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人里的传奇，传奇里的普通人
在1944年出版的小说集《传奇》的扉页上，印着张爱玲自己的题词——“书名叫《传奇》，目的是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这就意味着，张爱玲已经以“传奇”做出了在传统与现实的一种发现和选择，借“传奇”找到了她认识生活和介入生活的一种角度，即以“传奇”标明了她在小说叙事上的一种理解和姿态。
从个人的角度看，张爱玲的天分和文学功底都是极高的，加之她深受中国古典文学的熏陶，对近代小说阅读又十分丰富，就像她说的，“熟读《红楼梦》，不同的本子不用留神看，稍微眼生点的字自会蹦出来”(61)，而像《金瓶梅》《海上花列传》等具有传奇性的作品，对她创作的影响也都极大。由此也在她身上积淀了地道的中国传统文人的趣味——“我是熟读《红楼梦》，但是我同时也曾熟读《老残游记》《醒世姻缘》《金瓶梅》《海上花列传》《歇浦潮》《二马》《离婚》《日出》……一直就想以写小说为职业，从初识字的时候起，尝试过各种不同体裁的小说，如‘今古奇观’体、演义体、笔记体、鸳蝴派、正统新文艺派等等……”(62)因此也有人以为，“《传奇》世界表面上的涉世之深，并不得自于作者的深谙世故，实际上倒是常常依赖于从《金瓶梅》《红楼梦》到《歇浦潮》《海上花列传》等传统小说的帮助，影响张爱玲创作的这些‘潜在文本’，同时也使创作小说时的她显得比实际上更富于人生经验”。(63)所以首先应该确认的一个事实，是张爱玲从一开始便有着对于中国文学传统或“本土文学”的极大兴趣，而她所谓的“传奇”，则与中国古典文学传统意义上的“传奇”紧密相连。
张爱玲曾说她是“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而在她眼里，“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到处可见其与香港人的差异：“香港的大众文学可以用脍炙人口的公共汽车站牌‘如要停车，乃可在此’为代表。上海就不然了。初到上海，我时常由心里惊叹出来：‘到底是上海人！’……”(64)像这样仅从日常生活中就可以看到不同的“历史感”和“文化感”，张爱玲所力求发现和已经发现的，其实就是上海与香港之间的文化差异，“最初的用意是这样：写上海人心目中的浪漫气息的香港，已经隔有相当的距离；五十年前的香港，更多了一重时间上的距离，因此特地采用了一种过了时的辞汇来代表这双重距离”(65)。作为一种相对于上海文化“经验常识系统之外”的“新异”的领域，即带有异域情调的“陌生化”的故事，便成为《传奇》的一个“奇”的卖点。张爱玲还说：“写它（指《传奇》）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的。”(66)这种所谓“上海人”和“上海人的观点”其实也就是张爱玲所谓“传统的中国人”的自我认同，而这种认同反映在其对传奇的理解上，才有了“传统的中国人”的意味。就像后来张爱玲在谈到《红楼梦》等对其阅读趣味的影响时所说的——“百廿回《红楼梦》对小说的影响大到无法估计。等到十九世纪末《海上花》出版的时候，阅读趣味早已形成了，唯一的标准是传奇化的情节，写实的细节。”(67)
张爱玲是一个主动贴近大众的通俗小说家，因为她对情节的“传奇化”和细节的“写实化”是有着十分的自觉的。正如她在《论写作》中说的：“文章是写给大家看的，单靠一两个知音，你看我的，我看你的，究竟不行。要争取众多的读者，就得注意到群众兴趣范围的限制。”(68)同时，传统意义上的“传奇”本就是“特异”与“本真”的统一，所以张爱玲所谓“普通人”的传奇，其实就是与中国小说“传奇”传统之间的一种“暗合”或“亲和”。于是对张爱玲而言，以“传奇”为“叙事”，就是她具有“跨越特定的经验和想象的界限的意味”的、富有独创性的一种自觉追求。
当然，对张爱玲的传奇叙事也有来自现代理解的质疑，比如艾晓明因张爱玲在文本意义上的“冷嘲的、反讽的态度”认为其传奇是“反传奇”(69)，戴清则以是否“传奇”可以把《传奇》中的作品分成“传奇”“反传奇”与“非传奇”三类(70)，李今则又认为张爱玲的传奇实际上是一种对传奇的消解(71)。
其实，张爱玲的传奇既不是“反传奇”，也不是“非传奇”，当然更不是对传奇的“消解”，而是一种按她自己的独特理解来重新定位、结构而成的“新传奇”。
在《自己的文章》中张爱玲这样写道：“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又如，他们多是注重人生的斗争，而忽略和谐的一面。其实，人是为了要求和谐的一面才斗争的。……强调人生飞扬的一面，多少有点超人的气质。超人是生在一个时代里的。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虽然这种安稳常是不完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它存在于一切时代。它是人的神性，也可以说是妇人性。……文学史上素朴地歌咏人生的安稳的作品很少，倒是强调人生飞扬的作品多，但好的作品，还是在于它是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的。……”(72)其实“超人的”“时代的”文学注重“斗争的”或“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因而是属于历史的、英雄的“宏大”叙事，但这种“五四”以来的主流话语并不是张爱玲所注重的，她所注重的是人生“有着永恒的意味”的“安稳的一面”，即人生的“底子”，她注重并要表现的是与“飞扬”对立的“和谐”，她要做的是“素朴地歌咏人生的安稳”的“妇人性”的文学。在《谈女人》中张爱玲还曾对“女人”和“超人”及其关系所反映出的“文明”进行过说明：“我们想象中的超人永远是个男人。为什么呢？大约是因为超人的文明是较我们的文明更进一点的造就，而我们的文明是男子的文明。还有一层：超人是纯粹理想的结晶，而‘超等女人’则不难于实际中求得。在任何文化阶段中，女人还是女人。男子偏于某一方面的发展，而女人是最普遍的，基本的，代表四季循环，土地，生老病死，饮食繁衍。女人把人类飞越太空的灵智拴在踏实的根桩上。……超人是男性的，神却带有女性的成分。超人与神不同。超人是进取的，是一种生存的目标。神是广大的同情，慈悲，了解，安息……”(73)
张爱玲的这种文学的“底子”的理解与她人生的“底子”的理解是一致的，所以她对现实生活的物质层面上的“真实”和“生命的本身”也极为关注。她说：“生在现在，要继续活下去而且活得称心，真是难，就像‘双手掰开生死路’那样的艰难巨大的事，所以我们这一代的人对于物质生活，生命的本身，能够多一点明了与爱悦，也是应当的。”(74)可见，从“超人”到“人”以及到“女人”，从“飞扬的人生”到“安稳的人生”以及“物质的人生”，张爱玲对于“生命的本质”的认识始终是十分“实际”的、“日常的”，甚至是十分“细节化”的，即现实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实际的人生”是属于普通人的，而这些普通人则往往是一些“不彻底的人物”，所以她说，“极端病态与极端觉悟的人究竟不多。……所以我的小说里，除了《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他们不是英雄，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因为他们虽然不彻底，但究竟是认真的。他们没有悲壮，只有苍凉。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而且我相信，他们虽然不过是软弱的凡人，不及英雄有力，但正是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75)所以在张爱玲看来，这不是一个时代的伟大的“悲壮”的完成，而是承载了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的日常生活中所体现出的“苍凉的启示”。所以正是对现实人生的真切关注，张爱玲才有意识地选择了“英雄”的对面——“不彻底的人物”，因为他们在一个“沉没”的时代里，深刻地感受到了被时代抛弃的恐怖。
“这时代，旧的东西在崩塌，新的在滋长中。但是时代的高潮来到之前，斩钉截铁的事物不过是例外。人们只是感觉日常的一切都有点儿不对，不对到恐怖的程度。人是生活于一个时代里的，可是这时代却在影子似的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为要证实自己的存在，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不能不求助于古老的记忆，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过的记忆，这比瞭望将来要更明晰，亲切。于是他对周围的现实发生了一种奇异的感觉，疑心这是个荒唐的，古代的世界，阴暗而明亮的。回忆与现实之间时时发现尴尬的不和谐，因而产生了郑重而轻微的骚动，认真而未有名目的斗争。”(76)所以在“回忆与现实之间”的“尴尬的不和谐”中，人生以及人生的本质才有了甚至“荒唐”的“奇异的感觉”，于是在张爱玲这里，对时代、文明、前途的绝望，在物质的细节上更加有了“真实”的意义：“中国文学里弥漫着大的悲哀。只有在物质细节上，它得到欢悦……细节往往是和美畅快，引人入胜的，而主题永远悲观。一切对于人生的笼统观察都指向虚无。”(77)于此，张爱玲所谓“回忆”与“现实”之间，“英雄”与“凡人”之间，“飞扬的人生”与“安稳的底子”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以及“主题”与“细节”的对立和统一，才终于都在所谓“常”与“非常”的意义上，“笼统”但又“统一”地指向了一个明确的目的——“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
《传奇》增订本由上海山河图书公司于1946年出版，张爱玲在卷首《有几句话同读者说》的一段文字中，借对封面画面的描述，进一步阐述了自己关于“传统”与“现代”的理解：“封面是请炎樱设计的，借用了晚清的一张时装仕女图，画着个女人幽幽地在那里弄骨牌，旁边坐着奶妈，抱着孩子，仿佛是晚饭后家常的一幕。可是栏杆外，很突兀地，有个比例不对的人形，像鬼魂出现似的，那是现代人，非常好奇地孜孜往里窥视。如果这画面有使人感到不安的地方，那也正是我希望造成的气氛。”(78)这里有一个特殊的“张力场”，是现代与传统之间因“特异”与“本真”互视并互动而形成的，所以有人认为，张爱玲在这个画面中，“创造了两个视线的对视，两种经验领域的交锋”。一方面，对于晚清仕女图作为“家常的一幕”的常态生活而言，“像鬼魂出现似的”突兀的“现代人”形象——一团没有面目的灰色块面——则属于“奇”与“异”的范畴，但与此同时，从这现代人的眼光看过去，仕女图“家常的一幕”又变得不那么“家常”了，似乎是某种罕见的奇景，使人“非常好奇地孜孜往里窥视”。“这样，张爱玲的描述激活了一个画面内的对于‘奇幻’世界的双重判断和双重期冀，从而在‘室内’与‘栏外’，‘家常一幕’与‘鬼魂’，‘传统’与‘现代’之间创造了双重奇观。这封面连同评语重新发掘出的是一个新奇想象力的出发点：新传奇的想象力是一种跨越双重界限的想象力。”(79)而事实上，这恰好也是张爱玲于细微处见出人生的内蕴、于热闹中感受生命的苍凉的把握这个世界的独特方式，即她所“希望造成的气氛”，其实就是这样一种以常见奇、以新见异的想象和发现，即在常态生活上体现着非常态意义的“奇异的感觉”(80)。
张爱玲自己有着十分特殊的“传奇”观念，其中有着“双重”结构特征以及“二元对立共构”意味，体现在两个可能并不完全对等的层面上：一是传奇的表层的一般语词意义，即情节离奇或人物行为超越寻常的故事，核心在“奇”上，即“奇人、奇事”；二是传奇的深层的叙事意义，像中国古典小说传统的“世情传奇”，核心在“底子”上，即“从描写现代人的机智与装饰中去衬出人生的素朴的底子”。表层是张爱玲走向通俗、迎合阅读的“写作”的姿态，深层则是张爱玲注重人生“安稳”的“永恒”的“人的神性”的“文学”理念。这显然并不是所谓的“通俗性与存在性的结合”(81)的美学特征，因为这种深层与表层的不同理解，实际上“是一个‘特异’与‘本真’在非常态与常态之间双重否定并重新建构的过程”，“常”是“安稳”和“永恒”，是对“奇异”的否定和重建，这种否定和重建体现在世俗生活原生态的“日常的一切”上；“非常”即“奇异”，则是对“安稳”和“永恒”的否定和重建，这种否定和重建主要体现为“回忆与现实之间”时时发生的“奇异的感觉”——这种“常”与“非常”的“对立”和“共构”，才形成了张爱玲的“新传奇”(82)。同时，张爱玲不仅是以故事本身的“奇”来形成了“传奇”的“现实”效果，还在《红鸾禧》《留情》《红玫瑰与白玫瑰》《等》《桂花蒸 阿小悲秋》等其他作品中通过平凡的人生和写实的细节来体现“虚无”的时空和“无事”的悲哀，进而使普通的生活在生活本身的“原始”味道出来之后，又于宏大的历史叙事语境之中因获得了“奇异的感觉”而具有成为“传奇”的可能。所以，张爱玲的《传奇》世界是“常”与“非常”的“二元”间的“对立共构”，而其所说的“传奇”，实际上就是“普通人”在“日常的”生活中的“奇异的感觉”，其内质是“参差”的“苍凉”，而不是“奇幻”的“悲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