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诗文集出版状况的文化剖析
我国典籍的生聚与流散，与政治动向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政策开明，文化发达，典籍就生就聚；相反，政治动荡，经济萧条，政策偏狭，文化委顿，典籍就流散就消亡。[5]清代诗文集出版状况所呈现出的特征，是文化形态的一种表征，需还原到清代的社会状况中去考察，毕竟，清代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有其历史的特殊性，尤其是作为一个异族统治中原的政权，它在建立政权、维护统治的过程中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都反映出统治者对不同阶段社会状况的思考与应对。
（一）整体上升的趋势
1.政治稳定与经济繁荣
一个相对稳定、宽松的社会环境，往往会带来文化的繁荣，例如大唐盛世之于唐代文学的璀璨。然而，有清一代作为异族入主中原的统治政权，不能说绝对的稳定，因为民族矛盾始终不能消散于作为被统治者的汉族人民心中。尤其是满洲贵族入关之初，在以武力夺得政权之后，实行了残酷的镇压与严厉的民族歧视政策，甚至出现过“尸骸如山若岭”的惨状。所以，顺治时期的文化事业遭到严重破坏，以致在顺治一朝十八年的统治中，结集行世的别集只有294种，年平均数为16.3种，为有清一代别集数量的最低谷。然而，随着政权的巩固，政治稳定，经济繁荣，都为清代中后期文化事业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清朝统治者虽是以武力夺天下，但并非以武力治天下。清朝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与清初几位皇帝的励精图治是分不开的。为了恢复遭到清初战乱破坏的社会经济，清初统治者采取了恢复生产、安定社会的措施。
农业方面，康熙八年（1669），清政府下令将明藩王庄田免价给予“原种之人，令其耕种”，佃户“改为民户”，田地“永为世业”。[6]还民土地的同时，清政府还奖励垦荒，实行宽松的赋税制度，康熙帝改变按田亩数又按人丁数征收赋税的双重征税办法，下旨施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税赋制度。此后，全国耕地面积逐年扩大，据《清实录》记载：顺治十八年（1661）全国耕地面积为526万顷，至康熙六十一年（1722）已达851万顷，突破了明代最高耕地统计数字；到雍正三年（1725）达到890万顷。广大农民有所生养，才能稳固最基层的社会秩序，因此，人口的增长也相当迅速，据《清实录》统计：顺治八年（1651），全国人口数只有1063万，到乾隆六年（1741）全国人口总数已超过14300万，到嘉庆二十五年（1820），全国人口已达35300多万。[7]
手工业与商业方面，清前期遭战乱破坏的手工业于康熙中后期开始恢复与发展，到了乾隆年间，各项手工业已经相当发达，如江南、广东地区的丝织业、棉织业等。建立在手工业基础之上的商业逐步恢复与发展起来，由此带来了城镇的繁荣，当时北京、南京、苏州、杭州、扬州等著名城市都已十分繁荣，苏州“五方杂处，人烟稠密，贸易之盛，甲于天下”[8]，杭州也是“百货所聚”的商业城市。
在社会秩序恢复、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清政府统一了版图疆界，统一新疆、台湾，平定准噶尔、回部，又与俄国签订《尼布楚条约》，划定了中俄东段边界，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已然形成，并基本划定了现代中国的版图。至清朝鼎盛时期，中国领土已达1300多万平方公里，西跨葱岭，西北达巴尔喀什湖北岸，北接西伯利亚，东北至黑龙江以北的外兴安岭和库页岛，东临太平洋，东南到台湾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钓鱼岛、赤尾屿等，南面包括南海诸岛的东沙群岛、中沙群岛、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成为亚洲东部最大的国家。[9]除此之外，许多周边国家都成为清朝的藩属国，如东边的朝鲜、琉球，中南半岛的安南、南掌（老挝）、暹罗（泰国）、缅甸，西南的廓尔喀（尼泊尔）、哲孟雄（锡金）、不丹，中亚和西亚的浩罕、哈萨克、布鲁特、布哈尔、山克、爱乌罕（阿富汗）以及南洋的兰芳共和国等。
由此，有清一代一度国势强盛，社会繁荣，版图辽阔，出现了所谓的“康乾盛世”。但历史证明，盛极必衰，随着社会的发展，统治阶级的腐朽，社会矛盾日益加深，中国封建社会在清代中后期走向衰落。待到19世纪中叶道光年间，中国受到了外国列强的侵略，清王朝的架子虽然没有倒塌，社会性质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历史进入了近代。
2.文化政策：“文治”之重
政治、经济、文化，这三组力量是一个时代、一个社会发展的源动力。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统治建立在对此三种力量的驾驭与管理之上，并且经济与文化应为政治统治服务。经济因素作为物质性的指标，相对来说是可控的；但文化关系到思想，与人相联系，人之思维、思想的控制相对来说是不易的。但人心所向总是一个政权统治根基牢固与否的重要指标，因此，历代统治者不得不十分重视文化治理，表现为一系列文化政策的制定。所谓文化政策，是文化的一种政治表现形态，直接表现了统治阶级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意志与利益，是统治阶级在具体文化领域实施意识形态和行政管理所采取的一套制度性规定、原则与要求的总称。同时，文化政策的选择和制定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国家和社会的兴衰存亡。[10]因此，“文治”始终与“武功”一起，成为衡量王朝兴衰、国家治乱的重要标志。[11]
文化政策的松紧张弛是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发展而不断调整的。一般来说，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的社会，统治者会以彰显文治的方式标榜自己的业绩，维持已有的政权；虽然文化的繁荣可以有效地稳定一个社会的发展，但中国古代社会的稳定总是会被王朝更迭或战争所打破，而战乱频仍或动荡不安的年代，政权的稳定是首要的，文化治理便退居其次。但待到政局稳定之时，统治阶级为了更好地维护其统治，必然又会回到加强文治的轨道上来。
（1）清代之前的文治政策与典籍聚散
历代的文治措施都与典籍密不可分。典籍是文化、思想最直接的承载物，统治者聚敛典籍意味着对文化思想的全面掌握，而借此机会对书籍进行整理工作，为书籍打上“官印”，最初只是彰显文治的方式，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则附加了规范思想的作用。中国历史上的典籍整理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分类、编目等整理；一是内容整理，包括辨伪、校勘、补遗、注疏等。[12]
典籍的整理最初始于殷商时代对甲骨的整理。当时学在王宫，典籍积聚在王庭，并由史官掌管，为了便于利用时迅捷、准确地索取，史官会对甲骨做一定的归类、整理、标注，是为对典籍最初、最简单的整理。
周循商制，继续由史官掌管典籍，但所有典籍已不是杂糅并蓄的，而是出现了分类，由不同的史官掌管不同类别的典籍，“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内史掌王之八枋之法……”[13]
汉代时，陆贾针对高祖刘邦自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的武夫论调，答以“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14]提出了重视文治的指导思想。对于典籍的整理建立在统治者大力搜求书籍的基础之上，所谓“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15]。惠帝“除挟书之律”[16]，武帝“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17]，成帝派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18]。由此，光禄大夫刘向才能在汉成帝的授命下开始系统地校理秘府藏书，开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政府群籍整理活动。“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19]。而后，刘向之子刘歆继承父业，“总括群篇，撮其指要，著为《七略》”[20]，是为我国第一部群籍分类目录。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虽然社会长期处于分裂状态，但各统治者仍能留意典籍，弘扬文治。三国时期的魏国文化较为发达，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接收了部分汉室的典籍，但十分散乱。魏文帝曹丕继位不久便命人对其进行整理，在此基础上“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余篇”[21]，编纂而成我国古代第一部类书《皇览》。魏明帝命，秘书郎郑默负责官府典籍的收藏与整理，郑默“考核旧文，删省浮秽”，编成《中经》，它的分类体系促成了影响我国典籍整理几千年的四部分类法的诞生。西晋时晋武帝命秘书监荀勖“依刘向《别录》整理记籍”[22]，先后查对整序典籍十多万卷，在典籍整序过程中，荀勖以郑默《中经》为基础编制了《晋中经簿》，以甲乙丙丁四类总括群书，创立了古代典籍的四部分类法。东晋李充删繁就简，调整类目，进而厘定了经史子集四部排列的次序。南北朝时期，在典籍整理上成就最大的是北魏。匈奴人建立的北魏为稳固其统治地位，实行一系列汉化政策，学术上承汉制，以儒为首。立国之初，太祖道皇帝就集儒生对儒家经籍进行了初步整理[23]；魏文帝命秘书丞卢昶继续对国家典籍进行整理，并编成《甲乙新录》。
隋代统一中国之后，隋文帝即采纳秘书监牛弘请开献书之路的建议，诏令“每书一卷，赏绢一匹，校写既定，本即归主。于是民间异书，往往间出”[24]，并诏刘焯、萧该、何妥等人校书。平陈后，又派人“总集编次，存为古本。召天下工书之士，……于秘书内补续残缺，为正副二本，藏于宫中，其余以实秘书内、外之阁，凡三万余卷”[25]。同时，鼓励兴学讲经，以至“京邑达于四方，皆启黉校。齐、鲁、赵、魏，学者尤多，负笈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中州儒雅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26]。而此时最重要的文化政策还是科举制度的建立，它为后代士人的晋升打开了一条通路。
唐代在此基础上继续完善学校、科举制度，发展文教事业。唐政府大力购求书籍，史称历代典籍“莫富于隋、唐”[27]。同时，专置修图书使检校图书，魏征“以丧乱之后，典章纷杂，奏引学者校定四部书”[28]，被唐太宗采纳。因此，唐朝官方修撰类书多种，如《艺文类聚》《初学记》等。
唐代之后，中国社会经历了五代时期的纷乱，至宋代时，“编帙散佚，幸而存者，百无二三”[29]。虽然宋代也常受战乱侵扰，但历朝皇帝都崇儒尚文，使“国典朝章，咸从振举”[30]，访求天下书籍，加强典籍整理，使宋朝的典籍整理在规模和成就上都超越前代，并为元明所不及。[31]太宗时重修崇文院，作为藏书之所；仁宗时在对典籍整理的基础上修成《崇文总目》六十六卷，并进一步搜访书籍，规定“中外士庶，并许上馆阁阙书，卷支绢一疋，五百卷与文资官”[32]。徽宗时又据《崇文总目》补入新访遗书，编成《秘书总目》。在努力访求图书的同时，北宋政府也组织编纂了许多大型书籍，最为著名的是《太平广记》《太平御览》《册府元龟》三部类书。
元代虽然是少数民族政权，但在汉族封建文化的影响下，统治者也懂得“文治”与“武功”并用。太宗窝阔台采用耶律楚材的建议，在平阳建立经籍所，编集经史；世祖派专人收取宋朝官府所藏书籍，运至大都庋藏，此后，又再次收集宋官私所刻书板，设立兴文署刻印书籍；元顺帝还命人纂修了宋、辽、金三史。
明朝建立之后，统治者即“封府库图籍”[33]，奠定了明王朝藏书的基础。成祖定都北京后，取南京文渊阁所藏各种图书运至北京，又下诏访求天下书籍，“惟其所欲与之，勿较值”[34]，更为重要的是，敕令纂修《永乐大典》，是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类书，采集古今图书达七八千种以上，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英宗时编成的《文渊阁书目》，收书也有四万三千二百余册。
（2）清代文治政策的演变
历代统治者都通过搜求典籍、编纂图书等方式，达到标榜文治、彰显业绩的效果，但强调文治的作用，在清代尤有其特殊的意义。虽然清政府作为异族统治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首次出现，但清朝贵族入关之际实行的残酷镇压行动与民族歧视政策实属惨烈，因此更被汉族士人嗤之为“异族”“蛮夷”。按照汉族士人的理解，其根源在于少数民族文化落后于中原发达的汉族文化，由此也导致了大多数汉族士人对华夷之辨的执着，严重质疑清朝贵族统治的合理性。
少数民族政权虽然可以靠“武功”进行征服与统治，但历史证明，落后的文化总是会被先进的文化所征服。清朝统治者，尤其是清初的几位皇帝深谙统治之道，主动、自觉地利用汉族士人所推崇的儒家思想从事文治活动，一方面为自身的统治寻求合理性依据，另一方面也是笼络汉族士子，巩固其统治。为此，“文治”的意义在这样一个备受质疑的异族政权建立之初与巩固之时，就显得意义非凡。
首先，清朝统治者以尊崇儒学的姿态对抗华夷之辨。
清入关之前，天聪汗皇太极时虽还处于武力夺取天下的阶段，但统治者还是提出“以文教治世”[35]的主张，足见其对中原统治政策的熟悉与借鉴。入关之后，顺治帝继续“兴文教，崇经术，以开太平”[36]的统治规划。康熙帝更是继承并积极推行皇太极和顺治对待汉族文化的政策，全面吸收儒家学说，礼遇汉族士子、官僚。康熙八年（1669），康熙采纳汉官建议，亲至太学祀孔，行三跪六叩之礼；康熙十三年（1674），康熙南巡，过曲阜，谒孔庙。至雍正时，统治者更是对孔子尊崇至极。雍正元年（1723），追封孔子五世先人为王；雍正三年（1725），下令避讳孔子的名字，除天坛阛丘的“丘”字外，凡遇姓氏“丘”字必须写作“邱”字，如系地名，改用他字。
无论清朝统治者对于儒学的吸收与利用是表面化的，还是其真正了解中华文化或儒学内涵，以服膺先进文化的态度被其同化与改进，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在诸子百家中独取儒家思想，并逐步将其塑造为正统、官方统治思想，其实不外乎是利用圣人之道为君主统治天下提供思想武器，达到人心正、风俗端、社会秩序井然的目的。正如雍正帝所说：“至圣先师孔子以仁义道德启迪万世之人心，而三纲以正，五伦以明，其为福于群黎也甚溥，而为益于帝王也甚宏，宜乎尊崇之典与天地共悠久也。”[37]清朝统治者企图用汉族士人所坚持的华夷之辨的依据，即先进文化、儒学思想，来武装自己的统治，进而驳斥其对自身统治地位的质疑，认为“从来治道，在开诚布公，遐迩一体。若因满汉而存分别之见，是有意猜疑，互相漠视，岂能为治哉！天之生人，满汉一理”。雍正帝由此提出“朕不知满汉之分别，惟知天下之大公”[38]。“国家需满汉协力，文武共济，而后能致治。夫文武不可偏废，而满汉顾可以偏向乎？”[39]不仅企图消融满汉之间的民族差异，更是以通达的姿态提出与汉族共治，以此从根本上打击执着于华夷之辨的汉族士人，为其统治政权的合理性辩护。
其次，依循历史，清朝统治者继续以典籍整理为手段彰显文治。
清朝立国之初，即顺治四年（1647），江南地区尚处于战火纷飞之际，清统治者便沿袭中国历代王朝为前代修史的做法，迫不及待地下令纂修《明史》[40]，但由于史料有限一度搁置。但其他的图书编纂活动仍在陆续进行，尤其是对儒家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如清初学士阿什坦即奉命“翻译《大学》《中庸》《孝经》及《通鉴总论》《太公家教》等书，刊行之”[41]。
随着清政权的逐步稳定，统治者开始大规模地搜集、编纂和注释古代典籍。康熙十九年（1680），朝廷设立武英殿修书处，专门负责书籍的编纂、翻译和出版，此“殿本”书由地方政府负责翻刻传播。康熙朝最著名的编书活动是由康熙下诏，由陈梦雷主编，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完成的《古今图书集成》，这是继《永乐大典》之后又一部大型类书。但由于《永乐大典》没有通过刊刻保存，在战乱中散佚了，所以《古今图书集成》成为我国现存部头最大、收书最广、内容最详尽的类书，并且为清代之后更大规模的编书活动提供了经验和借鉴。康熙年间，官方奉诏编刻的图书还有《康熙字典》，《佩文韵府》444卷，《古文渊鉴》64卷，《历代赋汇》140卷、外集2卷、补遗22卷，《全唐诗》900卷，《历代诗余》120卷，《渊鉴类函》450卷等。其中《全唐诗》是康熙四十五年（1706）由曹溶、彭定求等奉康熙之命编成的，由扬州书局精刻，共收录唐代二千五百二十九位诗人的诗作四万二千八百六十三首，收集之丰富前所未有，所以纪昀称赞此书道：“诗莫备于唐……是编网罗赅备，细大不遗……义例乃极谨严……尤为周密。得此一编，而唐诗之源流正变，始末厘然。自有总集以来，更无如是之既博且精者矣。”[42]
雍正四年（1726）更是第一次以铜活字排印《古今图书集成》，至雍正六年（1728）印成64部。同时，雍正年间奉敕修撰的书籍还包括《钦定诗经传说汇纂》《御定骈字类编》《钦定书经传说汇纂》等。
乾隆时，清朝统治日益稳固，文化活动也相应地繁荣起来，乾隆帝更是以“稽古右文”“弘扬文治”自居。乾隆时期官方所刻书籍，据《殿板书目》所载就有一百余种，其中著名的包括《十三经》《二十一史》《明史》《大清一统志》《三通》《旧唐书》等。最为著名的当属《四库全书》的编纂，规模之宏大史无前例。《四库全书》是我国最大的一部丛书，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开始编纂，至乾隆四十七年（1782）告竣，参加人员多达三千八百人。四库全书馆还从《永乐大典》中辑出许多书籍，由内府和各省刻印或翻刻，包括不少唐宋以来的个人文集，如《张燕公集》《颜鲁公内集十二卷外集八卷书评十卷》《小畜集》《华阳集》《公是集》《彭城集》《山谷集》等。乾隆年间用新制木活字刻印的《聚珍本丛书》，也是由《永乐大典》中辑出的134种书籍汇编而成。
嘉庆时钦定编刻的《全唐文》一千卷，由董诰主编，嘉庆帝作《御制全唐文序》，全书共收唐代文章一万八千四百八十八篇，作者达三千余人。
清代统治者注重典籍的积聚与整理，并钦定书籍的编撰活动，不仅是彰显文治的手段，更是通过官方编书的规范意义，通过“思想”的统一来规范人心。
再次，清政府开科取士，笼络汉族士人。
清政府统治稳定之后，为招揽汉族士人，巩固其统治，坚持每三年一次的开科取士。除此之外，还增设制科取士，有博学鸿儒、经济特科、孝廉方正科等名目。博学鸿儒科曾于康熙十八年（1679）和乾隆元年（1736）两度举行。尤其是康熙朝的博学鸿儒科，招揽了当时许多著名汉族学者士人，如朱彝尊、汪琬、毛奇龄、施闰章等都应试录取，之后还安排这些博学鸿儒入翰林院纂修《明史》。
开科取士是自隋唐以来一直延续下来的士人晋升途径，清朝统治者并没有因异族统治而中断此项政策，反而大加运用，公开招揽汉族士人，为其实现自身的政治理想打通渠道，同时达到羁縻知识分子的目的。
3.印刷技术的发展与应用
书籍数量上升最为直接的影响因素便是印刷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历史上宋代虽然处于外族政权的侵扰之下，但其书籍数量还是十分可观的，一方面是宋朝历任统治者对典籍积聚与整理的重视，另一方面还要归功于有宋一代雕版印刷技术的改进普及。印刷技术虽然于唐五代时期便出现于民间，但并未受到统治者的重视，而是到了宋代才开始大量运用于书籍的制作中，官方和私人刻书由此兴盛，对后世的聚书、编书活动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清代时，印刷技术不断地发展，中国古代的刻书事业也进入了鼎盛时期。康乾时期的官刻以武英殿刻本最为著名，被称为“殿本”；同治、光绪时还在各省兴起了官书局，刻本称为“局本”，以同治二年（1863）的金陵书局为最早，其后，浙江、湖北、山西、山东、贵州、广东、湖南等地也相继建立了官书局。各地书院也从事刻书事业，其性质介于官私之间。民间的坊刻和家刻更为兴盛。清代书坊最多的北京，有百余家，次为苏州，再次为广州。由此，自宋代以来形成的官刻、坊刻、家刻三大系统被极大地丰富。清代晚期，西方印刷术传入中国，石印大行于世，一定程度上更新了中国传统刻印技术。有清一代，出书容易，文人学者纷纷著述，付梓刊行。[43]
在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基础上，统治者对“文治”的重视，加之印刷技术的推动，都使清代的书籍数量在历史长期积淀的情况下呈继续上升的趋势。当然，在清代特殊的历史情况下，清代文人士子通过著述留存文化的思想与意识也是另一个不容忽视的推动力，尤其是受明清鼎革之际遗民著述思想的影响，这一内容将在文章的后续章节详加讨论。
（二）书籍出版低谷的出现
我国的典籍一直处于聚与散的循环之中，典籍在储藏之中也不可避免地会遭到自然力量的侵蚀，如虫蚀、水渍、火焚等自然劫难。然而，自然之劫难毕竟是不可预期且偶发之事，对于书籍的破坏主要在于人为因素，如战乱、政治因素。两者相较来说，自然力量的破坏只能说是对书籍被动的损害，而因战争、政治等原因对书籍所进行的焚毁，则是主动的、破坏性极大的。
1.战乱毁籍
我国古代社会始终处于分裂、统一，再分裂、再统一的过程中，新朝初建之后，统治者一般会广征天下遗书，一方面表征统治者对文化事业的重视，另一方面也是恢复图书储备的表现，因为绝大多数的朝代更迭都伴随着战乱而来。战争是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是解决社会矛盾的一种极端形式。[44]战乱给图书事业带来的打击无比沉重。
历史上的战乱时期，图书典籍总是惨遭焚毁。楚汉之争，项王一炬，“唐虞三代之法制，古先圣人之微言，乃始荡为灰烬”[45]；王莽篡权，汉室藏书“焚溺过半”[46]；黄巾起义，董卓谋乱，“兢其剖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则制为滕囊”[47]。两汉以后，怀惠之乱，“渠阁文集，靡有孑遗”；侯景之乱，梁代典籍“咸自焚之”[48]；永嘉之后，“礼乐文章，扫地将尽”[49]。唐代，“禄山之乱，两都覆没，干元旧籍，亡散殆尽”[50]；吐蕃趁势攻唐，战火蔓延；黄巢起义，“宫庙寺署，焚荡殆尽，曩时遗籍，尺简无存。及行在朝诸儒购辑，所传无几”[51]。几经战乱，“儒雅之风，几将坠地。故百王之书，荡然散失，兰台延阁，空存名号”[52]，唐朝国家所藏典籍七万余卷，至昭宗时仅剩二万余卷，“及迁都洛阳，又丧其半”[53]。后经五代离乱，至宋初，所存典籍仅万余卷，且编帙散佚，唐以前之历代旧籍，所剩无几。经北宋初期百余年的访求，至宋仁宗庆历初年（1041）编《崇文总目》时也不过有典籍三万零六百六十九卷，还不及开元所藏之半。宋朝立国，仍不断受到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威胁，边关战争不断，“迨夫靖康之难，而宣和、馆阁之储，荡然靡遗”[54]。明末倭寇入侵，东南沿海藏书最丰富最集中之地，“而倭阑入江东，郡邑所藏之书与其室庐俱焚，无孑遗焉”[55]。倭祸虽然惨烈，其破坏仅限于东南沿海，而甲申之变，战火燃遍全国。
考察清代各时期别集出版情况发现，其中两次低谷分别出现在建国之初的顺治朝与后期的咸丰朝，而这两朝恰恰是由于战乱导致的不稳定时期。
首先是顺治朝。顺治元年（1644）即是甲申变乱之际，以李自成为首的明末农民起义军已经发动了十多年的战争，关外的清兵也在吴三桂的引导下直扑中原，发动了北京大火、“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惨烈战事，战火蔓延迅速。各方势力在对明王朝进行摧枯拉朽之毁灭的同时，无暇顾及所谓“文化留存”“典籍保护”，以至于明代“以二祖之圣学，仁、宣之右文，访求遗书，申命史馆，岁积代累，二百有余载。一旦突如焚如，……内阁之书尽矣，……煨烬之余，继以狼藉。举凡珠囊玉笈，丹书绿字……求其化为飞尘、荡为烈焰而不可得”[56]。藏于北京文楼的《永乐大典》正本也没有幸免于难，最终散佚。明代“海内藏书之富，莫先于诸藩”，然而藩府藏书也同官藏典籍一样惨遭战火焚毁，如“周藩之竹居，宁藩之郁仪，家藏与天府埒”，战火过后，“今皆无尺蹏片纸矣”。[57]同时，私人藏书也遭到牵连，如累世收藏典籍的全祖望家族，战乱时其藏书之所被营将所据，他们打开库房，原以为有财物可掠，当发现全为古书时，则付之一炬，使全家从此片纸无存。[58]顾炎武的家族藏书也是如此，先是遭到明末倭寇的破坏，后又有三分之二毁于清初清朝贵族对江南的征服战争中。[59]
之后是咸丰朝。清朝末年，中国封建王朝已经盛极而衰，社会矛盾、民族矛盾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的腐朽令人民怨声载道，各地起义频发。咸丰帝登基不久便遭遇了太平天国起义，历时十五载，战火波及江南十六省，江浙一带的官藏典籍和丰富的私家藏书深受祸害。清政府藏于江南文澜、文汇、文宗三阁的《四库全书》抄本，无一幸免。浙江宁波范氏天一阁，杭州汪氏振绮堂、孙氏寿松室、赵氏小山堂等著名藏书楼皆毁于战火。雪上加霜的是，咸丰七年（1860），英法联军攻入北京，残暴地烧毁圆明园，园中文源阁所藏《四库全书》全部化为灰烬，藏于翰林院的《永乐大典》或被掠或被盗，丧失其半，其他典籍自不能幸免。
2.政治禁书
思想活跃、典籍丰富，作为统治者文治之功绩，是政治清明与稳定的体现；但另一方面，思想活跃意味着士人的政治参与度提升，难免对统治者的政绩有所品评，其中不乏言词激烈者，便使统治者如坐针毡。尤其是政权合理性受到威胁的统治者，更是对此颇为敏感，为了维护统治、安定民心，统治者运用政治手段对记载此种违碍思想的书籍进行清查销毁，历史上并不鲜见。
我国典籍的第一次政治劫难早在春秋战国之际即已出现，周王室衰落，诸侯“叛道”立国，虽是形势所必然，但还属不义之举，而思想、文化随典籍从王室流入士阶层，进而扩展到民间，诸侯害怕世人利用这些典籍中的思想来反对自己的统治，动摇其统治地位，因而他们或全部焚去违碍典籍，或削去其中有可能“害己”的内容，以适应他们的政治需要。由此便出现了齐国大将崔杼为掩盖其弑君行径竟杀掉记事之人的行为。[60]此例一开，便一发不可收拾。商鞅为确立法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动员秦孝公烧毁反映与之对立的儒家思想代表作《诗》《书》《礼》《乐》以“明法令”[61]；秦始皇为统一思想，避免春秋战国时活跃的思想乱政，焚书坑儒，“三代之书，经秦燔炀殆尽”[62]。
两汉之际、南北朝之时、隋朝立国之初，由于政权更替频繁，其间掺杂不少谶纬之说，统治者为了不使王莽以“符命”而篡汉室政权、刘秀以谶纬复刘家天下的历史重演，积极销毁谶纬之书。虽然谶纬之书多为附会、迷信的内容，但也包含不少古代的神话、传说和科学技术成就，如是销毁，谶纬之学不绝亦难以维系矣。
即使是恢宏如佛典，在政治面前也不能豁免。北魏太武帝为了彻底实行汉化政策，坚决禁佛；北周武帝怀疑佛教惑乱，以其费财伤民、悖逆不孝为名下诏禁佛；唐代历代君主虽多信佛法，但武宗崇道，为了“易简齐政，成一俗之功，将使六合黔黎，同归皇化”，下诏禁佛。几次禁佛政策，都使佛典遭到焚毁，寺庙、僧尼也遭牵连。
典籍发展之盛莫过于清，而政府对典籍的损毁之烈也莫过于清。明末遗老所坚持的华夷之辨一直威胁着清朝的统治，如记述明代及南明事迹的史书，多会揭露清兵南下的暴行，或触及满族先祖不体面的往事；如在顺治与南明政权并立之时，发动正闰之争，不用顺治年号，而用弘光、隆武、永历年号，或以天干地支纪年；如诗文著述中称清为“胡”“虏”“夷”“狄”以示鄙视、诋毁，这些在清初华夷易代之际是极为平常与广泛的思想。然而，此种思想对于清朝统治者来说无疑是忌讳违碍之说，如果任其蔓延，则是助长动摇其统治基础力量的气焰。因此，针对明季清军暴行的揭露，有顺治朝的僧函可《变纪》书稿案、康熙朝的庄氏《明史》案；针对正闰之争，有顺治朝的毛重倬等坊刻制艺序案、康熙朝的戴名世《南山集》案；针对违碍诗文，有顺治朝的张缙彦诗序案、黄毓祺与冯舒案，康熙朝的陈鹏年《重游虎丘》诗案，等等。顺、康二朝的史案、诗文案，均被打上了鲜明的民族矛盾的烙印，这在清初是可以想见的局面。
然而，康熙时由于三藩叛乱，为了调动包括读书人在内的一切力量去平息叛乱，安定寰宇，康熙因时度势，及时拨正各项政策，其中包括对读书人的政策由高压改为怀柔。因此康熙朝出现了许多对违碍诗文宽大处理的例子，如邹漪刊刻《鹿樵纪闻》案、朱方旦私刻《中说补》《中质秘书》案、何之杰诗案等。
经过康熙朝的开明治理，清政府的政权基本稳固下来，加之康熙时开博学鸿儒科，笼络了不少汉人士子。那么，为何在之后的雍正朝这种趋势没有得到延续，反而出现了别集出版下降的低谷状况呢？从社会状况来看，雍正即位时，清政府统治内部出现了一系列的矛盾：康熙晚年倦于政事，清朝贵族之间、满汉大臣之间矛盾升级，吏治腐败，同时，诸皇子争夺皇位，各树党羽，相互倾轧。雍正在隆科多和年羹尧的帮助下登上帝位，遭到臣民诸多非议。因此，雍正即位之后，不仅要继续抵制广大汉族士子华夷之辨的思想，维护清朝统治，更要维护自身帝位的合理性，希望“振数百年之颓风，以端治化之本”[63]。于是，雍正一朝实行了较为严酷的统治政策，相应的，文化政策的制定也随之紧缩，正所谓“自古为政者，皆言宽严相济。所谓相济者，非方欲宽而杂之以严，方欲严而杂之以宽也。惟观乎其时，审乎其事，当宽则宽，当严则严而已”[64]。
早在雍正二年（1724）七月，雍正便下谕《朋党论》予以警告，随后兴起了多起文字狱，如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案、允禟私造新体字案、蔡怀玺和郭允进讪谤案、苏努涂抹御笔案、年羹尧奏本案、汪景祺《西征随笔》案、钱名世颂诗案、査嗣庭试题案等。从这些案件中，我们可以发现雍正朝文字狱案件与前代，尤其是康熙朝文字狱案件的不同：首先在案件的形成上，康熙朝大抵起于言官、“文伥”的告发，而雍正朝则多是统治者的亲自部署；其次在打击重点上，康熙朝是用文字狱压制汉人的反满意识，而在雍正朝则是打击形形色色的朋党。如陈梦雷为雍正即位之前诚亲王侍从，为其编《文献汇编》一部，此皇皇巨制，使诚亲王博得康熙帝的欢心；汪景祺为年羹尧麾下文书；钱名世赠诗称颂年羹尧平定青海之功；査嗣庭曾受隆科多举荐，案件牵连之人无不与亲王、显贵有所关联，其中辅佐雍正登基的隆科多与年羹尧更是众矢之的，雍正借此不仅打击了诸王朋党，还整顿了朝臣朋党，极大地强化了皇帝个人的独裁统治。此后爆发的谢济世注《大学》案、陆生楠《通鉴论》案等，重点有所转移，继续了一直以来以扑灭汉人反满意识的主要目的。
雍正不仅通过文字狱抵制统治阶级内部的结党营私，还对臣下严厉监管。陈康祺所著《郎潜纪闻》中有“雍正时逻察之严”一条，记载：“雍正某年元日，王殿撰云锦早朝后归邸舍，约友人作叶子戏，已数局矣，忽失一叶，遍觅不获，遂罢而饮。一日，蒙召对，上问以元日何事，具以实告。上嘉其不欺，出袖中一叶还之。当时逻察之严如此。”[65]雍正对臣下的监管逻察严苛至此，表明了雍正对臣下的不信任态度，同时也令满、汉官吏和在野文人感到自己处于思想和行动的禁锢之中，不敢稍有放任之心。
一方面是统治者对书籍的严查防范，另一方面是文人士子，甚至是在朝官吏谨小慎微的心态，两者在严厉的文化政策之下，不得不使著述之风有所消弭，文化领域呈现出万马齐喑的局面。由于雍正朝特殊的政治状况，导致雍正采取了一面性的以严苛为主的文化政策，而不似康熙朝或乾隆朝所采取的两面性的宽严相济的文化政策。在康熙朝或乾隆朝，统治者在利用文字狱压制文人反清思想的同时，还采取了相应的疏导性政策以分散其注意力，如康熙朝修撰《明史》、乾隆朝编修《四库全书》，对文人士子的思想与行为进行一定程度的引导与规划。而雍正朝只有打压没有疏导，因此，只有在雍正朝出现了别集出版数量的下降趋势，而不是出现在文字狱更为严苛、惨烈的乾隆朝。
一方面是积极倡导文治，另一方面是以文字获罪的镇压行为，所有文化政策的制定无一不是为统治者政治上的需求服务，这不以政权的民族性质而有所改变。因此，无论是稳定政治、发展经济、繁荣文化，还是实行专制统治、严格控制思想，清政府并没有因为自身的异族性质而改变历代承袭下来的统治思想与方式，清政府所实施的一系列政策无一不是从历史中吸收而来，只是由于其少数民族政权的性质以及传播媒介与技术的发展给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打上了独特的时代烙印。然而，书籍作为文化与思想的载体，就在政治操纵的历史中聚聚散散，也反映着历史、政治的演变。但历史是增量的发展，书籍也是如此，即使是遭遇惨烈的破坏与焚毁，书籍的总量还是呈现上升的趋势，尤其是印刷技术的发展与推广，这一复制技术改变了书籍的面貌，生产数量提升、制作周期缩短、传播范围扩展，使得书籍的流传突破“藏”的层面，而寓于流通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