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的重新思考与人的重新发现

文学的春天是伴随着党的指导思想的及时调整而到来的。

《光明日报》于1978年5月11日发表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全国大讨论。不仅一下子使“全国人民的思想活跃起来了”⁽³⁾，并为后来彻底清除“两个凡是”等“左”的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彻底清除一系列“左”的思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党的工作重点，“改革开放”等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方针、路线得以确定，历史真正掀开了崭新的一页，文学思潮和文学创作的新的历史阶段随之到来。从1979年开始，中国文学便“真正叩响了通往‘八十年代’的大门”，“就像一座界碑，1979年将当代文学史划分为‘过去’和‘未来’两个部分”。⁽⁴⁾

1979年3月，陈恭敏《工具论还是反映论——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一文在《戏剧艺术》发表，明确批判“工具论”作为“对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一种简单化、机械化的理解”，是“不符合艺术的规律的”，以对艺术规律的强调，拉开了“反思”的序幕。4月，李子云、周介人执笔的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在《上海文学》发表，从正面否定和批判了“工具论”，认为“工具论”是造成我国文学艺术长期以来公式化、概念化的重要原因，“是创作者忽略了文学艺术自身的特征，而仅仅把文艺作为阶级斗争的一个简单的工具”，并由此导致了人们对文艺与生活、文艺与政治等一系列问题的错误认识。同时，文章在清算“文革”以及“四人帮”的文艺理论的同时，还把“反思”向前延伸到了“十七年”，对当年“写真实”“干预生活”等理论要求重新给予了肯定。⁽⁵⁾

1979年10月，第四次文代会召开，党的文艺政策开始全面拨乱反正。《人民日报》于1980年7月26日发表题为《文艺为人民服务　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社论，正式提出党的“二为”文艺方针。紧接着邓小平、胡乔木等分别对其进行了强调和阐释，终于使文艺从政治的附属地位中解脱出来，进入了一个良性发展的轨道。与此同时，“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也得到了讨论和明确。1978年，朱光潜发表文章，重提对“人道主义”和“人性论”的思考，很快得到哲学和文学界的广泛回应。1980年，钱谷融再次提起“文学是人学”的命题，“人的发现”和“人的觉醒”开始成为一个时代潮流。钱谷融强调，“文学既然是以人为对象（即使写的是动物，是自然界，也必是人化了的动物，人化了的自然界），当然非以人性为基础不可，离开了人性，不但很难引起人的兴趣，而且也是人所无法理解的。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阶级所产生的伟大作品之所以能为全人类所爱好，其原因就是由于有普遍人性作为共同的基础。……文学既以人为对象，既以影响人、教育人为目的，就应该发扬人性、提高人性，就应该以合于人道主义的精神为原则。”⁽⁶⁾虽然潮流中依旧有着各种声音和争论，但是随着思想的解放、理论探讨的深入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认识发展，在这一时期最终还是基本明晰了对“人道主义”和“异化”等问题的认识。周扬在1983年中央党校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报告中，集中对“人道主义”和“异化”的问题进行了论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包含着人道主义的。当然，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同时又是“现实的人道主义”，马克思所理解的人，“是现实的、社会的、历史发展的”，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思想”也是基于一个“更科学的基础上”的；而所谓“异化”，“就是主体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自己的活动而生产出自己的对立面，然后这个对立面又作为一种外在的、异己的力量而转过来反对或支配主体本身”，但是“异化”是一个“辩证的概念”，而不是“唯心的概念”，“掌握马克思关于‘异化’的思想，对于推动和指导当前的改革，具有重大的意义”，所以周扬明确强调，“人的尊严，人的价值，理应受到重视”。⁽⁷⁾这就不仅“对于中国文艺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而且“它在开拓了当代文学表现领域的同时，也为研究者重新评价30年代左翼作家与新月派、‘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论争提供了契机”。⁽⁸⁾

在概念得到厘清、理论得以澄明的基础上，关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创作方法的思考也更加深入并产生了更加丰富的内容。“1980—1984年之间，以突破‘政治工具论’为背景，破除长期的有关光明/黑暗、歌颂/暴露的教条，勇闯‘写真实’禁区，初步恢复了与批判现实主义传统的对话。同时，将被排除在文艺话语之外达40年之久的人性、人道主义思想，重新引为基本价值观，从而重建一度被阻断了的与‘五四’新文学传统的联系。”⁽⁹⁾众所周知，一直以来中国文学都是以“现实主义”为主流的，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更是在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进行“革命”叙述。所以，新时期伊始反拨“文学政治工具论”，恢复“人道主义”和“人性”，其实就解决了“文学与政治”即“文学与生活”的关系问题，即恢复现实主义传统问题。换句话说，既是因为长期现实主义文学主流传统的影响，也是因为文学现实强烈的“写真实”的内涵要求，“与批判现实主义传统的对话”便成为新时期文学初期的一种基本选择。“人”与“人性”的表现，以恢复“五四”新文学传统为前提，在现实人生的表现上，达到了一个新的深度和高度。比如新时期文学以“伤痕文学”为发端，一开始便以恢复现实主义的优秀传统为使命，真正找回了现实主义“写真实”的传统，大胆地把身体内外的“伤痕”、革命历史的“真相”乃至政治斗争的“丑恶”等“真实”暴露于文坛之上，同时还以强烈的批判精神，思考、否定和批判着刚刚过去的历史中的种种现实黑暗，进而逐渐走上了“反思”的道路。

显然，新时期文学对于现实主义的选择与回归，早已成为一种文学史的共识，不过从传奇叙事角度看，文学史研究对于这一时期浪漫主义的思考似乎还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其实，新时期文学初起，浪漫主义的理论探讨和现实文学创作，便都已经有了充分追求和表现。在理论探讨上，龚济民的《还浪漫主义以本来面目》一文早在1978年，便借高尔基的积极浪漫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之分，强调“四人帮”所谓“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说法，与真正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毫无相通之处”，“不过是个道道地地的骗人的口号”而已。⁽¹⁰⁾而到20世纪80年代初，所谓“积极”与“消极”之分已不再是浪漫主义理论思考的话题了，对其美学特征的认识开始逐步形成，如叶易的《关于浪漫主义》等文章就强调，“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基本特征是强烈地表现理想和愿望，描绘人们‘应有’的生活图景”，所以“它的想象就很丰富，很奇特”，并往往有着“奇异的环境和情节”“丰富的感情色彩”和“奇特的幻想和虚构等表现方式”，不断地恢复了浪漫主义的原貌。⁽¹¹⁾在文学创作上，从“伤痕文学”开始，一直到“反思文学”及至“改革文学”，新时期文学里一直都有一大批文本在回归现实主义“写生活”“写真实”的前提下，既回望个人和民族的苦难，但更加展望社会和时代的前行，通过“受难者”“思想者”和“改革家”形象的塑造，把个人的、革命的历史进程看作一个“涅槃”，生成了强烈的理想主义精神和英雄主义模式。就像早在1985年景国劲便已经总结到的，新时期中短篇小说创作中一直有一股浪漫主义思潮，70年代与80年代之交由从维熙、叶蔚林、王蒙等中年作家发出信号，80年代以后由梁晓声、张承志、冯苓植、邓刚、陈放等青年作家将之推向高潮。这些创作常常通过人与自然关系的表现，以人的心灵和情感来曲折地折射现实世界，表达作家对于未来的憧憬和对理想的追求；多以抒情的叙事方式来抒发强烈的革命激情，小说具有诗与音乐的气质；人物有着奇特而强烈的个性，男子汉气质粗犷豪放，并由此呈现出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色彩；作家赋予自己笔下的大自然和自然的形象以灵性，使其具有美的意境；有着崇高美和阳刚风格……⁽¹²⁾这也就意味着，新时期文学在被现实主义的“主潮”决定着的同时，也并没有缺失浪漫主义的色彩及其理想性的叙事。

当这一历史时期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僵化走向解放、从个人走向时代、从传统走向新生的特殊时空背景和现实文学选择生成之后，新时期文学中便有了一种既现实又浪漫、既传统又现代、既写实又传奇的文学叙事特质，从而使关于这一时期传奇叙事的检视成为一种可能和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