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传播：研究角度与创新
本研究以屈大均诗文作品的传播过程为线索，探究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的形态与特征，以及其中的特殊问题。就中国古代的情况而言，士人思想传播最为普遍与重要的载体即是其诗文作品。然而，本研究注意到，屈大均的文学思想随其诗文集传播的过程相当曲折，在这一过程中存在着极为明显的相反的两个维度——“传播”与“禁毁”，这也正是清代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所造成的特殊现象。而屈大均的诗文集传播过程正是一例典型的代表。因此，本研究的角度与创新之处即在于，以诗文集为载体的文学思想的传播过程研究，既在传播过程的研究中梳理其文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同时又能在传播过程的特殊节点上找到影响其文学思想形成与发展的社会、历史等因素。
这便是所谓文学传播的研究角度。
人类的传播活动与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传播的本质——讯息，从符号到语言、文字，帮助人们相互沟通并建立复杂的社会关系，从而令人类造就了自己的历史和文化。而文化恰恰是在传播、流通中得以延续和保存的。
以语言、文字为基础的文学，是文化中最为璀璨的一部分，当然也是传播活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学者正在试探性地构建“文学传播”这一学科，而一个学科的建立应在实践与理论的基础之上进行。当代学者无论是就近现代文学的传播学研究，还是古代文学传播学的探索，都是文学传播领域实践性的前进；而由文言主编的《文学传播学引论》更是试图从理论上加以阐述、归纳和总结“文学”与“传播”相结合的内容、意义和可行性，具有开疆扩土的重要意义。
文学传播学，是从传播的角度重新审视文学的存在和发展，既是对传播学研究内容上的拓展，又是将传播学方法引入文学研究领域，为传统文学研究提供新鲜的视角和方法。因此，运用传播学研究方法探讨文学的目的就是在文学基础之上，从理论角度向人们解释和揭示文学传播活动的本质、规律以及诸传播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使人们不仅获得对文学作品的认识，而且也获得对整个文学传播领域的系统的认识。[1]
因此，在“文学”与“传播”的结合下，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和意义，同时辅之以科学的框架构建，我们可以为“文学传播”归纳出一个定义：“以传播学视角进行文学研究，即以文学传播者、文学传播内容、文学传播渠道、文学接受者、文学传播效果以及社会对文学传播的影响为研究主体，运用传播学集纳而来的各种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对文学传播现象进行系统的观察分析，从而得出规律性的结论，以使人们对文学传播现象及规律有一定的认识，最终用于指导人们的文学实践活动。”[2]
不仅文学本身是一种传播活动，传播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更是文学作品产生意义的一个重要环节，它可以联系文学系统上的各个环节。从事文学传播研究，并不是简单地从传播学角度来分割文学系统的各个环节，将文学纳入传播学视域中，而应该以传播学的方法来联系文学系统各环节，厘清其外部影响因素，并与内部相互联系，使文学系统的各方面真正成为一个整体。目前在文学与传播的关系研究中，学者一般关注的是文学作品被何种媒介承载，以怎样的媒介传播，而忽略这种媒介本身承载着怎样的讯息。加拿大学者哈罗德·伊尼斯认为：“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3]他的学生著名传播学家麦克卢汉进一步总结为“媒介即讯息”。因此，我们应该研究媒介本身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它作为社会环境和工具环境的一部分又对文学具有怎样的反作用。
在文学研究领域，也逐渐有学者开始把“传播”与“文学”这两者联系起来，在文学研究中发现传播的力量。这种尝试最初发生在近现代文学研究中。因为随着现代大众传媒的异军突起，其压倒性的势力蔓延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当然也包括文化、文学领域。面对强大的传媒攻势，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媒介的重要性。
中国近代文学与近代传媒——报刊的发展最为紧密，它们之间表现出了显而易见的关联。孟繁华在《传媒与文化领导权》中直接指出：“上个世纪之交，中国的报刊开始兴盛起来，报刊的兴盛对于推动文学的市场化、专业化，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4]
在一些个案研究中，如《〈申报〉与晚清小说传播》《结缘与流变——申报馆与中国近代小说》《〈大公报〉与中国近代社会》等，让我们具体地看到了现代传媒对文学的影响：第一，文学语言载体由文言向白话的转变；第二，文学作品内容的多元化，翻译作品大量涌现，内容不再拘泥于主流意识形态而向多元文化方向发展；第三，丰富了文学创作文体，催生了诸如叙事类（如报告文学、散记、回忆录）、杂感类（如政论、时评、随感录）、小品类（如小品文）、杂体类（如游记、日记、书信）等多样文体；第四，产生了一批职业作家群体，使文学生产活动职业化、稳固化；第五，大众对文学作品的广泛接触，呼唤着通俗文学的产生与发展，进而重新产生了文学欣赏方面“雅与俗”的争议问题等等。
这些具体的影响，即近代中国文学发展中的变化与趋势虽然并不能一蹴而就，其改革和变迁的过程是由诸多传统和近代因素共同影响并最终促成的：明清时期文学的兴盛、革新力量为争取民众的白话宣传、西方传教士用浅白语言进行的传教活动，这些多少都促进了近代中国文学的转变。然而，相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来说，这些转变的速度毕竟太缓慢了。直至近代传媒的发展，令这一缓慢变化的局面为之一变。历史经验告诉当代知识分子：掌握了传媒就掌握了文化领导权。正如梁启超所倡导的“新小说革命”，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均遭到重创的近代中国社会，仁人志士上下求索，探求救国救民之路，梁启超率先认识到大众传播媒介对人民大众的影响：由于小说借由报纸迅速在人民大众中传播并发挥影响，革命者必须掌握这种话语权，并应用于对人民大众的说服教育上。因此，与其说是梁启超等人倡导“新小说革命”，使小说地位提高并促使其兴盛，不如说是由于近代小说的兴起占据了媒介力量，使梁启超等知识分子不得不去掌握、抢夺这个话语权。[5]然而，正是由于近代传媒大范围、快速度传播的基本性质和特征，决定了近代传媒可以发挥文学前所未有的功效，是近代传媒话语权托起了通俗小说的威力。
因此，赵抗卫在《文学作品与现代传媒》一文中指出：“没有现代传播技术的产生，也不可能有现代文学的诞生。”[6]现代传播媒介与手段不仅可以使文学作品的传播范围扩大、影响提升，还可以进一步在内容上产生影响。中国的现代文学包括现代小说几乎是与现代传播同时形成并相互促进与成长的。
后来，蒋晓丽在《中国近代大众传媒与中国近代文学》一书中归纳了传播媒介与文学两者之间的因果、依存与互动关系：首先，如果没有机械复制技术的发明与使用，以及由此发展而来的近代大众传播媒介，就不会有文学载体的发展变化，如果文学作品的承载方式没有改变，就不会有文学观念的发展，自然不会催生新的文学样态。其次，大众传播媒介具有广阔的承载空间，单靠新闻采访内容远远不能满足，因此，丰富深厚的文学资源成为大众传媒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内容；而社会大众对文学的渴求又发展了大众媒介中诸如文学期刊、文艺专栏等专门的内容。再次，近代文学与大众传媒两者之间具有双向互动的作用，一方面大众传播媒介改变了文学的传播形态，使其得以在批量生产的情况下迅速、广泛地传播，令文学突破文人相对固定的小圈子而走向大众，所以文学内容与形式势必要相应地通俗化，以迎合越来越多的普通受众；另一方面文学资源也丰富、充实了大众传播媒介，令其能够吸引更多的受众以促进其发展。[7]
在厘清了中国近代传媒对中国近代文学的影响与两者之间的关系之后，学者们开始从文学实践上的影响现象探究传媒场域下的文学理论。张邦卫的《媒介诗学——传媒视野下的文学与文学理论》，从传播理论的框架着眼，试图勾勒出一幅媒介视域下的文学版图，以此做理论上的升华。
然而，无论是从文学实践还是从文学理论上探讨传播的力量存在、传媒与文学的关系，都是从传播学的角度出发，将文学问题置于传播学领域来研究，文学问题成为传播学研究的对象，而不是以文学为本位，从文学现象出发，借用传播学的视角和方法来研究文学问题。
在考察了中国近代传媒与中国近代文学的关系之后，我们看到了现代传媒对近代文学的巨大影响力，那么，当我们回归到古代文学领域，我们的传统媒介是否也对文学有着同样重要的影响力呢？
纸的发明和使用，突破了原始传播介质，如甲骨、碑石、简牍、丝帛等在流通与保存上的不便，使文学传播在载体上得到了质的飞跃。尤其是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和使用，增多了书籍的生产数量，扩展了书籍的传播范围，缩短了书籍生产周期，其作用相当于近代报刊对中国近代文学的催化作用。在《传统媒介与典籍文化》中，于翠玲指出：古代雕版印刷技术的发明，曾经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文化传播模式。[8]书籍出版数量的增加，自然改变了文人的阅读习惯和藏书方式，张舜徽曾分析：“自印刷之术日新，致用之途益广，便民垂远，为效甚宏。然其影响后世，有利有弊……由于得书甚便，学者多置之不观，苏东坡为《李氏山房藏书记》，即尝慨乎言之。故印刷愈便，而记诵日衰，似故创物造器者之所不任咎也。”[9]
在中国古代，随着传播媒介和复制技术的发展，书籍生产、流通体系日益确立为官方、民间和个人三大系统。它们对文学的影响和作用也日益被士人所认识：官方系统，服务于统治阶级的需要，将文学导向正统、雅正；民间系统，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将文学导向通俗化、娱乐化；个人系统，在士人阶层“立言”以求“不朽”的追求下，成为个人追求自我与实现自我的工具，将文学导向风格化。有些文学作品正是在这样的驱动下产生，例如明代通俗小说“三言”“二拍”系列就是由于民间书坊的积极运作才得以问世。冯梦龙“因贾人之请”编辑了《古今小说》（后更名为《喻世明言》）；由于“行世颇捷”，另有书坊主请凌濛初编写了《拍案惊奇》，与《古今小说》抗衡。由于书坊主的积极运作，后来凌濛初续编的《二刻拍案惊奇》，更是“贾人一试之而效，谋再试之”的产物。[10]可见，在中国古代，传媒的发展也迫使文学在一定程度上走向了市场。
传统媒介与古代文学的结合，一方面可以开拓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多维视野，另一方面也是对传播学的“中国化”的极大促进。目前这方面出现了一些断代性的研究作为尝试和探索，如《魏晋南北朝图书业与文学》《唐代的文学传播研究》《宋代刻书产业与文学》《宋集传播考论》等。这些研究从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情况出发，以传播媒介的发展为基点，以传播学的框架重新组织文学研究，阐发媒介对文学内容、形式、创作、流通等方面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对古代文学做体裁分类传播研究、名家作品传播研究、传播方式研究、跨文化传播研究和版本传播研究。而这些研究由于处于探索阶段，必然存在着一定的偏重，如断代文学总论方面主要集中在唐宋元明四个朝代；分体文学研究方面，主要偏重各个朝代的标志性文体，即唐代的诗歌、宋代的词曲、元代的戏剧和明清时期的小说研究。
虽然在古代文学的传播学研究上，不少学者走出了试探性的一步，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与古代文学研究的盛况和成果相比依然相差悬殊，目前的研究成果还有待于理论化、系统化，深入化，可开拓的研究领域极为广博，如古代文学传播史研究、传播媒介的研究、文学作品的接受与反馈研究、跨文化传播研究等。
屈大均诗文集传播的过程研究，恰恰是文学与传播的一个契合点，尤其是在清代这样一个中国传统的印刷技术达到鼎盛的特殊传播历史阶段，能够更好地考察这一时代中发展的传播要素对于文学的影响。作为清代文学传播研究的一个个案，这也将是扩展清代文学传播研究的良好契机。这一研究的翔实，将夯实清代文学传播整体研究的基础，为后续研究打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