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大均与广东文化的建构
屈大均对于广东文学的贡献与影响是建立在他对广东文化的整体认知之上，广东文学作为广东文化的一部分，两者之间亦有着双向的影响作用，广东文学的发展作为地域文学的代表有利于广东文化的建构，而广东文化作为地域文化将在文化氛围上对广东文学特征的形成与发展产生影响。
（一）文献的编纂对建构地域文化的作用
屈大均不仅整理、编纂了《岭南诗选》《广东文集》《广东文选》等有关广东地域文学的文献，在地域文献的编纂上也贡献了诸多力量，康熙二十六年（1678）六月，屈大均受广州府知府刘茂溶的延聘，纂修《广州府志》[104]；七月，为永安知县张进箓修《永安县次志》十七卷[105]。另外，屈大均“考方舆，披志乘，验之以身经，征之以目睹”[106]，于康熙十七年（1678）编纂完成《广东新语》二十八卷，这是一部颇具文献价值的笔记体著作，记述和保存了大量广东明清之际的历史、经济和自然状况，并梳理了广东历朝历代的学术和文化状况、风土民情等，可谓“广东大百科全书”，屈大均也称“是书则广东之外志也”[107]。
屈大均在整理、编纂广东地域文献的时候，已经初步意识到地域特征与文化差异之间的联系。他称，广东“盖其地当日月之所交会，故陶唐曰南交，言乎日月之相交也。日在南则月在北，月在南则日在北，上下相望以为交。生其地者，其人类足智而多文，固日月之精华所吐噏而成者……自洪武迄今，为年三百，文之盛极矣”[108]。屈大均认为广东是日月交会之所，汇集日月精华，因此，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下，广东人便“足智而多文”。屈大均意识到了地理环境对人的影响，而人的特质对于文化特征的形成至关重要。这样的关注早已存在于中国早期思想家的认知中，如人的气质取决于风土，《孔子家语》有云：“坚土之人刚，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细，息土之人美，耗土之人丑”[109]，这里揭示出风土即地理征候的不同影响并产生了不同的人类精神特征。司马迁亦指出，不同地区的风土民俗往往不尽相同，可知民风习尚与地理环境关系密切，“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地重，重为邪。及秦文、德、缪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献公徙栎邑，栎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孝、昭治咸阳，因以汉都，长安诸陵，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又云：“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地余民，民俗懁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忼慨。”[110]这已进一步涉及文艺风格与风土民俗的关系。
明清时期地域文化的凸显是基于人们对于文化地域性认识的提高，这是诸多因素合力的作用。首先，明清时期强大的统一国家的形成打破了一直以来南北经济不平衡的局面，南方经济迅速发展起来，随之繁荣的是南方的文化，除了文学事业原本就较为繁荣的江浙、四川等地区之外，广东、福建等地区的文学也兴盛起来，成为文学版图上重要的坐标，文学领域多元的格局和显著多样的地域特征已然形成。其次，中国行政区域划分的历史稳定性亦使这一格局相对稳定，“由于传播作用，经过一个时期，彼此相邻的社会的文化就有了越来越多的共同之处。相邻或相近社会文化的趋同倾向造成了某些地域中文化的相似性，称之为‘文化区’”[111]。唐代时官方即把广袤的中国地域划分为10道358州府，到元代时并无太大变动，分为12省392州府，一直大体相沿，行政区域划分与地名比较稳定。长时间的统一、稳定区划，将一部分人相对固定在一块区域内，彼此之间的联系在稳定中得到加强。而中国古代士人的活动范围有限，接受来自较远地方的文化也很有限，因此，相同的文化信息与氛围对同一地域之内士人的影响更为显著，由是地域文化传统得以在漫长的时间内由逐渐认同而趋定型。再次，由于明清时期南北沟通与交流的日益普遍，通过人员的流动与信息的传播，使得人们能够具有对地域文化的多样性感知，即人们在体认自身所处的地域文化时，亦能认识到其他地域文化的存在及其不同。正是在对不同地域文化的感知与认识的基础上，地域文化的概念才能逐渐明确并增强，这种认知会影响人们的文学认知与审美趣味，进而影响到文人的创作观念与实践。
于是，士人开始在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之中有意识地构建地域文化传统，因为“传统依靠自身是不能自我再生或自我完善的。只有活着的、求知的和有欲求的人类才能制定、重新制定和更改传统”[112]。士人对地域文化传统的构建是以其所属地域内的著名人士为依托，如对该地域内重要士人所提出的理论的推崇与传播，对其创作风格的接受与模仿，并自觉地以地域特征来进行批评。由此，明清时期才出现了大量以地域文化为对象的书籍编纂活动，在文学领域就表现为自觉地以地域为单位和视角来搜集、编选与批评诗歌。
就广东地区来说，从屈大均标榜广东文化、广东文学开始，清代广东士人找到了自身的文化认同，并开始继承其思想，为进一步塑造和发展广东文化而努力。在这一过程中，首先，推举广东文化的代表，并树立其标榜作用，用以凝聚该地域士人的精神与思想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广东士人很注重屈大均诗文作品的整理、保存与传播，这是一种广东士人建构广东文化认同的方式。由广东士人编集或刊刻的屈大均作品如下：
1.东莞陈阿平编《翁山诗外》十五卷，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刊行；其后亦有广东刻十八卷本及屈大均之子屈明洪刊本[113]。屈明洪还编有屈大均《翁山易外》七十一卷，康熙二十七年（1688）刊刻成书。
2.屈大均于康熙十七年（1678）所撰《广东新语》，由广东木天阁于康熙三十九（1700）刊行，是其首刻本；其后又有广东儒雅堂刊本[114]。
3.广州番禺叶恭绰（1881—1968）校屈大均所著《皇明四朝成仁录》，于民国36年（1947）铅印发行。叶氏还编有《广东丛书》。
4.广东番禺徐信符（1879—1948）的绍棨南州书楼藏有康熙刻本的屈大均《翁山文外》、抄本的《翁山文外逸文》[115]及《四书考》；徐氏还辑有《翁山文钞·佚文辑》[116]。徐氏在光绪末年任教于广东高学堂，先后执教于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广东发科学院，曾任广东省图书馆委员、中山图书馆董事、中山大学图书馆委员等职，后在广东修志馆、编印局、文献馆做研究工作，他还仿叶昌炽《藏书纪事诗》作《广东藏书纪事诗》，1963年在香港出版。
5.广东番禺黄荫普（1900—？）于光绪十年（1884）辑《翁山佚文二辑》一卷[117]，并以抄本传播。黄氏还著有《广东纸币史》《广州工人家庭研究》等，目录学著作包括《广东文献书目知见录》及补篇。
另一方面，广东士人还通过编选地域性文集的方式彰显广东文学成就，以丰富广东文化。明代时即有区启图修《峤雅》，虽未成但已开风气之先；万历四十四年（1616），张邦翼撰修《岭南文献》三十二卷；乾隆五十年（1785），兰芝编《岭南风雅三集》，每集三卷；嘉庆十八年（1813），刘彬华辑《岭南群雅初集》《岭南群雅二集》八卷，共收录72人作品；嘉庆十九年至二十四年（1814～1819），罗学鹏辑《广东文献》四集七十卷；道光十九年（1839），黄子高辑《粤诗搜逸》四卷；道光二十年至二十三年（1840～1843），梁九图、关炳南辑《岭表明诗传》六卷、《岭表清诗传》十卷；道光二十三年（1843），伍崇曜辑《楚庭耆旧遗诗》前集二十一卷、后集二十一卷、续集三十二卷；民国14年（1925），何藻翔辑《岭南诗存》；邬庆时、屈向邦辑《广东诗汇》一百五十卷；近人陈融的《读岭南人诗绝句》收录广东诗人2092位；当代余祖明辑《广东历代诗钞》十一卷；其他如《三泷诗选》《宝安诗正》及续集、《东莞诗录》《梅水汇灵集》《梅水诗传》《阳江诗钞》《琼台耆旧诗集》《香山诗略》《柳堂师友诗录》《庚申修禊集》《海云蝉藻集》《粤闺诗汇》等，关于广东地区的文学集子不断涌现。
其中有许多也著录了屈大均的诗文作品：
1.广东番禺王隼（1644—1700）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辑《岭南三大家诗选》，其中包括屈大均的《道援堂》八卷。王氏的《梳山赠言》亦收录有屈大均的投赠诗，但在乾隆朝的禁书运动中被一并销毁，今已不见。[118]
2.广东番禺黄登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辑《岭南五朝诗选》三十七卷，第三帙之残卷十一收录屈大均诗作八十三首。
3.广东长洲宋广业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编《罗浮山志会编》二十二卷，收录屈大均诗作三十一首，及《罗浮书》五十八则、《广东新语》八则。
4.广东顺德伦教梁善长于乾隆十二年（1747）编《广东诗粹》十二卷、补编一卷，收录自唐代至清代的413位广东诗人的作品，包括屈大均诗作三十五首。梁氏还历任广州粤秀书院主讲。
5.广东温汝能于嘉庆十五年（1810）辑《粤东诗海》一百卷，共辑录1055位历代诗人作品，其中清代诗人416人，包括屈大均诗作一百四十一首。
6.广东番禺凌扬藻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辑《国朝岭南诗钞》二十四卷，收录清代640余位广东诗人作品，包括屈大均诗作二十四首。
编选、汇集地域性的文献、文学作品是建构地域文化的有效方式之一，许多地域性文学总集的汇编往往是地域文献编辑的结果，广大士人正是通过这种编辑工作将地域文化以物质形态表现出来，并加以传播与保存，令后代士人能够在认知的基础上继承并发扬地域文化特色。如果没有这些地方文献的编纂与保存，将如屈大均所言“后学无师，吾安得不为斯文之绪有深虑乎”[119]，屈大均及其后继者所整理的有关广东地域的文献是对广东地区历史文化、政局变化、经济贸易、社会习俗、自然资源、科技教育，乃至代表人物事迹的全方位记载，既是广东区域发展的反映，又是文化结构的深层内容。这在当今文化趋同的背景下，亦有着尤为重要的意义。
（二）屈大均精神与广东文化的渊源
中国古代，广东作为岭南一隅，由于开发较晚，其经济、文化长期落后于中原地区，政治上更是很少在全国发挥作用，因此曾被视为蛮夷之地。但经过明清两代地域文化的建构与发展，广东在近代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经济迅猛发展而成为全国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还在政治上多次成为运动的中心或策源地，文化上较早引进西方思想，兼容并蓄，形成了鲜明的地域特色，由此，广东文化在全国的辐射作用日益凸显。
然而，文化作为历史积淀的产物，不是一朝一夕所能促成，而应该具有深远的渊源。今天，广东文化的鲜明特色是靠历史上无数的广东士人共同建构与发展而来，因此，近现代广东文化所呈现出的特点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渊源。虽然个别士人的影响与推动，不足以对地域文化的建构与形成产生决定性的作用，但地域文化的建构正是由无数士人的力量汇聚而成，并在历史的发展中不断丰满与成长，其中也必将打上代表人物鲜明个人特征的烙印。屈大均作为广东文化的杰出代表，广东文化的特征中必然能够找到他和他周围士人的影响痕迹。
1.抗争精神
作为较早进入中国近代过渡时期的城市，广东的社会状况可谓充满了剧烈的动荡因素，社会形态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840年爆发的中英鸦片战争，广东首当其冲，成为主战场之一，遭到了英国侵略军的野蛮践踏和蹂躏。随后签订的《南京条约》（1842年）、《虎门条约》（1843年）等不平等条约，使包括广州在内的全国五个沿海口岸被开辟为对外商埠。广东由此率先从封建社会进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较早遭受了来自西方殖民主义国家的侵略。有侵略和压迫，便有反抗，据《广东通史》记载：
进入近代以后，广东一反过去在历史风云中的相对沉寂状态，在全国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为全国全世界所瞩目。许多震动中外的事件在广东发生，许多全国性和有世界影响的领袖人物在广东成名或成长。其中在中国近代史上享有历久不衰的盛誉者，有林则徐、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120]
鸦片战争中，广东军民在林则徐、关天培等爱国将领的带领下对外来的侵略者奋起抵抗，声势浩大的三元里人民抗英起义更是拉开了近代中国民众自发反抗斗争的序幕。鸦片战争结束不久，洪秀全、冯云山等在岭南地区酝酿并发动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反清斗争又一次如火如荼地在全国展开。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内的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和民主革命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也多出自岭南或由岭南开始其政治活动，如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了推动维新运动的发展，曾在岭南著书立说，创办万木草堂，组织学会，发行报刊。孙中山从岭南发迹，在西方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建立兴中会，发动多次武装起义，震撼全国，为辛亥革命的胜利和中华民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五四运动后，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也使广东成为国民革命的中心和北伐的基地。大革命失败后，岭南人民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动了多次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如广州起义、百色起义等，建立了多个革命根据地，长期坚持革命武装斗争。
广东文化中有着鲜明的抗争精神，这不仅是社会现实的压迫所致，还有历史上的革命、抗争传统。早在明清鼎革之际，面对清朝贵族的铁骑和带有屈辱性质的民族政策，屈大均的业师陈邦彦率先在广州起兵，奋起反抗，屈大均本人当时虽然还很年轻，却毅然决然地追随其斗争。虽然此次起义遭到镇压，但斗争中广东士人所表现出的悲壮与决然的抗争精神并没有随起义的失败而被镇压，在其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广东士人始终保持着不与清政府合作的抗争态度，一方面继续反清事业，一方面通过诗文作品宣扬民族思想与反抗精神，屈大均的诗文作品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这些广东士人表现出对国家、对政治、对民族前途的高度关注和参与意识，它凝结成广东文化中的抗争精神，并被传承下来。如近代广东所涌现出的文人士子，他们的抗争精神与强烈的政治意识、社会使命感结合在一起，如张维屏，讴歌反侵略战争，揭露官场腐败黑暗；黄世仲，以小说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等等。以及后来兴起的国民革命文学、抗日救亡文学等，这些都与政治密切相关。
2.务实精神
广东文化的一大特点是求实用、重功利。由于近代广东的社会现实是民族危机、社会矛盾与各种国计民生问题相纠结，故广东文化不仅讲求政治上的功利，亦讲求经济、生活上的功利。近代广东经济的迅速发展与繁荣，不仅是其文化中务实精神的表现，也是其成果。因此，对于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重义轻利”传统观念，许多广东士人都予以批判，广东近代思想家何启、胡礼垣便直言：“求利乃人之本心”，“人之能利于己，必能利于人，不能利于己，必致累于世”[121]；康有为也称赞其师朱次琦讲求功利的精神，“壁立万仞，而其学平实敦大，主济人经世，不为无用之空谈高论”[122]。
广东历史上，许多文人都曾对明季空谈之风表示反对，屈大均即是其中之一。屈大均在诗文创作中以质朴的风格承袭着杜甫悲天悯人之情怀，倡导诗歌的教化作用。屈大均曾与同里诸子组织西园诗社，其间讨论诗学取向时，“有举湛若之言者曰：‘诗贵声律，如闻中宵之笛，不辨其词，而绕云流月，自是出尘之音。’王说作则谓：‘君等少年，如新华乍开，光艳动人，然不久当落耳，必敛华就实，如果熟霜红，甘美在中，悦目不足，而适口有余，乃可贵也。’湛若之言尚华，说作之言务实，合而一之，斯为有体有用之作。噫嘻，吾其勉之而已。”[123]从文学创作角度来说，屈大均并不反对诗歌创作追求声律的华美，但他表示要合“尚华”与“务实”为一，可见他认为“务实”在诗歌创作中不可缺少；另一方面，屈大均所著《广东新语》中已然注意到了广东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科技创新问题，并有所考证与记录。这些都是其务实态度与精神的表露。
3.创新精神
为适应广东近代强烈而急剧的社会变化，广东文化中亦充满了变革与创新的意识。许多有识之士早有倡言，如丁日昌于19世纪60年代前期便呼吁“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124]；康有为于19世纪末大声呼号“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125]；梁启超称“天地之间者，莫不变”，“无时不变，无事不变”[126]。
而这些变革与创新意识同样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士人精神。屈大均曾就诗歌表现的变化层面论断杜甫诗优于李白诗，其一系列的诗学主张虽然与前人有所渊源，但并不是单纯地重复，而是联系当时的社会状况与风气，在现实的基础上创新发挥，表现出其诗论的独到与创新之处。因此，虽然屈大均诗学李白、杜甫，模拟之作亦多，但并无蹈袭痕迹，正是因为他主张求新求变。
总之，屈大均对广东文化做出了全面的历史总结和积极的思想整合。他厚爱广东的思想文化先哲，对粤学的源流做了细致的梳理，并探其幽旨，发其光华，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大力弘扬以张九龄、陈献章为代表的广东人文精神，把文学的华彩、史学的求实、哲学的妙理融会于一体，把广东文化精英的才智集为大成，表现出非凡的创造性。他毕生致力于“广学”，对广东文化的建构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也因此成为广东文化溯源的重要对象。
近代广东名人辈出，更令广东文化在全国的地位得到提高、影响力得到扩大，比之古代广东的全国著名人物寥寥无几，数千年间只有赵佗、葛洪、惠能、张九龄、余靖、崔与之、陈白沙、湛若水、屈大均、海瑞、袁崇焕等人，已是大不相同。广东文化在近现代的彰显与繁荣，得益于其自古以来的文化渊源与士人共同的努力建构，而这也将成为广东文化继续发展的源动力和坚实基础。
【注释】
[1]凌扬藻：《国朝岭海诗钞》卷三，清道光六年刻本．
[2]李景新：《屈大均传》，《屈大均全集》第八册“附录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第2111页。
[3]屈大均：《屡得友朋书札感赋》其七，《屈大均全集》第二册《翁山诗外》卷十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第1349页。
[4]费锡璜：《汉诗总说》，王夫之等：《清诗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第943～951页。
[5]屈大均：《西蜀费锡璜数枉书来自称私淑弟子赋以答之》，《屈大均全集》第二册《翁山诗外》卷十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第1351页。
[6]费锡璜：《屈翁山先生以四诗寄我，论诗大旨与鄙意符合，先生殁后，乃见其诗于集中，作此寄吊》之一，《掣鲸堂诗集》之《七言绝句一》，清康熙年间刻十三卷本，《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87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第290页。
[7]费锡璜：《费中文先生家传》，《贯道堂文集》卷二，清刻本，第27～41页。
[8]费锡璜：《诗集自序》，《贯道堂文集》卷一，清刻本，第36页。
[9]李调元：《掣鲸堂诗集·序》，费锡璜《掣鲸堂诗集》卷首，清康熙年间刻十三卷本，《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87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10]费锡璜：《诗集自序》，《贯道堂文集》卷一，清刻本，第36页。
[11]宋长白：《柳亭诗话》卷二十五，清康熙天茁园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421册，济南：齐鲁书社，1995，第576．
[12]王煐：《岭南三大家诗选序》，钱仲联：《清诗纪事》第二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第842页。
[13]李调元：《掣鲸堂诗集·序》，费锡璜《掣鲸堂诗集》卷首，清康熙年间刻十三卷本，《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87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14]王源：《屈翁山诗集序》，《屈大均全集》第八册“附录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第2128页。
[15]费锡璜：《李客山诗说》，《贯道堂文集》卷二，清刻本。第51页。
[16]费锡璜：《诗集自序》，《贯道堂文集》卷一，清刻本，第37页。
[17]费锡璜：《李丹壑大史诗序》后“何义门评语”，《贯道堂文集》卷一，清刻本，第18页。
[18]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卷二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81，第442页。
[19]李调元：《掣鲸堂诗集·序》，费锡璜《掣鲸堂诗集》卷首，清康熙年间刻十三卷本，《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87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20]钱仲联：《清诗纪事》第九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第5383页。
[21]杨钟羲：《雪桥诗话续集》卷一，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第29～30页。
[22]厉志：《白华山人诗说》卷一，詹亚园点校：《白华山人诗集》，成都：巴蜀书社，2008，第296页。
[23]钱仲联：《清诗纪事·遗民卷》，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第850页。
[24]叶德辉：《郋园山居文录·天放楼诗集序》，《叶德辉诗文集》，长沙：岳麓书社，2010，第388页。
[25]钱仲联：《近百年诗坛点将录》，《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第一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第159页。
[26]龚自珍：《夜读番禺集，书其尾》，《龚自珍全集》第九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第455页。
[27]蒋寅：《清代文学论稿·清代文学与地域文化》，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第60页。
[28]陈庆元：《文学：地域的观照》，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2003，第2页。
[29]（唐）魏征、令狐德棻：《隋书·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73，第897页。
[30]杨万里：《江西宗派诗序》，辛更儒笺校：《杨万里集笺校》卷七九，北京：中华书局，2007，第3230页。
[31]蒋寅：《清代文学论稿·清代文学与地域文化》，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第62页。
[32]祝尚书：《论南宋文学的东西部差异》，《四川大学学报》2000（5）：第74～83页。
[33]蒋寅：《清代文学论稿·清代文学与地域文化》，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第60页。
[34]王学泰：《以地域分野的明初诗歌派别论》，《文学遗产》1989（5）。
[35]蒋寅：《清代文学论稿·清代文学与地域文化》，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第63页。
[36]Robert Redfield，Peasant Society Culture，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6．转引自蒋寅：《清代文学论稿·清代文学与地域文化》，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第69页。
[37]梁佩兰：《东轩诗略序》，《六莹堂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55册，济南：齐鲁书社，1995，第420页。
[38]陈庆元：《文学：地域的观照》，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2003，第9页。
[39]陈融：《读岭南人诗绝句》，郭绍虞等：《万首论诗绝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第1816页。
[40]清国史馆原编、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文苑传三·宋湘》，北京：中华书局，1987，第5978页。
[41]严迪昌：《清诗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第919页。
[42]宋湘：《说诗八首》其一，《红杏山房诗钞·滇蹄集》卷一，黄国声校辑：《红杏山房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第241页。
[43]屈大均：《关中王子诗集序》，《屈大均全集》第三册《翁山文外》卷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第62页。
[44]宋湘：《芷湾诗话一则》，《红杏山房诗钞·楚艘吟》，黄国声校辑：《红杏山房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第323～324页。
[45]宋湘：《湖居后十首》其八，《红杏山房诗钞·丰湖续草》，黄国声校辑：《红杏山房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第51页。
[46]何藻翔：《岭南诗存·七律·宋湘〈义游龙泉观看梅感赋四首〉注》，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
[47]宋湘：《说诗八首》其七，《红杏山房诗钞·滇蹄集》卷一，黄国声校辑：《红杏山房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第242页。
[48]郭绍虞、钱仲联、王遽常编：《万首论诗绝句》第四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第1451页。
[49]屈大均：《粤游杂咏序》，《屈大均全集》第三册《翁山文外》，卷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第80页。
[50]黄遵宪：《与郎山论诗书》，《黄遵宪集》下卷“书函”，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第412页。
[51]黄遵宪：《人境庐诗草自序》，《黄遵宪集》上卷《人境庐诗草》，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第79页。
[52]黄遵宪：《人境庐诗草自序》，《黄遵宪集》上卷《人境庐诗草》，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第79页。
[53]黄遵宪：《杂感（五首）》其二，《黄遵宪集》上卷《人境庐诗草》卷一，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第90页。
[54]黄遵宪：《人境庐诗草自序》，《黄遵宪集》上卷《人境庐诗草》，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第79页。
[55]黄遵宪：《酬曾重伯编修（二首）》其二，《黄遵宪集》上卷《人境庐诗草》卷八，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第229页。
[56]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三二，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第26页。
[57]黄节：《二月十二日过新汀屈翁山先生故里，望泣墓亭，吊马头岭铸兵，屈氏子孙出示先生遗像，谨题二首》，马以君编：《黄节诗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第43页。
[58]邬庆时：《屈大均年谱》，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第96页。
[59]邬庆时：《屈大均年谱》，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第214页。
[60]骆伟：《广东文献综录》，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第168页。
[61]屈大均：《粤人著述源流》，《屈大均全集》第四册《广东新语》卷十一《文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第291页。
[62]陈恭尹：《征刻广州诗汇引》，《独漉堂文集》卷六，《续修四库全书》第141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第261页。
[63]屈大均：《粤歌》，《屈大均全集》第四册《广东新语》卷十二《诗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第324页。
[64]屈大均：《粤歌》，《屈大均全集》第四册《广东新语》卷十二《诗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第325页。
[65]屈大均：《诗始杨孚》，《屈大均全集》第四册《广东新语》卷十二《诗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第312页。
[66]屈大均：《曲江诗》，《屈大均全集》第四册《广东新语》卷十二《诗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第312页。
[67]屈大均：《诗始杨孚》，《屈大均全集》第四册《广东新语》卷十二《诗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第312页。
[68]屈大均：《曲江诗》，《屈大均全集》第四册《广东新语》卷十二《诗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第312页。
[69]屈大均：《曲江诗》，《屈大均全集》第四册《广东新语》卷十二《诗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第313页。
[70]屈大均：《广东文集》，《屈大均全集》第四册《广东新语》卷十一《文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第287页。
[71]屈大均：《广东文集》，《屈大均全集》第四册《广东新语》卷十一《文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第287页。
[72]屈大均：《广东文集》，《屈大均全集》第四册《广东新语》卷十一《文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第287页。
[73]屈大均：《白沙诗》，《屈大均全集》第四册《广东新语》卷十二《诗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第315页。
[74]屈大均：《诗社》，《屈大均全集》第四册《广东新语》卷十二《诗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第323页。
[75]屈大均：《怀沙亭铭》，《屈大均全集》第三册《翁山文外》卷十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第189页。
[76]葛晓音：《汉唐文学的嬗变·从历代诗话看唐诗研究与天分学力之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第315～327页。
[77]葛晓音：《汉唐文学的嬗变·从历代诗话看唐诗研究与天分学力之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第315～327页。
[78]屈大均：《六莹堂诗集序》，《屈大均全集》第三册《翁山文外》卷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第62页。
[79]屈大均：《弼唐之学》，《屈大均全集》第四册《广东新语》卷十《学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第281页。
[80]屈大均：《白沙诗》，《屈大均全集》第四册《广东新语》卷十二《诗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第314～315页。
[81]屈大均：《白沙诗》，《屈大均全集》第四册《广东新语》卷十二《诗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第315页。
[82]屈大均：《梁无闷诗集序》，《屈大均全集》第三册《翁山佚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第440页。
[83]屈大均：《六莹堂诗集序》，《屈大均全集》第三册《翁山文外》卷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第62页。
[84]屈大均：《广东文集》，《屈大均全集》第四册《广东新语》卷十一《文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第289页。
[85]屈大均：《广东文集》，《屈大均全集》第四册《广东新语》卷十一《文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第288页。
[86]屈大均：《广东文集》，《屈大均全集》第四册《广东新语》卷十一《文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第290页。
[87]屈大均：《广东文集》，《屈大均全集》第四册《广东新语》卷十一《文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第290页。
[88]严迪昌：《清诗史》上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第331页。
[89]冼得霖：《读屈翁山诗》，《诗词评赏》，香港：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5，第113页。
[90]严迪昌：《清诗史》上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第332页。
[91]陈恭尹：《别后寄方蒙章、陶苦之，兼柬何不偕、梁药亭、吴山带、黄葵村，定邮诗之约》，《独漉堂诗集》卷四《江村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41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第61页。
[92]钟惺：《隐秀轩文·书籍序·诗归序》，长沙：岳麓书社，1988，第71页。
[93]钟惺：《隐秀轩文·书牍·与高孩之观察》，长沙：岳麓书社，1988，第218～219页。
[94]屈大均：《诗社》，《屈大均全集》第四册《广东新语》卷十二《诗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第322页。
[95]钱仲联：《清诗纪事·遗民卷》，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第851页。
[96]袁枚：《随园诗话》卷三，《袁枚全集》第三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第86页。
[97]屈大均：《无题百咏序》，《屈大均全集》第三册《翁山文外》卷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第71页。
[98]屈大均：《无题百咏序》，《屈大均全集》第三册《翁山文外》卷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第72页。
[99]袁枚：《随园诗话》卷三，《袁枚全集》第三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第69页。
[100]袁枚：《答蕺园论诗书》，《袁枚全集》第二册《小仓山房续文集》卷三十，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第527页。
[101]袁枚：《答蕺园论诗书》，《袁枚全集》第二册《小仓山房续文集》卷三十，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第527页。
[102]屈大均：《无题百咏序》，《屈大均全集》第三册《翁山文外》卷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第71页。
[103]屈大均：《无题百咏序》，《屈大均全集》第三册《翁山文外》卷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第71页。
[104]邬庆时：《屈大均年谱》，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第220页。
[105]邬庆时：《屈大均年谱》，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第221页。
[106]潘耒：《广东新语序》，《屈大均全集》第四册《广东新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第1页。
[107]屈大均：《广东新语自序》，《屈大均全集》第四册《广东新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第3页。
[108]屈大均：《广东文集》，《屈大均全集》第四册《广东新语》卷十一《文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第287页。
[109]（魏）王肃注：《孔子家语·执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第69页。
[110]（汉）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第3261～3263页。
[111]［美］罗伯特·F.墨菲著，王卓君等译：《文化和社会人类学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第251页。
[112]［美］E.希尔斯著，傅铿、吕乐译：《论传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第19页。
[113]骆伟：《广东文献综录》，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第242页。
[114]骆伟：《广东文献综录》，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第168页。
[115]朱希祖：《屈大均（翁山）著述考》，《屈大均全集》第八册“附录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第2155页。
[116]安平秋、章培恒主编：《中国禁书大观·清代禁书目录》，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0，《丛书集成续编》第189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第367页。
[117]安平秋、章培恒主编：《中国禁书大观·清代禁书目录》，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0，《丛书集成续编》第189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第454页。
[118]乾隆四十七年八月二十八日《闽浙总督陈祖辉奏第二十二次缴送应毁书籍折》云：“《梳山赠言》一部，刊本。是书王隼编。不全。系裒辑友人投赠诗文，中多屈大均作，应销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第1622页。
[119]屈大均：《广东文集》，《屈大均全集》第四册《广东新语》卷十一《文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第288页。
[120]方志钦、蒋祖缘主编：《广东通史》古代上册序言，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
[121]何启、胡礼垣：《新政真诠》，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第131～132页。
[122]翦伯赞等编：《戊戌变法》（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第112页。
[123]屈大均：《诗社》，《屈大均全集》第四册《广东新语》卷十二《诗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第323页。
[124]丁日昌：《复陈中外交涉情况疏》，《丁禹生政书·抚吴奏稿》卷五，香港：志濠印刷公司，1987，第557页。
[125]翦伯赞等编：《戊戌变法》（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第197页。
[126]梁启超：《〈变法通议〉自序》，周岚、常弘编：《饮冰室书话》第四编“序·跋·题记”，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第3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