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本在禁书流传中的作用

抄本作为一种凝聚文化形式的传播方式，具有其特殊的文化含义，即使是在雕版印刷技术得到广泛普及的明清时期，抄本仍在传播事业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然而，在清朝文网叠织之际，抄本还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使许多遭到禁毁的书籍得以流存下来。

首先，抄本是一种个人性的行为，也就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可以实现禁毁书籍的持续传播。抄本无需印本一样进行刻板、刷印等多重工序，而只需一纸一笔即可。除了最初印刷技术发明之前，书坊为盈利目的而制作的抄本之外，大部分抄本是为了满足文人士子的自身需求，因此，是一种个人性的书籍制作行为，较印本具有隐蔽性。这在清代的禁书运动中，抄本可以有效地避开查办官员查缴。虽然有些抄本在禁书运动中也难以幸免，但许多文人士子出于文化传承的自觉责任感，对于无意得见的残存禁毁书籍往往会进行及时抄录，以期流传后世。尤其是被禁文人的亲友，更是会主动抄录其诗文作品，以待文禁稍弛之后，作为继续传播的底本。

其次，抄本的制作成本低廉，在严苛的文化政策之下，更有利于文人士子作保存底本之用。明清时期，雕版印刷事业已经达到兴盛的阶段，印本书籍制作周期短、数量多的背后则需要巨大的资金支持。尤其是在禁书运动期间，被列为禁毁的书籍在官方出版系统中是断然不能付梓刷印的，以盈利为目的的坊刻也大多因文禁的严苛而深感畏惧，只有有些私家刻书业者出于对文化的承续，敢于刻制、刷印少量的违碍书籍，但其成本之巨也是难以承受的。如清代李瑶于道光八年（1828）偶然得到一部温睿临《南疆逸史》的抄本，对其详加整理，并改书名为《南疆绎史》，于道光九年（1829）夏天进行排版工作，雇佣十多个工匠，用泥活字排版，耗时二百四十多天，至当年秋天终于印成《南疆绎史勘本》30卷、《南疆绎史摭遗》18卷，共刷印了80部，总共耗资30万钱；福建人林春祺耗费21年时间，至道光二十六年（1846）完成正楷体大小铜活字四十多万个，耗资白银二十多万两；道光三十年（1850），广东佛山唐姓书商铸成扁体字、长体大字、长体小字三套锡活字，约有二十多万个，耗资一万元。^[29]由此可见私家刻书成本之巨，着实不是一般文人士子所能担负得起的。

因此，抄本的制作虽然耗时长，且讹误难免，但相较于印本来说却价格低廉、制作简便。这在严苛的文化制度之下，更适于文人士子保存被统治者禁止进入流通领域的书籍，也使此时能够流传下来的抄本更显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