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西世界”的生命传奇
杰姆逊说：“文化从来就不是哲学性的，文化其实是讲故事。观念的东西能取得的效果是很弱的，而文化中的叙事却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和影响。”(111)从某种意义来说，沈从文的“传奇”也许只是他讲述故事的一种特殊方式而已，但我们对他这种“传奇”的阅读，却始终是一种对话，是与沈从文之间的跨越时空的灵魂对话，所以，当我们走进他小说世界里最具风采的瑰丽万方的“传奇”村落时，所完成的还有可能是一次关于“湘西”文化以及“边地”精神的探险。就像当年李健吾已经看到的，“在《边城》的开端，他把湘西一个叫做茶峒的地方写给我们，自然轻盈，那样富有中世纪而现代化，那样富有清中叶的传奇小说而又风情化的开展。他不分析；他画画，这里是山水，是小县，是商业，是种种人，是风俗是历史而又是背景”(112)。沈从文采集和择取湘西生活中那些最充满浪漫性和最具有传奇性的“人事”来作基石、作材料，搭建出了一个具有奇异、非常甚至怪谲的传奇文化色彩的“湘西世界”。在这“别一世界”里，他对典籍佛经故事和早期氏族神话进行了深情演绎和优美诠释，对原始生命形态与边地奇人异事作了生动描述和热烈赞颂；在这“别一世界”里，他让我们见到了位于绵长历史河流上游的瑰丽奇光，见到了完全有别于现实都市的神奇故事。在这种乡土的感情以及乡土的孕育中，沈从文以他那极其浪漫的想象，为我们创造了这个神奇的湘西世界，而在这个同样充满田园风物的世界里，为我们演绎了几种生命以及人性的传奇。(113)
（一）“湘西”传奇中的“佛经演义传奇”
1921年，沈从文从川东回到湘西在一个“治军有方的统领官身边作书记”，那时正是他需要人倾听他“陈述一份酝酿在心中十分混乱的感情”的时候，恰好遇到了一个姓聂的姨父，是“那统领官的先生”，由他那里接触了一点有关佛教文化的东西。“可以说，沈从文从自在状态的同时代的一般‘乡下人’中脱离出来走向自觉自为的人生历程，从大的时代背景上看，是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感召，从深层次的传统文化根源来看，则也得益于佛经文化中的优秀因子如‘大乘’‘因明’对于沈从文内在精神状态的启迪与触动。也就是说沈从文在广泛地吸取五四时期各种新文化思想的同时，亦以一种潜隐的、隐性的方式凭借佛学的文化思想来思索自己在湘西世界所经历的人生现象，浸润自己在青年时期的心理因素与人格修养。”(114)由这一点慧根，等到1931年8月沈从文由徐志摩推荐到杨振声时任校长的青岛大学，再到1933年暑假随杨振声一同去北平，两年青岛大学的任教期间里，沈从文不仅讲授了包括六朝志怪、唐人传奇、宋人白话小说等内容的中国小说史，还大量阅读了《真诰》《法苑珠林》《云笈七签》等佛经典籍，并从唐朝高僧道世撰写的《法苑珠林》中选取了十二篇佛经故事进行了重写，加上开篇根据西南少数民族风俗虚构而成的《月下小景》，结成《月下小景》集，以“新十日谈”为副题出版。
对这本集子沈从文很是重视，专门为它写了一个长长的题记来向读者说明自己的创作原因和目的：“我想让他（一个爱讲故事的亲戚张小五——引者注）明白一二千年以前的人，说故事的人已知道怎样去说故事，就把这些佛经记载为他造出若干篇，加以改造，如今这本书，便是这故事一小部分。”(115)这只是浅层的写作目的的说明，后来他又在《水云》中进一步阐明了自己创作这些佛经演绎故事的深层心理动因，“我想除去那些漫画印象和不必要的人事感慨，就重新使用这支笔，来把佛经中小故事加以放大翻新，注入我生命中属于情绪散步的种种纤细感觉和荒唐想象。我认为，人生为追求抽象原则，应超越功利得失和贫富等级，去处理生命与生活。我认为，人生至少还容许用将来重新安排一次，就那么试来重作安排，因此又写成一本《月下小景》。”(116)由此可见，正是沈从文作为创作主体的自身文化心理结构与佛经文化两相契合，才有了《月下小景》这本集子，这也是他的“湘西传奇”的第一种类型——佛经演义传奇。
《月下小景》集在《〈月下小景〉题记》外，还收有《月下小景》《寻觅》《女人》《扇陀》《爱欲》《猎人故事》《一个农夫的故事》《医生》《慷慨的王子》等九篇小说。除第一篇是根据西南少数民族风俗虚构而成之外，其余诸篇均是根据佛经故事加以引申、铺陈而来，但它们却不是简单的佛法演说，也不是通常的佛理阐释，虽也称得上是“佛经”演义，但更多还是继承了志怪、传奇中的“佛经故事”的传统，以“故事”来“演义”佛理，进而托物以言志。“对那些佛经故事，他的立意也不在原有的说教，而是从陈腐的教训与荒唐无稽的情节里，提取某些关于人类美德的‘抽象原则’。既保留了这些佛经故事原有的‘荒诞外壳’，又根据自己的审美需要，加以适当的改造。”(117)和传统意味上的传奇总是将人的行为中的某些特征加以夸张、集中甚至变形来再造特定故事情境的做法一样，沈从文这一类传奇也是从这种“再造”当中获得某种特定的意义及题旨。而原本便已很是“荒诞”的外壳，更因为作者“说故事”的审美需要，演绎成为一种“再造”出来的佛国的人间传奇。
首先，沈从文总是把这些佛经故事中既可以为仙亦可以为人的“人物”安置在一种常人匪夷所思、叹为观止甚至难以想象的奇境异域中，让读者所看到、听到的以及所感受到的，仿佛都是来自于一个极为“神秘化”的“大自然”。比如那个“金狼旅店”，东南西北的旅客，在一个夜晚聚集到这里，以大家讲故事的方式来排遣寂寞。而更有意思的是，这个在金狼旅店里讲故事的“故事”还是一个“故事”中的“故事”，如果我们认为小说的故事本身是虚构的，那么故事中的故事则超越了虚构，转而成为一种真正的“奇谈”了。在这群旅客中，有贩骡马的商人、秀才、珠宝商人、猎户、成衣匠等普通人，还有不知来自何处的美男子和同样不知来自哪国的国王。他们既是文本故事的叙述者，同时又是被“讲述”的故事的主人公，时空架构不仅不遵循现实逻辑，而且带有一种强烈的模糊性和虚幻感。让读者完全搞不清楚这里究竟是城市还是乡村，是过去还是现在，一入其中，便不由而生游移不定、若明若暗、恍若梦中的奇妙之感。就像最后一个故事讲完时作者偏偏又游笔而出：“那时节山中正有老虎吼声，动摇山谷，众人闻声，皆为震慑。”(118)营造的似乎已经是一种现代世界里的“聊斋志异”！
不仅如此，《月下小景》的“传奇”色彩还体现在人物所经历的奇情异事上，而且那些离奇神妙的故事情节，又总是以一种色彩斑斓、光怪陆离的姿态呈现出来，令人耳目一新甚至瞠目结舌。显而易见，这种极端化、夸张化的呈现方式以及超验的浪漫主义手法对小说叙事的成功极有功效，一方面它使这些佛经故事摆脱了冰冷呆板的道德说教，另一方面则充分显示出人性的不同侧面所能达到的某种“神性”。《扇陀》写于1932年10月，是八篇佛经传奇中创作时间最早的一篇，也是传奇色彩最为浓厚的一篇。人物是人鹿同生的候补仙人，“住身山洞，修真养性，澹泊无为，不预人事”，“年纪虽小，就有各种智慧，百样神通，又生长得美壮聪明，无可仿佛，故诸天鬼神，莫不爱悦”。可是偏有一天，他因为“波罗蒂长国中所盼望的大雨”而不小心“倾跌一跤，打破法宝一件，同时且把右脚扭伤”，故“心中不免嗔怒”，“口中念出种种古怪咒语”，致使波罗蒂长国境内三年不雨。遭此厄运的波罗蒂长国举国恐慌，无奈之下只好悬赏招募能人。偏巧国中有一出身名门的女子扇陀，“长得端正白皙，艳丽非凡，肌肤柔软，如酪如酥，言语清朗，如啭黄鹂”，应征前往山中降服候补仙人。候补仙人最初丝毫不以为意，“尚以为这类动物，不过兽中一种，爱美善歌，自得其乐，虽有魔力，不为人害”，但不到一月便对扇陀露出呆相，后又经扇陀种种款待，一颗顽心终被降伏，发誓“从此做驴，驮扇陀终生，心亦甘美，永不翻悔”。之后还随扇陀下山，“住城少久，身转羸瘦，不知节制，终于死去”，临死时向天所发志愿还是“心愿死后，即变一鹿长讨扇陀欢心”。(119)这个故事的本源来自佛经《智度论》，原是借候补仙人之例要求人们实行禁欲。但是到了沈从文的笔下，原来一本正经的佛经本文被“演义”成了一个离奇幻想、基调欢快的有关情感甚至情欲的传奇故事，并且大大地改造了佛经的主题。其他像《医生》中为训练自己的牺牲精神、含冤忍辱救白鹅的医生，《猎人故事》中为寻找那会说话的雁鹅做了十六年猎鸟人、跑遍了全国凡有雁鹅之处的猎人，《慷慨的王子》中乐于施舍甚至被放逐山中仍将自己妻子施舍于人的王子……这些人物在各自一波三折、奇异怪诞的经历中所显现的，都是人性的某一方面所能达到的最大限度和最高境界。沈从文曾在《〈看虹摘星录〉后记》中说：“我不大明白真和不真在文学上的区别，也不能分辨他在人我情感上的区别。文学艺术只有美或丑恶，道德的成见与商业价值无从掺杂其间。精卫衔石杜鹃啼血，事即不真实，却无碍于后人对于这种高尚情操的向往。”(120)所以说，沈从文正是用这些神奇怪异的“佛经演义”，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幅光怪陆离、风采万千的传奇景观，让我们随着他的神思进入到那个人、鬼、神相通的艺术世界里去，呼吸“新”的空气，品尝“鲜”的果实，感受“奇”的气韵。
（二）“湘西”传奇中的“原始人生传奇”
沈从文在为萧乾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篱下集》写题记时说过这样一段话：“我崇拜朝气，欢喜自由，赞美胆量大的，精力强的。一个人行为或精神上有朝气，不在小利小害上打算计较，不拘于物质攫取与人世毁誉；他能硬起脊梁，笔直走他要走的道路，他所学的或同我所学的完全是两样东西，他的政治思想或与我的极其相反，他的信仰或与我的十分冲突，那不碍事，我仍然觉得这是个朋友，这是个人。我爱这种人也尊敬这种人。这种人也许野一点，粗一点，但一切伟大事业伟大作品就只是这类人有份。他不能避免失败，他失败了能再干。他容易跌倒，但在跌倒以后仍然即刻可以爬起。”(121)在后面他还接着说道，“至于怕事，偷懒、不结实，缺少相当主见，凡事投机取巧媚世悦俗的人呢，我不习惯同这种人要好，他们给我的‘同情’，还不如另一种人给我‘反对’有用。这种‘城里人’仿佛细腻，其实庸俗；仿佛和平，其实阴险；仿佛清高，其实鬼祟。这世界若永远不变个样子，自然是他们的世界。右倾革命的也罢，革右倾的命的也罢，一切世俗热闹皆有他们的份，就由于应世技巧的圆熟，他们的工作常常容易见好，也极容易成功。这种人在‘作家’中就不少。老实说，我讨厌这种城里人”(122)。之所以如此大段引用沈从文的原话，是因为由此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发现他对“人”的喜厌爱憎。沈从文是一个始终关注“生活”但更加关注“生命”的作家，他创作的具有根本意味的出发点、切入点和落脚点，都是对“人”的“认识”。他在标榜自己是一个“乡下人”时不止一次地说过，他讨厌城里人的自私、冷漠、虚伪、做作、清高以及圆滑等等，而与此相反的那些“乡下人”的正直、热情、真实、诚恳、善良，方才是他理想中的人生形式。他的写作目的也只有一个，就像他在《边城》中创造以及强调的那样，就是要创造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123)。因此，他虽来到了城市并从此再也没有离开城市，但他的情感、目光和笔却始终没有走出那个乡下的田园所在——湘西，并且一直在湘西的土地上寻找“生命”，在湘西的生命中寻找“人性”，在湘西的人性中寻找“传奇”。
沈从文有一批创作于1929年前后，以湘西苗族或南方其他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人情人事为依托的作品，比如《龙朱》《神巫之爱》《媚金、豹子与那羊》以及《月下小景》等，这些作品充满着奇异色彩和浪漫想象，是一个个原始神话般的人生或爱情传奇，构成了沈从文湘西传奇小说系列的第二种类型——原始人生传奇。
这些原始人生的传奇故事，无论是环境还是人物，都有着一种强烈的浪漫色彩，而其中的故事即小说的情节，则更是极度夸张甚至极度虚幻。这样一来，在人们眼中本来就是“传奇”的边城异地的少数民族的人和事，尤其是发生在他们氏族生活初期的形形色色的故事，便成了地地道道的传奇，而且，他所汲汲追寻的优美人性和健康人生也就在这里。
在这些原始人生传奇中，作者在按照自己的“神”性标准净化人物性格的同时，将人物的形体、相貌作了极为夸张的净化和美化处理。1929年作于上海的《龙朱》，是沈从文自己比较偏爱的一个短篇，因为他不但给自己的长子取名为“龙朱”，还将这篇作品作为他亲自编选、翻译介绍给西方的三个故事之一。龙朱是白耳族苗人中的美男子，也是一个极端完美的人，是被作者“神化”了的人，完全就是作者湘西世界的理想人格、美好人性的典型。他是人们心目中的偶像，是民族的神，是人性美到极致的代表。同时，对于龙朱以及龙朱一样的具有神性的美好，沈从文从不吝惜自己以及他人的赞美，而这种田园诗、赞美诗一样的描写也体现在许多美丽女子的身上，这里有寨主之子傩佑的恋人，还有那些如“白脸苗中顶美的女人”媚金(124)一样的女人。同龙朱一样，她们都是沈从文极端“浪漫”的创造。在这种创造中，作家怀着对“人”的巨大热情，把可以发现的人性中所有“优美、健康”的因素都注入了这些“传奇”的人物，甚至执意地将人物“神话”化，使其甚至成为一种可以照耀整个人类的神性所在。虽然不无遗憾地说，理想化的人物“被置于原始社会背景下，那些没有丝毫阶级社会的因素，甚至连原始社会野蛮的一面也被剔除了”(125)，从而使这样的湘西难免有着与人间的疏离，但无论如何，沈从文也正是用他的巧手，通过搭建这个远离喧嚣社会的、极度被净化的宽广舞台，才使他所钟爱的龙朱、神巫、豹子、媚金、傩佑等，在这个巨大的人生舞台上，成功演绎了一幕幕的生命的传奇。
沈从文这些生命的传奇一直是关于“爱”和“死”的，也是诠释着“爱”和“死”的。面对这样两个人类永恒的话题和文学永恒的主题时，有人选择思想的陈述，有人选择哲理的阐释，有人选择现实生存的观察和剖析，沈从文选择的则是传奇。所谓的“无奇不传、无传不奇”在这里其实意味着，传奇中的“爱”与“死”也许会因为“传奇”而扑朔迷离、亦真亦幻，但也正因为“传奇”而至纯至美、至情至性。比如《媚金、豹子与那羊》讲述的是一个神秘凄婉的爱情故事：女主人公媚金是“白脸苗中顶美的女人”，在与豹子的山歌对唱中爱上了对方，两人心心相印，相约夜间到山洞里约会。媚金梳洗打扮一番后早早来到了洞中等候，而深爱着媚金的豹子因为“预备牵一匹小山羊去送女人”，四处奔忙找到一只纯白山羊后，已经耽误了相会的时间。媚金在对豹子的久久等候中误以为自己受骗上当，伤心之下竟然用刀自杀，而姗姗来迟的豹子见到奄奄一息的媚金后，也“把全是血的刀子扎进自己的胸脯，媚金还能见到就含着笑死了”。显然，这是个一对爱人因“偶然”或“误会”而导致双双殉情的悲剧，但这个悲剧中的“爱”与“死”的方式却超越了悲剧以及悲剧的传说本身，有着一种对于原始人性中的神性的塑造，尤其是对于现代爱情所产生的震撼意义。即如作者在小说中自己写到的：“地方的好习惯是消灭了，民族的热情是下降了，女人也慢慢的像中国女人，把爱情移到牛羊金银虚名虚事上来了，爱情的地位显然是已经堕落，美的歌声与美的身体同样被其他物质战胜成为无用的东西了。”(126)沈从文的浪漫想象，不仅是构建了一个传奇给后人欣赏，更是追怀了一种美好给后人温暖。因此凌宇才说：“作为一种浪漫的传奇，这些作品的美学特征既不表现为故事情节的真实性，也不表现为人物间现实关系的深刻性。而在于从作品情境里透射出来的人生情绪的理想性。这是一种幻美，似云中虹霓，如海市蜃楼，一种从现实人生关系中孕育而出，通过虚构的幻影折射而出的理想追求。因此，在这些作品的字里行间，跳跃着一种欢快的旋律。”(127)可以说沈从文通过“传奇”的外形传达出的是并不“传奇”的理想——人，应该具有对生命本体的执着坚守和对人性本质的热情追求；人，应该像龙朱、媚金他们一样拥有自然、刚烈、真诚、勇敢和忠贞的高贵品质。
（三）“湘西”传奇中的“边地人事传奇”
正所谓“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128)，传奇作为一种更具有浪漫性、想象性的传统文体和叙事特征，其内在精神和涵养气韵其实是承接了原始神话传统的，因为人类从原始的神话时代进入现代文明时期的过程是不断世俗化的，而在传奇那里，正弥足珍贵地保留了人类内心深处对已经远去的神性时代的怀恋与眷望。当然，不断走进现代的传奇，不仅已经具有了现代叙事的外在形式，其故事的主人公也早已不可能再是各种神话传说的英雄，而是世俗化成为了滚滚红尘中的普通男女。但在20世纪上半叶的湘西，却仍然有着神奇诡异、超出常人想象的故事在某时某地不断地上演着，其间的至情至性仍体现着人类的闪光神性，仍充满着人类对神性世界的诗性追问。
湘西传奇的发生，首先来自于它位置偏僻，长期处于与世隔绝的封闭地理环境，这里是传统文化的边缘地带，但也恰是产生“传奇”的理想场所；再从人文景观上说，湘西本来就是多民族杂居之地，居民构成较为复杂，且大多属于未开化的自然状态，又因古属楚地，在浓厚巫鬼文化的浸染之下，长期以来沉淀、保留了较多的原始习俗，也造就了风格各异的各种神灵信仰和祭祀仪式，这都是生产“传奇”的良好土壤。回到沈从文这里，则又正如王德威所言：“他的故乡——荒蛮多山的湘西——及他在军阀部队中的传奇经历，为他提供了写作神秘恐怖故事的最佳背景，正如沈从文在《湘西》中描述的那样，他所浸润的楚文化是一个充满想象的天地，各种鬼怪精灵充盈其间，与人类休戚与共。另一方面，楚文化饶富各种歌赋舞乐、仪式传说——那是个富有多样诗意想象和宗教仪式的世界。当沈从文搜寻小说素材时，很自然的，那些山岭岩洞的幽暗意想、鬼魅似的人物和难以索解的文化礼俗便悄然袭上他的心头。”(129)沈从文的小说中有一类书写的就是这种边地奇异环境中“日常”里的“异常”，和湘西“普通”人事中的“异人异事”，如《夜》《山道中》《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山鬼》《在别一个国度里》《旅店》等等，即他传奇小说的第三种类型——边地人事传奇。
南楚故地，巫风衰而未泯。沈从文用他的特殊叙事，黏合着迷信与宗教，通过大量交杂着神性与魔性的奇异民俗事象的渲染，让这些“人间”的故事，充满神秘浪漫的巫楚气息，被包裹于湘西楚地特有的带有巫蛊精神的氛围之中。沈从文曾在《湘西·凤凰》中写道：“苗人放蛊的传说，由这个地方（指凤凰——引者注）出发。辰州符的实验者，以这个地方为集中地。三楚子弟的游侠气概，这个地方因屯丁子弟兵制度，所以保留得特别多。在宗教仪式上，这个地方有很多特别处，宗教情绪（好鬼信巫的情绪），因社会环境特殊，热烈专诚到不可想象。……湘西的神秘，只有这一个区域不易了解，值得了解。”(130)他还接着描述了“放蛊”“落洞”等凤凰习俗，又将这些带到了他的小说中，如《凤子》一篇对巫术祭祀活动的大肆渲染铺排和《阿黑小史》中神巫为阿黑打鬼驱邪治病的场面描写，实际都来源于此。这类小说既不是佛经故事的演义和改编，也不是取材于人、神混沌的神话传说，但其浪漫想象中诡异的气氛、离奇的故事、神秘的民俗等还是与前两者一脉相通，因其近乎神话或类神话的特征而彰显出强烈的传奇色彩。作者在创作这些边地人事的故事时，似乎是为了强化和突出其巫楚遗风和传奇色彩，又总是愿意在这些原本就已经十分怪戾、神奇的自然与人事之中再极力地挖掘奇中之奇、怪中之怪，令人不免在耳目一新之后心战胆寒。
比如《说故事人的故事》，讲述的是一个军人与被捕入狱的女匪首之间的奇异恋情。男主人公是弁兵头目，因为一心倾慕女匪首夭妹的胆识与美丽，不仅大胆进入并非本部的川军狱中，于大天白日做了“那呆事情”，还同这个被囚困的女山大王密谋一道上山落草，不料事败，被本部师长下令枪毙。这是一个在沈从文的自传中关于“一位大王”的故事，他一直念念不忘，最终还是将其敷衍成篇，从中我们可以看见作者那“自己乡亲的辩护人”的影子。情节相类似的还有《在别一个国度里》，作品的副题是“关于住八蛮山落草的大王娶讨太太与宋家来往的一束信件”。乍一看题目，便给人以不同寻常的感受，故事本身也不同寻常，讲述的是一位受过教育的富家小姐嫁给了被招了安的山大王，是一个本来因极端化的“错位婚姻”而敷衍出的传奇。然而更奇的是，在这场极端错位的婚姻中，小姐非但没有感到丝毫的不适与痛苦，反而有着常人所无从享受的无限幸福之情：“他什么事都能体贴，用极温柔驯善的颜色侍奉我，听我所说，为我去办一切的事。（他对外是一只虎，谁都怕他；又聪明又有学识，谁都爱敬他。）他在我面前却只是一匹羊，知媚它的主人是它的职务。他对我的忠实，超越了我理想中情人的忠实。……一个女人所应得到的男子的爱，我已得到了，我还得了一些别的人不能得到的爱。”(131)应该说，如此“非常”的故事，也的确只能发生在沈从文的“别一个国度里”，也只有沈从文这样的“别一个国度”，才会存在如此的人生传奇。而沈从文自己忧郁的人生情思以及精神风格，则一如当年李健吾曾经给他的那个美丽的譬喻和解析，“这是串绮丽的碎梦，梦里的男女全属良民。命运更是一阵微风，掀起裙裾飘带，露出永生的本质——守本分者的面目，我是说，忧郁。……这就是作者特异的地方，他用力来体味人生的全部，不是倾心于一个现象，便抹杀掉另一个现象，最后弄出一个不公道的结论”(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