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主流的传奇趣味与目光
在20世纪中国的作家当中，沈从文既是一个多产的作家，也是一个曾对散文、戏剧、诗歌等领域多有涉足的作家，但论其主体和贡献，却还是以小说创作为主，而且他也是以其小说创作成名成家的。在他大量的小说创作中，有一批充满神秘色彩的关于湘西和边城的具有强烈浪漫主义色彩即我们称之为“传奇”的小说，这可能是他真正成为一个文学以及文学史“传奇”的起点和标志。那么，由此我们首先不得不思考，在中国现代小说中，沈从文这种可谓“传奇”的人生和创作，究竟透露着他怎样的文学趣味和目光呢？
从人生的起点来看，沈从文虽然自幼顽劣，包括后来的高小学习也没有毕业，但是在他目前可见的童年启蒙教育中，或许还是养成了很多的习惯和偏好(88)——“由《楚辞》、《史记》、曹植诗到‘挂枝儿’、小曲，什么我都欢喜看看。从小又读过《聊斋志异》和《今古奇观》”(89)。《楚辞》中纵横恣肆的想象和浪漫主义色彩自不必多言，而《聊斋志异》和《今古奇观》等，则更是直接承续了中国古代小说志怪、传奇这一重要的叙事特征和“传统”，一个“志异”，一个“奇观”，其实都是重在搜集并叙写新奇、怪异之事，其内在精髓不言而喻，就像《聊斋志异》早已被人们称为“唐传奇浪漫主义精神的复活”一样(90)，不仅其中人物多为妖狐鬼怪、神仙隐士，其故事时空亦大多涉及人间狐境和鬼蜮地狱，故事的内容则更是荒诞神奇，不仅其想象力的奇幻、用笔的出神入化让人叹为观止，而且其所具有的真情实感更是让人“心有戚戚然”。《今古奇观》虽是从“三言”“二拍”中选择精品荟萃而成的话本集子，但其内在神韵和全书体制仍然没有脱离“传奇”的路数，都可谓是当之无愧的经典“传奇”之作。
等到再长大些并在去北京之前，沈从文还在当地的土著部队中生活了多年，大多时候是无所事事地漂流于沅水流域大大小小的支流上。其间，他在偶然的机缘中陆续读到了《秋水轩尺牍》《汉书》《天方夜谭》和《四部丛刊》，以及商务印书馆印行的“说部丛书”，等等，甚至还被狄更斯的《冰雪因缘》《滑稽外史》《贼史》这三部“大书”反复占据了“两个月的时间”，像他自己说的：“我喜欢这种书，因为他告我的正是我所要明白的。他不像别的书尽讲道理，他只记下一些生活现象。即或书中包含的还是一种很陈腐的道理，但作者却有本领把道理包含在现象中。我就是个不想明白道理却永远为现象倾心的人。”(91)当然，我们似乎不能一下子就说沈从文这种对于现象的“倾心”便是一种文学的认识，但不可否认，他所谓“现象”却是常常会体现出一种故事性的意味的。于是，当我们看到沈从文带着这种“艺术家的感情”，进京以后于“有一顿无一顿是常事”的困窘艰难的生活中，还是在京师图书馆读完了《笔记小说大观》《小说大观》《玉梨魂》等新旧小说时，关于他对于故事以及相关传统的喜爱我们或许是可以认同的了。及至30年代，已经在文坛站稳脚跟且颇有名气的沈从文到青岛大学教授小说史时，曾下力气对六朝志怪、唐人传奇、宋人话本以及大量佛经故事等都做了深入的考察和研究。这些学习、阅读以及治学的经历，不仅证明了传统文学与文化对沈从文宽泛而深切的熏陶，甚至同时可以见出他独特的“传奇”趣味了。
于普通人而言，一个人的阅读趣味可能更多是见出他/她的精神特质和性格特征，但对于一个作家而言，不同的阅读趣味和经历，却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在他/她的创作倾向和审美追求上产生影响甚至是巨大的影响。像沈从文的这些阅读与偏好，其实就与其后来小说创作的“传奇”取向有着直接联系。也许还可以说，这其中不仅仅表明了他对中国文学传奇传统的偏好和认同，而且让他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传奇”目光。如其所言：“一切作品都需要个性，都必须浸透作者人格和感情，想达到这个目的，写作时要独断，要彻底地独断！”(92)在沈从文这种对于个性的追求中，固然有对文学于政治、商业之外而独立自主的要求，同时也可以认为，若想达到“彻底地独断”，还必须依赖一个作家对自身特性的坚守和坚持，那些模棱两可、摇摆游移的作家是创造不出风格鲜明、卓然独立的优秀作品的。
那么，沈从文究竟坚守的是哪些或哪种“自身”呢？回到沈从文的经历和创作，有意味的是对他而言，他走出湘西、走进北京、走上文坛这一由乡村“走进”城市的不断“都市化”的个性历程，似乎并没有使他真正地走进“现代”，而是愈来愈深地走进了他那个永远的“过去的印象”里面，即他心里和笔下那个同样古老的“传奇”。
首先，沈从文长达20年的湘西生活，已经足以使他充分地养成某种特殊的性格取向或习惯，他就是带着这种可能“原始”的性格或习惯走进北京、走进现代的。在《从文自传》中，沈从文就曾用他自己特有的讲故事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他那一段不乏苦涩亦不乏快乐、充满艰辛亦充满奇迹的“边城”生活以及他那许久都不曾褪色的“原始”记忆。比如前文他所说的那些阅读和那些书，都是一些“小书”，而实际上，他在读着这一本本“小书”的时候，也在同时读着社会和人生这本“大书”，而这些“大书”的意义，又是那些“小书”所不具备的。
初上私塾的沈从文，并没有像他的父亲所期望的那样成为一个好学生，而是“跟从了几个较大的学生，学会了顽劣孩子抵抗顽固塾师的方法，逃避一切书本去同一切自然相亲近”。并且用这些生活奠定了他“一生性格和感情的基础”——这种基础也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理解，因为正是在这种生活当中，沈从文学会了“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一切”以及“到不同社会中去生活”。于是，在可以算得上是幸福的童年里，沈从文始终对“生活充满了疑问”，同时又都是“自己去找寻解答”。在他逃学的日子里，书本外面的一切或者说是生活当中的一切，便都在他那种“各处去看，各处去听，还各处去嗅闻”的好奇找寻当中，成为他幼小的心灵里“无数希奇古怪的梦”，“这些梦直到将近二十年后的如今，还常常使我在半夜里无法安眠，既把我带回到那个‘过去’的空虚里去，也把我带往空幻的宇宙里去”。(93)
依弗洛伊德的观点，如果从文学创作的白日梦角度来看，人在睡眠中的“梦”便是幻想，而且因为“幻想的动力是未得到满足的愿望，每一次幻想就是一个愿望的履行”，所以“夜间的梦与白日梦——我们都已十分了解的那种幻想——一样，是愿望的实现”。(94)从沈从文自童年以来的各种“希奇古怪”的、既把他带回“过去的空虚”又把他带往“空幻的宇宙”的“梦”来看，他早已有了后来可以走向传奇的情感因子。他14岁后参加地方土著部队在沅水流域开始军旅生涯，以及他后来离开家乡踏上去北京的独立的谋生之路，似乎都可以找到一些他作为“一生性格和感情的基础”的元素，即那些带着好奇的幻想或者带着幻想的好奇。如我们后来看到的，尽管在土著部队里沈从文始终是一个“各式各样的‘死亡游戏’的耳闻目睹者、旁观者以及间接的参与者”(95)，但是血腥与残酷的湘西现实，在他敏感心灵中留下的印痕还是十分巨大的。有意思的是，这些印痕一方面从现实上消解着他对于湘西的美好印象，但同时又在记忆的底色上不断深深地刻画着他那些美丽的“边城”幻想，让他在熟悉并习惯了这一切之后，又因生活和生命经验的积累与沉淀，不断生出各种各样的新的好奇与幻想。所以他后来自己也发现了，“既多读了些书，把感情弄柔和了许多，接近自然时感觉也稍稍不同了。加之人又长大了一点，也间或有些不安于现实的打算，为一些过去了的或未来的东西所苦恼，因此生活虽在一种极希望的情况中过着日子，我却觉得异常寂寞……我总仿佛不知道怎么办就更适当一点，我总觉得有一个目的，一件事业，让我去做，这事情是合于我的个性，且合于我的生活的。但我不明白这是什么事业，又不知用什么方法即可得来”。(96)这里所谓的“幻想更宽，寂寞也就更大”，其实就是带着幻想和寂寞去行走，有时甚至把生命当作一个赌注。所以在沈从文还未走出湘西以前，他充满好奇的目光里，就已经蒙上了一层后来才发现是永远无法洗去的人生经验的阴霾，也正是因这一层看不清的阻隔，记忆中的“湘西”反倒成了一个可以不断回望的幻梦般的世界。
其次，当沈从文从湘西走进北京城时，可以说记忆是沉甸甸的，但心灵却是空落落的，尤其令他不安的是他与现代文明之间的遥远距离。凌宇说：“从湘西到北京，沈从文跨越的不只是几千里的地理距离，他同时跨越了一个甚至几个时代的历史空间，进入一个陌生的世界。”(97)而这个“陌生的世界”，当然不仅仅是带给沈从文以“陌生”，因为在这个早已被“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一新的古都里，已经充满了现代文明所必然附带着的一切希望的进步和一切逃不开的罪恶。所以在走进所谓“现代”之后的现实当中时，沈从文首先要做的不是别的，而是一定要为自己争取到生存的权利，所以他不得不“委屈”于“窄而霉书斋”之中，以自己那支完全还没有在“五四”新文学的池塘中浸泡过的秃笔，来为自己书写一张可以让自己走进现代文明的入场券。只不过以他的毫无“新”意的文学与文字基础，他与当时新文学之间的距离可能是更大的一种“贫困”。虽然“边城”里的一切早已生成了他丰富的人生经验，但在还没有真正地成为一种“贵重”的文学资源之前，便只能在他前期的赖以糊口的创作当中，直接转化成为一种乡村背景，且不管这种乡村胜景如何引人入胜，还是招来了首开乡土写作风气的鲁迅等人的严厉批评(98)，这当然又加重了他的压力，并由此进一步加大了他与“五四”新文学主流之间的距离和疏离。
可喜的是，新文学文坛的“四大副刊”之一《晨报副刊》后来由徐志摩接手，而徐志摩从一开始便对沈从文有着特殊的关爱和关照，从此沈从文的作品得到了“经常”的发表不说(99)，并且还能时不时地得到这位可谓新文学主将之一的徐志摩的高度评价和推介：“这是多美丽生动的一幅乡村画。作者的笔真象是梦里的一只小艇，在梦河里荡着，处处有着落，却又处处不留痕迹。这般作品不是写成的，是‘想’成的。给这类的作者，批评是多余的，因为他自己的想象就是最不放松的不出声的批评者。奖励也是多余的，因为春草的发青，云雀的放歌，都是用不着人们的奖励的——志摩的欣赏。”(100)
现在看来，除了有对于沈从文“乡村”写作的一种难得的肯定以外，徐志摩的评价里其实还有几个关键词尤其值得注意——“梦”“想”“想象”。这一组关键词后来不仅逐渐地成了沈从文“边城”创作的关键词，而且还成为人们关注、审视和研究沈从文时的一组关键词。如李健吾评价“沈从文先生便是这样一个渐走向自觉的艺术的小说家”时也是这样说的，“有些人的作品叫我们看，想，了解；然而沈从文先生一类的小说，是叫我们感觉，想，回味……”(101)如果再考虑到沈从文自幼“自由”的性格以及青年“反思”的追求，那么“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的那种充满“现代性”的价值体系与评估机制，可能对于沈从文来说，就更多并不是一种“影响的焦虑”，而是一种现实的“压迫”了。因此，以鲁迅等为代表的对于古老乡土田园生活总是采取批判态度的所谓“现代”小说，不仅没有成为沈从文初登文坛之时无条件信奉的模板，而且成为他思想反叛或者逆向写作的一种对立性存在。如凌宇所说：“沈从文对人生的认识，是建立在他的人生经验的基础上的。在他走向都市以前，他就对一切现存观念与秩序感到了深刻怀疑。因为他从扑面而来的真实人生景象里找不出它们存在的理由，他感到扑朔迷离，又没有条件去接受世俗观念以外的新的思想与理论体系，去解释人生之谜，他只有一大堆人生经验。当他有条件去接受某种成系统的思想理论时，他的精神世界早已滋生出一种顽强的拒它力，排斥任何体系，一切外在于他的经验世界之外的观念，只能在经过他的经验世界验证的条件下，局部地融入他的思想。”(102)所以，在可以进入主流写作的一条基本道路被否定了之后，顺理成章地，沈从文便将自己对“边城”的重新发现与回想，大胆地置于主流现代写作的另一端，由自己自由地将其敷衍成为一个“另类”的传奇世界。
另外还要看到，对于沈从文来说，所谓现代写作中的“边城”或者“湘西”情结，也许还不仅仅是一种题材与类别的趣味与目光，实际上也是他具有自觉性的对于小说的一种创作理念。
沈从文作品中较为独特的一部是《月下小景》集，他在“题记”中谈到了自己将这些佛经故事敷衍成篇的基本动因：“这只是些故事，除第一篇《月下小景》外，本事全部出自《法苑珠林》所引诸经。我因为教小说史，对于六朝志怪、唐人传奇、宋人白话小说，在形体结构方面如何发生长成加以注意，觉得提到这个问题的，有所说明，多不详尽，使人惑疑。我想多知道一些，曾从《真诰》、《法苑珠林》、《云笈七签》诸书中，凡近于小说故事诸记载，缀辑抄出，分类排比，研究它们记载故事的各种方法，且将它们同时代或另一时代相类故事加以比较，因此明白了几个为一般人平时所疏忽的问题。另外又因为抄到佛经故事时，觉得这些带有教训意味的故事，篇幅不多，却常在短短篇章中，能组织极动人的情节。主题所在，用近世眼光来看，与时代潮流未必相合。但故事取材，上自帝王，下及虫豸，故事布置，又常常恣纵不可比方，只据支配材料的手段组织故事的格局而言，实在也可作为‘大众文学’、‘童话教育文学’以及‘幽默文学’者参考。”(103)
不难发现，在这一大段说明当中“故事”是其关键词。同时他还有意强调，自己所期望可以作为借鉴的，无非就是一种写“故事”的方法，即“明白死去了的故事，如何可以变成活的，简单的故事，又如何可以使它成为完全的。”——“中国人会写‘小说’的仿佛已经有了很多人，但很少有人来写‘故事’”。(104)
当然，沈从文的小说创作的理论观念并不都是如此在其散文写作中四处散落的。在一篇专门的文论《小说作者和读者》中，他还进一步以唐人传奇为例，通过简单地给小说下定义，来阐明小说创作的“必须以‘人性’作为准则”的“恰当”原则：“个人只把小说看成是‘用文字很恰当记录下来的人事’，这定义说它简单也并不十分简单。因为既然是人事，就容许包含了两个部分：一是社会现象，即是说人与人相互之间的种种关系；二是梦的现象，即是说人的心或意识的单独种种活动。……必须把‘现实’和‘梦’两种成分相混合，用语言文字来好好装饰、剪裁，处理得极其恰当，方可望成为一个小说。”(105)当然，沈从文这种所谓的“恰当”，就故事内容而言是无所谓真伪的，因为“要的只是恰当”，而这种“恰当”，如果放在唐人传奇这里，则“又是处理故事时，或用男女爱憎作为题材，或用人与鬼神灵怪恋爱作为题材，无不贴近人情”。所以在沈从文看来，“只要恰当，写的是千年前活人生活，固然可给读者一种深刻印象，即写的是千年前活人梦境或驾空幻想，也同样能够真切感人”。(106)
这两种紧密相连的说明可以看作是包含着沈从文对文体特征以及艺术构思等小说写作要点的基本看法与要求，或者说可以在这里面看到他在给予“故事”以及唐人传奇如此关注和分析时的深入思考，甚至还可以说这里面所体现的，其实就是他对传奇传统的感性的偏爱乃至理性的自觉。他不仅偏爱那些充溢着浪漫想象的奇情异事，更欣赏它们在艺术表现上的神妙多姿以及野马般自由驰骋的想象力，这也正是因为他真的体察到了传奇之中所包蕴着的丰富人性。
于是，沈从文的“趣味”与“目光”，便不仅仅是一种关注与强调，同时也是一种文体、文学的意识以及这种意识的现实化。如果说这些来自于中国古代传奇传统的阅读喜好与文体认识让沈从文形成或者强化了某种“传奇情结”的话，那么这种“情结”意识，便自然而然地体现在了他的关于“湘西”的小说创作当中，比如关于“姐姐”的那个传奇，“我那时也同时听到了一个消息，就是那个白脸孩子的姐姐，下行读书，在船上却被土匪抢入山中，做压寨夫人去了。得到这消息后，我便在那小客店的墙壁上写下两句唐人传奇小说上的诗，抒写自己的感慨：‘佳人已属沙吒利，义士今无古押衙’。义士虽无古押衙，其实过不久这女孩就从土匪中花了一笔很可观的数目赎了出来，随即同一个驻防洪江的黔军团长结了婚。但团长不久又被枪毙，这女人便进到沅州本地的天主堂作洋尼姑去了”。(107)虽然这个“姐姐”的故事本身就是传奇，但对于沈从文来说，他关注的可能是其“生命”以及“人性”上的意义，所以在他的小说当中，与此相关或类似的情节多次出现过，比如《在别一个国度里》和《雪晴》等。如此种种由有意识地向传奇传统借鉴所形成的“传奇”意识和“传奇”眼光，使沈从文总是非常注重表现对象自身的特异性和传奇性。他的一系列“湘西小说”，都是有意地反拨和规避着“五四”以来主流的现实主义文学所着力强调的“日常性”和“平凡性”，在现在的“常”和过去的“奇”之间，他毫不犹豫地避“常”而取“奇”，由此开辟了一个在主流的新文学传统之外的，与主流传统迥然不同而又异彩纷呈的支流。因这种传奇的趣味与目光，沈从文便在他的“湘西”世界里，精心营造出了一个同样独属于他的“边城”，大胆而又绮丽地构建了一个令疲惫的现代人十分向往的“另外一个国度”。这甚至像当年他评价许地山一样，他说：“读《命命鸟》，读《空山灵雨》，那一类文章，总觉得这是另外一个国度的人，说着另外一个国度里的故事。”(108)这一个国度，当然就是他自己的。
有意味的是，这种对于“传奇”的趣味和目光，不仅在沈从文自己的创作当中表现出来，有时还会成为他丈量其他人创作的一种规格和尺度。他在《论穆时英》一文中便说：“作者（指穆时英）不只努力制造文字，还想制造人事，因此作品近于传奇（作品以都市男女为主题，可以说是海上传奇）。”(109)可见，“传奇”作为中国小说的最悠久的资源，早已深深融进了沈从文的思维当中，成为他文学思想的一种自觉意识以及自由的价值判断。
沈从文还有一篇创作于1942年的哲理散文《水云》，那是他在创作成熟和丰收的时期，对自己自青岛十年来的创作心路历程所作的一次全面深刻的回顾，甚至带有某种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意味。他思想的起伏冲撞、灵魂的诘难辩论以及对生命与人性的叩问追索在文中随处可见，比如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就很值得我们思考：“你（指沈从文本人——引者注）这个对政治无信仰对生命极关心的乡下人，来到城市中‘用人教育我’，所得经验已经差不多了。你比十年前稳定得多也进步得多了。正好准备你的事业，即用一支笔来好好地保留最后一个浪漫派在二十世纪生命取予的形式，也结束了这个时代这种情感发炎的症候”(110)。这也就意味着，沈从文心中早已明白，眼前的“这个时代”已经完全不同于远古，身边的这个社会也已经完全不同于湘西，所谓的“神”遭到了破坏并解体，只是他自己仍然坚定、自觉、执着地要做“最后一个浪漫派”，用自己手中的笔为这个“神”早已离去的世界尽一己微薄之力，即保留“神性”在人间。这实际是一种明知其不可为而偏欲为之的悲壮情怀，沈从文也正是用自己特殊的“乡下人”的眼光和最后一个浪漫派的偏执，打量审视着眼前的一切，随时记录下纯真人性的点滴显现，用矢志不渝构建着的“边城”里的“传奇”城堡来寄寓着自己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