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大均著述道路的选择
明清两朝的交替，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一次普通的王朝鼎革，而是继宋元之后第二次少数民族政权统治中原的转折时期，是一个战乱频仍，民族矛盾更为尖锐的时期。尤其是清军刚刚入关之际，满族贵族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对汉族人民实行了野蛮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历史的剧变伴随着人生环境的震荡，许多人都选择了坚决抵抗满族贵族的统治，保持高度的民族气节。屈大均就生活在这样的年代，而且他也选择了这样的道路，并积极参与抗清斗争。他曾说过：“予少遭变乱，沟壑之志，积之四十余年。”[4]慨然报国之志表露无遗。的确，残酷的时代可以给人造成身心的创伤，但同时也可以给人提供建功立业的机会。然而，屈大均虽抱有建功立业之志，但其“立功”之途却不是一片光明。
1644年，屈大均十五岁时，已是明王朝残喘之际。是年三月，李自成攻入北京，十九日明朝崇祯帝自缢；四月，清兵破李自成于山海关；五月，清兵入北京；九月，清顺治帝入关，称顺治元年。另一方面，明王朝的遗老们企图通过拥立朱姓子孙来维系一个风雨飘摇的王朝，对清军入关的事实予以抵抗。兵部尚书史可法、凤阳总督马士英等于南京迎立福王朱由崧为弘光帝。1645年五月，清兵攻入南京，杀弘光帝，礼部尚书黄道周、南安伯郑芝龙等于福州迎立唐王朱聿键为隆武帝。1646年八月，隆武帝被清兵所杀；十月，两广总督丁魁楚、广西巡抚瞿式耜等于肇庆迎立桂王朱由榔为永历帝；十一月，大学士苏观生于广州迎立隆武帝之弟唐王朱聿钅粤为绍武帝，十二月清兵入广州时绍武帝被杀。
广州破陷时，屈大均也只有十七岁。此时，清朝统治者强令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剃发易服，“人皆作辫，依金钱鼠尾之制”，只有屈大均“所留残发不盈一握，乃作一弹丸髻，大仅寸余，外戴满洲荷叶巾以掩之。”[5]其父也告诫他说：“自今以后，汝其以田为书，日事耦耕，无所庸其弦诵也。吾为荷筱丈人，汝为丈人之二子。昔之时，不仕无义。今之时，龙荒之有，神夏之亡，有甚于春秋之世者，仕则无义。洁其身，所以存大伦也，小子勉之。”[6]于是，屈大均坚决不与清政府合作，并立下报国之志，投身于抗清队伍，走上了直接同清军斗争的道路。
1647年，屈大均随业师陈邦彦在广州附近高明山中起兵。在牵制清兵的过程中，陈邦彦一部遭到围攻，陈邦彦犹“率死士巷战，项被三刃”，题诗于壁曰：“恋阙孤怀尽，悬丝一命微。负伤如未觉，无泪不须挥。鱼吮艰贞血，水为赙襚衣。只应魂气在，长绕玉阶飞。”之后被俘入狱，临磔仍作歌：“天造兮多艰，时哉不我与！我后兮何之？我躬兮独苦”，便受刃而死。[7]何其壮烈！业师凛然赴死，屈大均亲历师仇家破这样惨痛而悲壮的劫难，更是坚定了他与清朝统治者斗争的决心，立誓“有弟子兮后死，曾沙场兮舆尸。抱遗弓兮哽咽，拾齿发兮囊之。愤师仇兮未复，与国耻兮孳孳。早佯狂兮不仕，矢漆身兮报之。”[8]此后，屈大均更为积极地为抗清事业奔走。
1649年，屈大均赴桂王肇庆行在，上《中兴六大典书》，经大学士王化澄引荐，将被任以中秘。但就在他要一展宏图，洗雪国仇师恨之时，得知其父急病，不得不返回故里。虽然不能直接参与到抗清第一线的斗争，屈大均还是心系故国，“以永历钱一枚，系以黄囊，怀之肘肱，自示不忘所长之君父”[9]，以此来表示对故国的忠诚与对节气的坚持。
直至1650年，广州再次陷落，屈大均削发为僧，事函昰于雷锋，法名今种，字一灵，由此，他走上了一段时间的逃禅之路。但这并不意味着屈大均放弃了抗清事业，逃禅之后，他以僧者的面目开始于齐、鲁、吴、越之间游历，继续为抗清事业奔走。故国之思与亡国之痛并没有消散，屈大均每每经过故国的遗墟废垒，都要揽涕悲歌、悲痛凭吊，“怆怀故国，独写孤忠，广漠无人，泪随声咽。”[10]以此抒发家国之痛，悼念忠义之士。1658年，屈大均抵达京师，求威宗烈皇帝死社稷所在，于万岁山寿皇亭之铁梗海棠树下，伏拜并恸哭失声，作《烈皇帝御琴歌》。冬，渡三岔河，东出榆关，周览辽东辽西名胜，游塞外，北抵粟末，过挹娄、朶颜诸处，吊袁督师崇焕废垒，作《七吊袁督师》。1659年，在秣陵与诸遗民集璜之南陔草堂，为威宗烈皇帝设苹藻之荐；还同魏耕一起，为郑成功的反攻搜集、传递情报。[11]但1661年，郑成功再次失败而退居台湾，魏耕被捕，屈大均也在追捕之列，于是，他避地桐庐，最后南归番禺。1662年五月，郑成功卒，屈大均南归省母，至此，结束了逃禅的经历，隐居故里。
此后，屈大均一直等待反清复明的良机。终于，1673年，以“蓄发复衣冠”为号，吴三桂公然反清。鉴于吴三桂之前的所作所为，多数遗民对此持冷漠旁观的态度，不愿与之合作。屈大均却在年届四十四岁之时仍参加了此次抗清斗争。他自粤北入湘从军，途中经过乳源，访周诩（以濂）于梅花山，邀其同行。但周诩对吴三桂之前的弑君之仇不能释怀，认为义不可往。屈大均则认为：“弑君者一时，反敌者又一时，今既反敌，则前此为敌弑君之罪俱消。自应同心合力，共图复明，若舍此不图，则复明之举，将待至何时？我只知复明，不知其他也。”[12]他希望借助吴三桂的兵力打击清军，以实现自己报国的志向，已经几近盲目。自屈大均追随业师参加反清战争，二十多年过去了，其间屈大均逃禅、归儒、游历，但还是回到了战场，可见其复国之志的坚定。
但此次的反抗带给屈大均的同样是失望，甚至是绝望，最终也令他真正走上了专心著述的道路，从追求“立功”转而“立言”。
1674年，即吴三桂反清的第二年便改国号为周，其僭窃之意已然成实。但吴三桂的周政权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1681年即为清军所败。此时，屈大均好友陈恭尹牵连其中而下狱，他曾被尚可喜之子尚之信延揽。屈大均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避免再次受到牵连、迫害，只能举家出逃，在外漂泊二年，之后才返回家乡。那时，也就是1683年，郑成功之孙郑克塽，最终投降了清廷，这就意味着国内的各方抗清武装力量最终消失殆尽了。
吴三桂的僭窃之举加之南明政权的最终覆灭，反清复明的点点力量逐渐被消灭，这也让屈大均意识到恢复无望。另一方面，屈大均的好友，一部分志同道合者相继去世，如顾炎武等，一部分却最终选择了降清，如朱彝尊、李因笃等人。所有这些，对屈大均都是一次又一次的沉重打击。于是，屈大均不得不返回故里，“隐罗浮山，购古今异书，仿赵明诚、李清照翻书斗茶事……天下鸿生巨儒，莫不闻风毕集。所与往来诗章赠答，不可胜纪。”[13]屈大均居文选楼，开始了“日事著述，随撰随刻，日不暇给”[14]的生活。其间清廷官吏吴兴祚督粤，曾欲疏荐屈大均，都被他拒绝。
屈大均最终走向专心著述的经历正是验证了：士人在追求不朽的过程中，当“立德”与“立功”不可企及或者遭到阻塞之时，转而走“立言”之途更为可行。然而，一种思想的提出与接受，并不意味着它已成为定式而止步不前，如果不能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不断丰富，这种思想的寿命将是极为短暂的。此时，“立言”的意义在于令那些面对故国已成往事之残酷现实的士人们得以安顿他们困厄与窘迫的心灵，但这一概念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终将被赋予新的内涵，并突破个人价值追求的特殊性，上升为整个士人阶层心态演变的普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