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士人对屈大均的评价
在任何社会中，人的威望和地位都需要他人的肯定与评判才能得以彰显，在中国古代体现为人物品评的重要。人物品评的传统是随着汉魏六朝时文学的觉醒而流行的，作为审美对象的文学，开始从文化、学术中脱胎出来，逐渐争得独立地位；此时，人们也朦胧地意识到自身存在的价值和地位，开始认识和重视人的个性、才具、学问、品貌等，于是，在南北朝时，诗名已经开始影响到一个士人的社会地位。这种对人物的品评逐渐演化开去，发展成对文学作品的议论和评说，例如曹丕的《典论·论文》即对建安七子逐一评价，后来又出现了两部重要的文学批评专著，即“体大而虑周”的《文心雕龙》和“思深而意远”的《诗品》。尤其是钟嵘的《诗品》，当时“庸音杂体，人各为容”[13]，对于诗歌鉴赏也是“随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渑并泛，朱紫相夺，喧议竞起，准的无依”[14]，在这种好坏不分，优劣难辨，甚至以为曹刘不如鲍谢的诗风之下，钟嵘决意撰写《诗品》以正视听。人物的品评虽然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并受社会思潮的影响，但它依旧能够反映出一个时代基本的舆论导向。清末诗评家林昌彝曾在《海天琴思录》中评论道：“乐有天籁、地籁、人籁，诗亦有天籁、地籁、人籁。近代国初诸老诗，吴野人，天籁也；屈翁山、顾亭林，地籁也；吴梅村、王阮亭、朱竹垞，人籁也。此中精微之境，难为不知者言也。”[15]这种品评分等的思想观念是一直延续而来的。因此，意欲考察屈大均在明末清初社会中的地位，尤其是他的文学地位，其周围士人的评价是重要的参考。处于相同历史环境中的同时代士人，他们对于社会现实的理解与认知有着共通之处，因此，他们的评价是相对客观和深刻的，而后人的评价是建立在一种再认识、再理解的基础之上，但同样可以显示一种影响的延续。
从与屈大均交游的士人及后世士人所留传下来的文字中，可以归纳，清代士人对于屈大均的评价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其气节品格，二是其诗文地位。
康熙年间名士周炳曾在为屈大均《翁山诗略》所作序中提到：“翁山之所以过人者……特其故犯忌讳，虽身命歼彝而不顾，假使其不蹈明季诗公愤惫之习，雍雍乎发而为盛世和平之响，其诗与人未必不传，而翁山断不以彼易此，是则翁山已矣。”[16]不随波逐流，能够在乱世之中坚持气节，屈大均这种品质风格在明末清初、王朝鼎革之际的士人心中是极为重视的。屈大均不仅以实际的抗清活动来坚持民族气节，更是以诗文对乱世之中的种种战乱喧嚣、民生疾苦进行口诛笔伐，首先在气节品格上赢得了当时士人的尊重。
但更为重要的还是士人对屈大均文学成就的肯定与褒扬。屈大均在青年时就以诗鸣世，顾炎武曾在诗作中称赞道：“弱冠诗名动九州，纫兰餐菊旧风流。”[17]中晚年后，屈大均诗名更著，清初的文坛领袖钱谦益和朱彝尊都曾提及屈大均诗文的“不俗”，钱谦益称其诗“果非时流可及”[18]，朱彝尊则谓其诗“皭然自拔于尘壒之表”[19]。康熙时期，继钱谦益而主盟诗坛的王士禛也认为屈大均为“一代才也”[20]。这些都是对屈大均诗文成就的极大肯定。
随着文坛名流对屈大均诗文成就的肯定，其文学地位也在逐渐提升并得到更多士人的认可。因此，屈大均便跻身清代诗坛最为著名的诗人之列。清初诗人、戏曲作家孔尚任便说：“余每谓今之为诗者，管击楮摩而成就者三家耳：新城之秀雅，翁山之雄伟，野人之真率。其他云蒸霞蔚者，未尝不盛，而丹侯犹未圆，犹未足主盟一代也。”[21]孔尚任认为，在清初诗坛上，屈大均与王士禛、吴嘉纪才能称为一代大家，其他人不足以承担起一个时代的诗文成就。
许多士人甚至认为在清初诗坛上屈大均的地位罕有匹敌。沈德潜（1673—1769）在编选《清诗别裁集》时引用缪天自的话作为对屈大均的“定论”：“诗有俚语，经顾宁人笔辄典；诗有庸语，入屈翁山手便超”，进而指出屈大均诗于“艺林诸公，竟罕其匹”[22]，这与毛奇龄所谓“翁山诗超然独行，当世罕俦”[23]的论断不谋而合。王煐在《岭南三大家诗选序》中更是特别指出，“岭南三先生以诗鸣当世。……翁山诗如万壑奔涛，一泻千里，放而不息，流而不竭，其中多藏蛟龙神怪，非若平湖浅水，止有鱼虾蟹鳖。故翁山诗视两先生为独多。今《诗外》固已等身，而著作无诗少辍，传之后世，当无与敌矣。”[24]王源在《道援堂集序》也标榜：“翁山之诗，原本忠孝，根据汉魏乐府，包罗六朝、三唐之胜，而自写其性情际遇，大醇无小疵，直驾宋、明诸作者上。”[25]这些论断无疑是对屈大均的文学地位的一步步提升。所以，朱彝尊才发出“三晋风骚杂伪真，遗山殁后更无人。把君行卷谁堪并，除是番禺屈大均”[26]的感慨；屈大均的好友林之枚也赞其为“是望三闾后，才名百粤先”[27]。由此，这些褒扬便奠定了屈大均“南海第一人”[28]的地位。
随着诗名的彰显，屈大均诗文与思想的传播自然也是广泛的，与其同时的徐嘉炎即在《屈翁山诗集序》中表达了屈大均诗文流传不朽的愿望，“吾友番禺屈翁山，诗名遍天下。其没后，单词断句流传人口者，争秘箧枕，如蔡中郎之于仲任也。噫，翁山诗之可以不朽者，信足慕乎！”[29]而林之枚在《泷江集诗选》中引用吴凖庵之语，谓：“翁山以岭南硕彦为风雅文章之宗匠，三十余年，凡游屐所临，名流莫不争先倾倒。”[30]这些都描述了屈大均在当时士人心目中的地位与影响。
正是由于屈大均诗文的传播，才能使其在清代文坛的地位与影响得以延续，令后代士人能够继续借由其诗文品读其思想。屈大均之后的清代文人很多也给予其甚高的评价：
嘉道间的岭南名儒，与张维屏、谭敬昭共称“粤东三子”的黄培芳“以道援堂为冠”[31]，指出“南中还首屈灵均”[32]。
思想家、文学家、改良主义先驱龚自珍（1792—1841）在读罢屈大均诗文后，作《夜读番禺集书其尾》：“灵均出高阳，万古两苗裔。郁郁文词宗，方馨闻上帝。”[33]
温汝能在《粤东诗海》中引用颜平畿语，谓：“吾粤人诗，本领之深，力量之厚，无逾屈者”[34]，也认为广东诗人中没有能超过屈大均者。同姚鼐的侄孙、古文家桐城姚石甫的论述异曲同工，其谓：“前明以来，闽、粤诗人无过郑继之、屈翁山者”[35]，肯定了屈大均在岭南地区的文学地位。
清末广东文学家谭莹（1800—1871）认为，屈大均的诗歌创作在近三百年来无人能敌：“离骚哀怨阅千春，香祖园中得替人。三百年来谁抗手？岭南复有屈灵均。”[36]这给予屈大均相当高的评价。
历史学家、教育家邓之诚（1887—1960）以客观的眼光称赞道：“大均有著述之才，不止以诗文重。然诗文独步一时，未有能及之者。”[37]
近代诗人金天翮也服膺屈大均的文学创作，称：“天翮二三百年诗人服膺亭林、翁山，谓其歌有思，其哭有怀，其拨乱反正之心，则犹《春秋》《骚》《雅》之遗意也。”[38]
女作家黄庆云考察屈大均曲折却又丰富的一生，对其文学成就予以评判，道：“予捧读其诗，喻其志则泰山未足为高，喻其辞则兰蕙香草未足为芬，喻其气则长江滔滔未足为壮，喻其韵则大珠小珠落玉盘未足为奇，……（朱彝尊）不及其精炼，……（王渔洋）不及大均之天然，……（顾亭林）不及其气象万千且雄浑天成也。”[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