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传播的批评意义
文学的传播性质与其相关的其他性质不可分割，对于文学的传播过程及与之相关影响因素的研究，同样可以说明文学本身的一些问题，可以说，“文学传播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的批评性”[24]。
首先，文学传播具有评价意义。一部文学作品的成功及其影响，需要通过社会反响来作为指标，包括其他文人尤其是著名文人的品评，而其中一种客观化的评价即是该文学作品传播的速度与范围。一般来说，作家知名度的高低与传播的速度和广度成正比。具体而言，传播速度越快、范围越广的作品，说明其在接受者中的好感度和需求度都较高，才能促使传播者，尤其是商业性的书坊等，加快该作品进入流通领域的进程、增加印刷数量以扩大该作品传播的范围。当然，文学作品受众的主观能动性同样不可忽视，所以文学作品的价值与影响又与作品本身的审美价值有关。这意味着，传播速度与范围的指标并不容易受商业因素的指引，而多是由作品本身的价值来主导传播因素，进而影响商业性投入。经过本研究的整理发现，屈大均的诗文作品在雍正朝遭到禁毁之后，直至乾隆朝再次被查缴，其传播范围依旧几乎遍布全国各地，这种禁毁之下的广泛传播恰恰说明屈大均的诗文作品在清代文坛的地位。当然，这种特殊的传播现象也使统治者意识到传播的巨大力量，相较于诗文作品的传播控制来说，无形的思想传播更令统治者如坐针毡，所谓“流言足以鼓惑，妄语易入人心，杜渐防微最关紧要”[25]，于是导致了清代大规模的禁书运动，包括屈大均的诗文作品跨越两朝的最为严厉的禁毁。
但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政治因素的影响十分巨大，它可以直接作用于传播环境。许多作品可能被统治者利用以达到文教的目的而被积极地推入流通领域。这些作品是统治阶级用以向文人士子集团标示垂范意义的，各种官修总集的出现便具有这样的评价意义；甚至有些个人编辑而成的总集、选集也具有在一定范围内对某些文人群体进行评价的意义，以展示编辑者对于入选作品的作者或赞扬、或批评的态度。屈大均的诗文作品曾被多种选本选录，不仅有效地增加了诗文传播的途径，使诗文作品在严厉的禁毁政策之下得以继续流传，还是对屈大均诗文作品文学价值的肯定，有些是将其作为明遗民以诗文抗争、展现雄浑艺术风格的代表，有些是把他作为广东地域文学的代表，这些都是对屈大均诗文作品风格、价值等方面的间接评价。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古代的文学传播具有一定的时滞性，那么，文学作品传播过程持续的时间同样具有评价意义。在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中，许多文学作品是通过后人的整理编辑才进入传播领域，在缺失了第一传播主体，即作者的传播愿望之下，单纯依靠后代学者的价值认同并予以传播，这说明这些文学作品在流通领域流存的时间越长，就越有生命力。时至今日，在谈到广东文化或广东文学时，屈大均是不可忽略的一部分，他对广东地域文化与文学的建构及影响是伴随其诗文作品的持久传播延续而来。
其次，文学传播具有阐释意义。在以人为主导的文学传播活动中，传播行为本身就有可能有意或无意中对文学作品的意义进行阐释。如在本书中提及的二级传播媒介——序文，便是一种阐释方式。一方面屈大均可以通过自序与为他人作序的方式将自己的文学主张传播出去，另一方面他人为屈大均的诗文作品所作之序对屈大均的诗文创作动机、背景、风格等问题也多有阐释。序文作为一种传播媒介，其中往往包含序文作者对于其所序之文学作品的阐释，如文学风格、创作动机和背景、艺术价值等，这些信息都有助于受众对文学作品的理解，是一种沟通作者、作品与读者的桥梁。同时，序文作者也可以借由这种传播媒介将自己对于文学作品的理解传播给读者，这本身也是一种对自身思想的阐释行为。
又如选集这一编辑方式，同样具有阐释作用。选集一般有两种编选方式：一为就一位作家的作品进行筛选编集；一为对多位作家的作品进行筛选编集，这些作家一般是同一时代、同一地域，或具有相似的艺术风格。尤其是后一种情况，将具有相似艺术风格或相近文学主张的文人的作品选辑在一起，本身就是对其作品风格或文学主张的一种阐释。
当然，文学传播的阐释作用也不完全由传播活动本身所决定，其中传播的语境状况也会影响到阐释效果。就文学的艺术性而言，不同时代的审美取向不尽相同，造就的传播语境也不尽相同。
复次，文学传播具有说明、描述意义。有些理论认为，文学传播活动在作品进入传播领域，受众接收到作品之后即已完结，对于文学作品的理解和接受完全取决于受众的主观能动性。其实不然，文学传播活动在将一个文学作品传递到读者手中的时候，也将一套阅读惯例送交给受众，受众应该按照惯例来阅读和理解，这样才不至于将文学作品的应有之意歪曲。当然，这里不是抹杀受众的主观能动性，他们可以在文学作品的阐释意义范围内进行自己的说明和描述，改编和戏仿便是一种典型的方式。在中国古代，这体现为和韵诗的创作，常见于文人之间的酬唱赠答。和韵诗一般是运用同一韵律在已有诗作基础上进行再创作，它不仅要求与之前的诗作有同样的韵律，一般还需主题上的关联性，这就渗透着和韵诗作者对于原诗作的理解，也使和韵诗成为对原作的说明和描述。这种传播行为可能会把原作重新推到受众面前，尤其是著名诗人所作的和韵诗，尤能激发受众对原作的兴趣，从而促进原作的再传播。
综上所述，本书在梳理屈大均诗文作品传播过程的基础上，延伸出思想传播的问题，分析在此传播过程中发现的特殊问题，而这些问题由中国古代社会背景生发出来，对其分析与研究自然离不开对中国古代社会状况与政局变化的考察，这样便将文学、传播与政局联系起来。作为文学传播研究的个案，本书希望能够从单一的个案延伸出整体的思考，一方面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角度，另一方面也是对传播学理论中国化的初步思考。当然，作为一种新角度的尝试性研究，本书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有待完善，希望能够在今后的研究中继续探讨个中问题、完善相关论述。
【注释】
[1]费锡璜：《戏题九首》之三，《掣鲸堂诗集·七言绝句一》，王钟翰：《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87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第291页。
[2]文言主编：《文学传播学》，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6，第271页。
[3]文言主编：《文学传播学》，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6，第270页。
[4]査屏球：《纸简替代与汉魏晋初文学新变》，《中国社会科学》2005（5）：第153页。
[5]于翠玲：《传统媒介与典籍文化》，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第51页。
[6]张舜徽：《清人笔记条辨》，北京：中华书局，1986，第331页。
[7]苏轼：《李氏山房藏书记》，《苏轼全集》卷十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第881页。
[8]刘畅：《速老与不朽：曹丕著述思想的文化心态剖析》，《文学与文化》第十辑，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第13页。
[9]刘畅：《舒愤·警悟·赏玩——司马迁、曹丕、萧统著述思想差异比较谈》，《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第57页。
[10]《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清）洪亮吉：《春秋左传诂》，北京：中华书局，1987，第567页。
[11]胡适：《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北京：中华书局，1998，第535～537页。
[12]（汉）司马迁：《报任安书》，（汉）班固：《汉书·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2734页。
[13]刘畅：《舒愤·警悟·赏玩——司马迁、曹丕、萧统著述思想差异比较谈》，《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第66页。
[14]刘畅：《速老与不朽：曹丕著述思想的文化心态剖析》，《文学与文化》第十辑，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第13页。
[15]《屈氏家谱》十一，邬庆时：《屈大均年谱》，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第20页。
[16]（清）曹溶：《流通古书约》，《中国历代书目题跋丛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第35页。
[17]（清）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凡例》，北京：中华书局，1999，第10～11页。
[18]黄丕烈：《荛圃刻书题识》，《黄丕烈书目题跋》，北京：中华书局，1993。
[19]邬庆时：《屈大均年谱》，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第20页。
[20]罗宗强：《宋代文学思想史序》，张毅：《宋代文学思想史》，北京：中华书局，1995，第6页。
[21]黄亚平：《典籍符号与权力话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第289页。
[22]《钦定国子监志》卷二，《四库全书》史部三五八职官类，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第25页。
[23]《乾隆朝上谕档》第一册“乾隆三年六月初八日”，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第282页。
[24]张荣翼：《文学传播的批评意义》，王兆鹏、尚永亮主编：《文学传播与接受论丛·第一辑》，北京：中华书局，2006，第13页。
[25]《傅泰奏屈明洪缴印投监折》雍正八年十月十九日，《清代文字狱档》，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第1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