开放的顺风车，所以打开新时期言情小说之门的并非大陆作家，而是以琼瑶、亦舒、岑凯伦等为代表的港台作家。他们的小说在大陆几乎掀起了“忽如一夜春风来”之势，不但成为言情小说的代表，甚至也占据着整体的小说传播的高地。
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借助于传播方式的变化，言情小说得到了较迅速的发展，网络开始成为言情小说的最重要的载体。伴随着众多网络写手在不断的创作中技法的进步，都市情感的宣泄与想象成为大众文化背景下的热门题材，特别是网络言情小说的阅读与购买的便利性也促成了其迅速发展，可以说，网络写作成为言情小说发展的主流。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网络言情小说继承于港台言情小说的阅读与写作经验，立足于良莠不齐的互联网平台，因此发展实际并不乐观，不但没有脱离对港台言情小说的粗糙模仿，而且在文学意义上也没有获得真正的成熟，这也就决定了，对于当前大陆言情小说的探讨需要从港台言情小说开始。也可以说，只有厘清了港台言情小说的传奇性，才能对仿习港台言情小说的大陆内地言情小说进行厘清。
从根本上讲，言情小说就是通俗流行小说，是为大众的阅读习惯量身定制的，充当着大众读者的心理慰藉和情感补偿工具，表现着大众的各种需求和渴望，这也是言情小说能获得长久的流行性的原因所在。它的题材选择与传奇特征是能够吸引读者的关键所在，这种创作与接受机制已经在读者对港台言情小说的接受中得到了明证。从题材上说，作为人类普遍存在的感情形式，爱情是小说最重要的题材之一。其中情感达成的喜悦，或是苦苦相思的精神折磨，以及关于爱情的一系列转折奇迹，都会极大地满足读者的心理需求，用动人的故事去俘获人们脆弱不堪的心灵，建立起情感上的共鸣，使得他们压抑已久的情绪得到宣泄与释放，这些都决定了言情小说可以成为一种极有效的情感补偿和心理慰藉工具。而且言情小说在新时期的文化背景下，又契合了人性解放与女性觉醒的思潮，它们大胆地书写人的本能欲望，冲击各种文化禁忌，而且在小说中成为情感化的个体，打破了现实中“异化”的进程，让心灵在想象中重获完整。可以说，正是上述原因促成了言情小说的出现与兴盛。
台湾言情小说是随着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台湾经济的高速发展而兴盛起来的。生活节奏的加快，竞争环境的日渐严酷，生活压力的加大，不仅带来文学素材的变化，同时更是文学外部环境的变化。这就使得台湾作家更多地开始关注人生与社会痛楚之外的生活之变，作品主题上轻松取代了沉重，都市的五光十色开始取代过去的灰色故事。巨大的生活压力之下的青年人开始放弃文学对人生的思考，而是希望文学成为为自己提供慰藉与情感补偿的避难所与幻想空间，而言情小说作为一种带有麻醉色彩的创作样式开始流行。琼瑶是台湾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以其创作掀起了台湾最早的一股言情小说创作热潮，在海峡两岸暨香港的言情小说文学中也有着重要地位，其作品大量地被改编为影视剧，保持着持久的热度。
琼瑶的言情小说在20世纪80年代初进入大陆以后，如同在台湾的阅读热潮，大陆青年读者也对其喜爱有加，改编自其作品的电视剧《还珠格格》系列在90年代末创下了惊人的收视率。即便在近年来所做的“全国国民阅读调查”当中，“读者最喜爱的十大作家”榜单始终包括琼瑶，而其他流行作家如三毛、韩寒、郭敬明等也未能保证常年居于榜单之中，由此可见，琼瑶确实算得上是一棵流行文学的常青树。琼瑶的言情小说主要包括两类题材，一类是取材于古代的民间爱情传奇，另一类是反映当代台湾生活的爱情故事。琼瑶的创作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主要是古代的爱情故事；中期的代表作为《海鸥飞处》到《燃烧吧！火鸟》等20世纪70年代创作的作品，大多是反映当代台湾生活；后期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故事背景回归到古代，人物塑造更为复杂。整体来看，琼瑶言情小说主要的故事结构就是理想化的人生与爱情，配之以曲折离奇、波澜起伏的情节，语言上具有浓郁的诗意，可以说是雅俗共赏。虽然作品多有古代的背景，但也淡化着历史性的内容，主要的人物形象都是专注于爱情，具有世外桃源般的纯粹品格，故事中的人物完全与金钱名利相隔绝，人生最主要的目的便是寻觅爱情，甚至是极端的爱。这种脱离现实的爱情书写空间具有浓重的“童话”色彩，大众读者从中获得了轻松感与美好的畅想。“琼瑶言情小说是和旧的人文精神联系着的，为鸳鸯蝴蝶派续命的琼瑶言情小说，是复活中国古代小说中最粉饰生活、最背离人生、主体人格最孱弱、艺术构造上最模式化的品种——佳人才子小说。”(23)
中国文学自现代文学开始，甚至也可以说整个的中国文学史，占比重最大的无疑是关于社会与人生等沉重话题的深刻思考。在大众文化兴起之后，这种包含着深刻的理性与挣扎的作品显然不再有太多的市场价值，文学在产品化之后必须要接受市场规则的重新选择。琼瑶小说突出的市场价值构成就在这里，她为大众的阅读想象提供了一个远离现实痛楚的梦幻空间，这正是读者在现实中所缺少的部分，而这也不单是琼瑶小说的意义与特征，而是几乎所有的言情小说所共有的。琼瑶的言情小说中所描绘的世外桃源正是现实社会中的读者所需要而又不可及的，在她的故事中，没有经济的困顿，没有现实的烦扰，没有被物质异化的情感，而是充满诗意的世界，纯净自由的空间，人们可以依照真实情感来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这些都是现实中所不可能具备的，因此也就成为对现实生活的有效补偿与心灵慰藉。就如同《一帘幽梦》中的紫菱在拒绝父母为她安排的工作时，竟然反问：“为什么要去上班？”这显然是脱离现实的，可以说琼瑶所塑造的恰恰是与现实相反的世界。琼瑶的世外桃源中也不是没有痛苦，但都是爱情层面上的痛苦，每个人在至善至美的爱情中放纵自己，或是接受爱情无休止的折磨，但这些都无关于现实中的利益，男女主人公对爱情忠贞不渝，渴望天长地久。虽然这逃离了现实，但却是对病态现实的一种警示。
同时需要看到的是，琼瑶的言情小说不只有唯美的爱情故事这一在读者市场中的制胜法宝，被她用来构建世外桃源的传奇叙事也是琼瑶得以成功的关键，她的小说能有如此长久的生命力，很大程度上便是基于此。在琼瑶的小说中，既有古典的才子佳人传奇，也有现代童话般爱情的现代传奇，相恋者漫长的爱情长跑过程也符合传奇的“好事多磨”“作意好奇”的情节设置传统。以她的成名作《窗外》来看，“师生恋”的故事本身就很有传奇性。女主人公江雁容就是一个超然世外的角色，她喜欢舞文弄墨，并且怜爱与仰慕她的老师康南，但世俗不会认同他们的爱情，投之以无尽的非议，即便是江雁容之后的丈夫也不能容忍。在经历了众多的情感折磨之后，爱情与年华已经付诸流水。
与其他题材的小说一样，言情小说的基础也是讲故事，它通过引人入胜的方式把人生与爱情的本质及经验传达给读者。有人认为所谓的叙事便是“把可感事物安排成序的一种表达”(24)，可以说，能够把“所感之物”安排得如此令人心驰神往，是琼瑶小说能够广受欢迎的重要原因，也使其在商业化与世俗化的背景下，仍然包含着深刻的艺术内涵。琼瑶的小说有着明确的情节模式，每种模式都具有传奇的特征，如“灰姑娘”的故事套路。这种模式在西方文学中有着久远的传统，是一种童话般的爱情故事，出身低微的善良女孩，感动了不计较门第差别的王子，收获了甜美的爱情，但是其中又伴随着种种磨难与考验。故事被一系列的传奇性所填充，偶然相遇的王子、几经波折的爱情、大团圆式的结局，这些都是传奇叙事的重要特征，也是琼瑶的言情小说脍炙人口的原因。尽管人们对于生活的体验互不相同，但总是会形成类型化的叙事方式与人物塑造方式。琼瑶笔下的女主人公普遍具有“灰姑娘”的特征，她们具有美丽的外貌，善良的品格，最终美好的情感结局，并多具有强烈的情节冲突。这种叙事模式体现了日常女性对于生活与爱情的普遍期待，偶遇喜欢自己的白马王子，由此嫁入豪门，迅速地改变命运，这无疑就是现实社会中女性经久不衰的愿望，于是“灰姑娘”的故事满足了她们对于现实的美好想象。而且琼瑶对于深刻爱情心理与严肃的现实磨难的描写并没有采用沉重的笔触，而是较为轻松时而带有几分幽默地去加以展示，使得故事更显梦幻的色彩，成为一种“白日梦”，而且是关于“灰姑娘”的“白日梦”，可谓是“双重幻梦”，大众在其中颇为轻松地暂时卸去了现实重压，获得了巨大的审美享受。此外，言情小说还体现出了一定的女性生存关怀，但同时又包含着对男权的潜意识认同，如“灰姑娘”的美好爱情便是建立在男性的眷顾之上的。传奇中的故事情节与人物形象都是理想化的，它在现实生活中几乎不可能得到复制，而仅是作为大众尤其是女性读者的阅读期待，同时男性读者在其中也可以找到心理慰藉，如“英雄救美”中强大的男主人公，同样实现了情绪补偿。
香港的言情小说在兴起时间上晚于台湾，但其热度与成就丝毫不亚于台湾，“作为中国言情小说发展的一个阶段，辗转进入不断转型的现代都市中的香港言情小说，带有社会发展的时间刻痕与地方特色”(25)。岑凯伦、亦舒以及梁凤仪等都是香港言情小说作家中的佼佼者。香港言情小说的兴起与台湾有着类似的时代背景，香港经济的高速发展制造着相同的情绪宣泄渴望，需要言情小说来填补这一叙事空白。岑凯伦共完成了八十余部的言情小说作品，前后风格有一定的变化。前期作品的故事具有很强的曲折性，风格较为深沉；后期更加贴近现实，语言上轻松幽默了许多。她的作品可以说是社会言情小说，将对社会生活的揭示放到爱情故事当中，情节上较为工整，同样追求大团圆的结局。亦舒的作品也类似于此，她的《喜宝》讲述的就是一个漂亮的女孩在金钱与权力中最终沉沦的故事，其间经过一系列的曲折，也包括感情上的挫折，其中折射了众多的社会性问题。梁凤仪习惯在都市商业活动之中讲述爱情故事，她自身与商业关系密切，描写了很多女强人的情感经历，因此，她的言情小说也被称为“财经小说”。
总的来看，这几位香港言情小说女作家的琼瑶印记还是十分明显的，都承接一个相近的故事套路，但这不意味着香港没有独树一帜的言情小说作家，同样是利用传奇叙事进行创作的李碧华便是其中一位，无论是艺术风格，还是作品的接受度，李碧华在香港言情小说创作中都是一个传奇。例如《胭脂扣》将惊心动魄的情感力量与人生思考放到了一个看似非常俗套、非常香艳的“鬼”故事当中，传达一种苍凉与对社会中伦理关系的深切体悟，可以说是一段关于永恒的传奇。“对八十年代后期的读者和观众来说，这种鸳鸯蝴蝶派式的故事之所以引人入胜，重要的原因也是因为它的社会背景。李碧华显然为写这篇小说，做了不少历史调查，搜罗了二十世纪初各个方面有关香港娼妓这门职业的有趣资料。小说《胭脂扣》因此也可看作是某个历史时代的重构，透过这个时代的习俗、礼仪、言语、服饰、建筑，以至以卖淫为基础的畸形人际关系，这个时代得以重现眼前。”(26)李碧华小说中的现实与虚构既有着距离，又存在着联系，尽管言情是其中的一个主题，但李碧华也很关注现实变迁对爱情的影响，这些也就注定了李碧华小说在言情通俗小说中不凡的深刻之处。无论是《胭脂扣》中的人鬼之恋，《秦俑》中的穿越之恋，乃至《潘金莲之前世今生》里的跨越时空的爱情，都是与特定的时代背景紧密联系，可以说是时代的浪漫传奇。在李碧华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现代都市中男女情感的无奈，她不像琼瑶那样描述世外桃源中的爱情，她笔下的爱情也要承受着现实与物质的逼迫，并且又在其中注入了坚定的理想，这在港台言情通俗小说中是较为罕见的。对于传奇技法的应用，李碧华也有着独到的风格，形成了诡异而浪漫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