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山诗派的发展
随着翁山诗派的形成，屈大均诗学主张与诗歌创作风格被继续传播与发扬，自称翁山一派的文人士子继续涌现，虽然他们不是严格意义上“翁山诗派”的成员，但他们都在诗歌创作与诗学主张上不同程度地受到屈大均或翁山诗派的影响，因此，可视为翁山诗派的发展。其中较为著名的有费锡璜、周天度以及诗僧显鹏。
（一）费锡璜
费锡璜（1664—？），字滋衡，四川新都新繁人，寓居江南，后归蜀。费氏为清初诗论家，著有《汉诗总说》一卷[4]，专论两汉之诗及其作法，又有《掣鲸堂诗集》十三卷、《贯道堂文集》四卷，与沈用济合撰《汉诗说》十卷，康熙年间亦曾与其兄费锡琮合著《阶庭偕咏》三卷。
据史料显示，屈大均与费锡璜并无实际的交游，只是通过诗作进行精神往来。屈大均有一组七绝，名为《西蜀费锡璜数枉书来自称私淑弟子赋以答之》：
诗歌岂敢作人师？私淑如君乃不疑。《风》《雅》只今谁丽则？不才多祖楚《骚》辞。
古诗源向汉京寻，《十九》情同《三百》深。唱叹泠然清庙瑟，朱弦疏越有遗音。
少陵家学本昭明，《文选》教儿最老成。君向八朝中取法，休裁伪题逐时名。
开元大历十余公，总在高才变化中。谁复光芒真万丈？谪仙尤让浣花翁。[5]
从诗题可见，费锡璜曾数次通过书信向屈大均讨教诗学问题，并自称其“私淑弟子”，屈大均亦以诗作回应费锡璜。屈大均实际上是通过回应给费锡璜的这四首诗简单复述了自己的部分诗学主张：第一首诗重申了其“以《骚》为诗”的主张，并说明自己的诗歌便是以《离骚》为祖；第二首诗探讨古诗的学习方法，屈大均坚持复古，因此主张以《诗经》为源头，并从两汉古诗中探寻作诗的方法，同时强调《古诗十九首》的价值亦值得重视；第三首是屈大均推崇杜甫诗学的表现，并指出杜甫诗学是奉《文选》为准的，要从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八代诗中吸取创作经验；第四首中“谪仙”指李白，“浣花翁”指杜甫，自唐以后，许多文人都将李白、杜甫进行比较，从善于变化的角度而言，屈大均认为杜甫诗实胜过李白诗，这与其“诗至杜少陵变化极矣”的观点相呼应。通过以上四首诗，屈大均简要复述了自己的诗学主张，为虚心讨教的后学费锡璜指引了诗歌创作应取法的对象范围。
然而，由于屈大均与费锡璜并没有实际的交游，也并非是以书信的方式直接回复给费锡璜，因此，费锡璜见到屈大均回应给他的四首诗作之时已是屈大均去世之后。费锡璜受教的同时，也对屈大均的辞世表示了哀悼。于是，费锡璜也作了一组七绝以为回应，题为《屈翁山先生以四诗寄我，论诗大旨与鄙意符合，先生殁后，乃见其诗于集中，作此寄吊》：
一代声名出至公，诗人原自属英雄。笑他江左耽吟客，尽落元和变调中。
写出丹陵双凤凰，墨迹着纸已飞翔。神仙别有升天骨，不是人间服食方。
南海诗坛有大宗，负书怀饼愿相从。一闻太白骑鲸去，梦断罗浮四百峰。
信知天下真才少，岂有真才不爱才。五载已判书断绝，三年遗集忽重开。
未见斯人但识名，无端涕泪为君倾。山川奇气从今尽，即有人才异代生。[6]
诗题中透露了重要的信息，即费锡璜是在屈大均辞世后，在其诗集中见到屈大均为其回复的四首诗，这是屈大均诗集传播影响的直接证明，“存其诗以存其人”，屈大均死后，其思想主张还可以通过诗文继续传播。对于屈大均的辞世，费锡璜悲痛万分，不仅“无端涕泪为君倾”，更觉“山川奇气从今尽”，全组诗洋溢着对屈大均的赞赏、景仰与缅怀之情。另一方面，费锡璜还指出屈大均论诗与其相符，其实，费锡璜与屈大均的相似之处颇多：
首先，遗民情结。其实费锡璜出生于康熙初年，严格意义上讲他并不是遗民，但其祖父费经虞曾在明末为官，明亡后，拒不出仕清朝；其父费密在明末动乱之际，为避乱从四川徙家江南，也是终身不仕，但和清代官僚却有交往，对投降清朝的明代官僚也采取宽容的态度，而自己始终保持民族气节。[7]总体来说，费氏家风以儒家的忠孝著称，在其家风的影响下，费锡璜成为“思想上世袭的遗民”，也谨守着民族之义，拒不仕清。当时的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李天馥认为费锡璜有李白之才，举荐其就博学鸿词，但被费锡璜拒绝，他虽然没有直接表达不仕清朝之意，却也回应道：“少负倔强，不能屈意当世，附人成名”[8]，其中“不能屈意当世”已表达了他对异族统治的质疑。因此，费锡璜诗作的主要内容多是揭露时弊、反映民生疾苦，以及怀才不遇、无法施展抱负的思想内容。在这一点上，屈大均作为明遗民的典型代表，自然是费锡璜所坚持的民族之义的榜样。
其次，诗学主张复古，尤其是推崇唐诗。对于屈大均的诗学复古主张，费锡璜也是极力迎合的，因此，李调元评价费锡璜诗为，“滋蘅诗有至情而根底亦极深厚。古乐府直接汉魏，五七律绝亦在李颀崔颢之间，虽遭际明末露肮脏，然其言忠厚，绝无乖张之气。识者当谅其旨。惜其才而去，其疵可也”[9]。这还与其家学有关。据其《掣鲸堂诗集·自序》载，他八岁时开始赋诗，开口成理；二十余岁时，父亲教其诗法，“日课一篇，法甚严。作数十篇不取一篇，篇不取一句。既得句，然后命诸人同下一字，常至二十余字，必求至当乃已。……”[10]而其父所教诗法即是宗汉魏、盛唐，沿袭宋严羽、明前后七子之路。他在《汪慎皎诗序》中说：“昔先生授锡璜诗法，始令读天宝以前诗，天宝以后诗不令读。始为诗，非唐人字句不令下，非唐人韵不令押，非唐诗所用事不令用……”这些无一不与屈大均所提倡的诗学主张相契合，也因此，费锡璜对屈大均的诗学主张极易接受。
再次，诗歌风格雄直，追求真性情。宋长白曾在其《柳亭诗话》中评屈大均诗，谓：“翁山《诗外》力祖唐音，而于太白为最近。”[11]无独有偶，李天馥也是因费锡璜有李白之才，才举荐他就博学鸿词科。两者作诗风格皆近于太白，这与其诗歌风格雄直有关，他们都追求李白那种奔放佯狂的状态。屈大均的雄直诗风表现为“翁山诗如万壑奔涛，一泻千里，放而不息，流而不竭，其中多藏蛟龙神怪，非若平湖浅水，止有鱼虾蟹鳖”[12]。而李调元归纳费锡璜诗作风格即为“沉雄高浑，苍凉悲壮”[13]。
两者诗风的雄直可以归结为他们对于真性情的追求。屈大均着实是“自写其性情际遇”[14]，而费锡璜也有其自己的理解与实践。费锡璜虽然接受复古、宗唐的诗学主张，但他更注重反映社会现实和抒发内心感受，这突破了其父以及清初诗坛前后七子所倡导学习盛唐诗风而脱离现实的主张。他说：“昔吾于诗，常取汉魏及盛唐诗学之，又常取中晚唐及宋元明诗学之，已又尽弃所学，畅吾胸以出之。”[15]他提出为诗还是要自出胸意，所谓“诗贵真，以身心所至为诗，不徒貌窍古人”；“始步武严饰，然未绝规橪。继颇纵横自喜，如吾意所欲言，能取实境而畅发之，然格调亦稍稍自放矣”[16]。正是这种对真性情的追求，费锡璜才极力推崇屈大均虽师法汉魏、李杜，但不蹈袭，自写性情。所以，时人评费锡璜，谓“论诗极精当，无一语寄人篱下”[17]，“迥异时流”[18]。
不难看出，费锡璜有着深厚的家学渊源，其自身对诗歌创作也有切身的体会与主张。他也曾似屈大均一般游历中原广大地区，倡立诗社，在诗坛占有一定的地位，一时得到名辈奖掖，李调元赞其为“国朝蜀诗自此后滋蘅当推为一大宗”[19]。然而，费锡璜依旧作诗向屈大均讨教为诗之法，探讨诗学观点，这是对屈大均诗学的推崇与折服，可见屈大均诗作影响之深。
（二）周天度
周天度，字让谷，一字西隒，号心罗，钱塘人；乾隆壬申进士，历官许州知州；著有《十诵斋集》。清人徐世昌于《晚清簃诗汇》中记载：“让谷论诗主少陵，于近人喜翁山，诗亦朴厚，无浮光凡艳。”[20]可知周天度也和屈大均一样推崇杜甫诗歌，而他于清代诗坛诸家之中推崇屈大均，与此不无关系。具体落实到诗歌创作风格时，周天度“朴厚”的诗风又与屈大均论诗重朴浑之气，反对“新声野体”之诗论主张相一致。值得一提的是，周天度是乾隆时期士人，而屈大均诗文作品在乾隆朝禁毁最为严苛，整个文坛笼罩在文字狱的恐怖氛围之下，此时，周天度依然推崇翁山诗，表明其对屈大均推崇备至，亦能反映出屈大均的影响并没有因其诗文集的禁毁而消失。
（三）诗僧显鹏
诗僧显鹏对屈大均的师法具体体现在其诗作中，杨钟羲《雪桥诗话续集》谓：“诗僧显鹏，永嘉人，……隐于杭之东郊栖禅院。……形貌奇古，与人语未尝言诗，而其诗昭彰跌宕，具体翁山。……奇气坌出，亦有托而逃焉者也。其《读屈翁山集》云：‘东风吹雨满柴关，日暮空林独往还。李白已亡工部死，眼前留得一翁山。’可见其师资之所在矣。”[21]显鹏在其《读屈翁山集》中将屈大均推举至与李白、杜甫相当的位置，虽然不无夸张，但尽显其推崇与师法之意。
上述可见屈大均或翁山诗派在江南、四川等地的影响。然而，屈大均诗作与其诗学主张的影响虽然在乾隆时期的禁书运动中受到限制，没有呈现扩大的趋势，但其影响也并未因此而销声匿迹，直至清代后期，其影响依然存在。
嘉庆、道光时，清人厉志云：“予初游郡中，得遇徐敬夫先生，谓予近体如屈翁山”[22]，可见他对于他人称其诗与屈大均诗作相似是备感自豪的。厉志（1783—1843），初名允怀，字心甫，号骇谷，又号白华山人，著有《白华山人诗集》，浙江定海人，与镇海姚燮、临海姚濂并称“浙东三海”。与费锡璜推崇屈大均的原因类似，厉志也重视向古人学习，对李白、杜甫十分推崇，然而在学古之际又强调须“以我之性情”贯穿其中，为诗本于情、意，这也是其诗似屈大均诗作之所在。
清末民初的文学家金天羽对屈大均的诗作也极为称赏，谓：“天翮于三百年诗人，服膺亭林、翁山，谓其歌有思，其哭有怀，其拨乱反正之心，则犹《春秋》《骚》《雅》之遗意也。”[23]金天羽（1874—1947），原名懋基，又名天翮，字松岑，号鹤望，江苏吴江（今苏州）人。金氏诗文并工，且能为小说，《孽海花》前十回即其所作，著有《天放楼诗集》《红鹤词》《孤恨集》等，亦编译有《女界钟》、俄国虚无党史《自由血》、日本宫崎寅藏宣传孙中山革命事迹的《三十三年之落花梦》等。作为一个倡导民主革命的士人来说，金天羽希冀以诗歌来宣传民主思想，有似“春秋之义”，而屈大均正是“以《春秋》为诗”来宣传“诗之义”。金天羽继承了诗界革命的精神，努力打破诗坛门户之见，广泛向古人汲取营养，但又自闯新路。其诗雄奇诙诡，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似李白，于近人便似翁山，叶德辉《天放楼诗集序》云：“（金天羽诗）格调近高、岑，骨气兼李、杜，卑者不失为遗山、道园。余每语人，金君诗皆千锤百炼而成，读之极妥帖，造之极艰辛。君闻之欣然，以为余知甘苦也。”[24]而钱仲联《近百年诗坛点将录》云金氏“于诗亦曾主张诗界革命，集中有仿人境庐《都踊歌》体之作，然《天放楼诗集》泽古功深，而又能自辟境界，其才雄，其气奇，融清人亭林、翁山、石笥、东洲之长二泯其迹。长篇巨制，写国内外大事及名山大岳胜景者，尤为突出。”[25]可见，金天羽在向古人学习之时，吸取了屈大均、顾炎武等清初诗人的创作风格。
屈大均诗文作品及其传播所带来的社会影响一直激荡着后世的才志之士，即使是在其诗文集禁毁期间，仍有人拜读屈大均的作品。龚自珍（1791—1841）即是在读屈大均诗后有感而赋诗，诗题也不敢提及屈大均的诗集名，而隐晦地题为《夜读番禺集书其尾》：
灵均出高阳，万古两苗裔。郁郁文词宗，方馨闻上帝。
奇士不可杀，杀之成天神；奇文不可读，读之伤天民。[26]
龚自珍之诗可证当时查禁屈大均著作之严，而他在如此非常时期还坚持诵读屈大均的诗篇，亦足见屈大均诗歌的影响力。一个派别的形成必有其理论框架和宗尚风格，屈大均虽然没有具体的诗学理论专著，但他的创作原则和取向无不渗透于诗文之中，屈大均及翁山诗派在当时与后世的影响，足可说明其理论魅力所在。那么，不少士人口中称“诗学翁山”，即可间接证明屈大均诗论的影响，这是毋庸置疑的。
文学作品的传播与其所引发的社会影响之范围和时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屈大均诗文作品及载有其思想的言论遭到严厉的查禁，自然影响了其文学作品的传播与保存，这也是屈大均诗论在清中期影响受到限制，以及翁山诗派未能继续发展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