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大均研究现状
屈大均一生著述颇丰，但因其诗文作品中饱含对清朝统治者的斥责、对华夷之辨的坚持、对民生疾苦的关怀，这些内容无不在明清易代之际被视为违碍思想，所以屈大均的诗文作品在清代长期被列为禁书，这直接影响了屈大均文学作品的传播，进而影响其在清代文坛的名气与地位。但随着历史情况的改观，屈大均文学作品的特殊意义并没有掩盖在历史的尘埃之下，反而在近代研究中逐渐地散发出独有的魅力。对于屈大均的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渐次展开，虽然论著还比较罕有，但也形成了一定规模的论文研究成果。
直至民国初年，一些史志类书籍中才出现屈大均的传记，如《清史稿》《番禺县续志》和清末民初广东士人陈伯陶所编《胜朝粤东遗民录》等书。近现代又有几部屈大均的传记、年谱相继刊行，如朱希祖的《屈大均传》、汪宗衍的《屈翁山先生年谱》、邬庆时的《屈大均年谱》等。这些传记、年谱类的研究成果为考察屈大均的行状、思想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改革开放以后，广东地区还召开了两次大型的研讨屈大均思想的会议：一次为1986年屈大均逝世290年之际，正在筹备《屈大均全集》的编委会与广州诗社、番禺市文化局联合举办的探讨、交流屈大均哲学思想、爱国思想以及诗词、书法艺术等课题的学术会议；一次为1996年《屈大均全集》编纂完成之际，为了明确“屈大均思想在岭南文化中的地位”，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的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多位著名学者发表论文，并结集为上下两册《岭峤春秋——岭南文化论集（四）》。之后于1996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了《屈大均全集》，几乎收录了屈大均现存的所有作品，为研究者提供了较为全面的材料。
现有研究成果中论著主要有二：一是由陈永正主编的《屈大均诗词编年笺校》，收录了屈大均的诗集及集外等诗作，按时间先后编次笺校，又汇集屈大均各诗集序言及历代诸家的评论，并新编简明屈氏年谱，对于研究屈大均的诗作有重要的资料参考价值。二是董就雄所著《屈大均诗学研究》，该著可以说是唯一一部有关于屈大均的研究型专著。虽然屈大均诗作甚丰，但他并没有专门的诗论著作，董就雄透过屈大均的文学实践活动首先阐释了其诗学渊源，并从其留存的文章，尤其是为他人诗文所作的序跋中归纳出屈大均的诗学主张，包括诗学本体观、发展观、创作观和鉴赏观，另外还讨论了屈大均诗论与明清诗论的关系，考察了其诗论在当时和后世的意义及对其本人创作的影响。这部著作首次突破了对屈大均文学作品本身的研究，上升到理论层次。
另外，在王富鹏的《岭南三大家研究》中，因屈大均在“岭南三大家”中的重要地位而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其中包括屈大均生平与游历、思想与诗歌内容、风格与文学主张、其他文体的创作及其在清代文坛的地位，甚至包括其作品的禁毁与流布、版本辨析等问题。关于屈大均作品的传播情况，该书有所涉及，但限于研究重点，只是做了资料的整理，而没有深入地探讨其作品禁毁与流布情况背后的社会问题，却为本研究提供了诸多可贵的资料。
关于屈大均研究的论文成果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基本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首先是文学方面。包括：
1.对屈大均诗歌源流的追溯。屈大均以屈原苗裔自居，自觉地融入到屈原文化之中，因此，屈原精神在人格和创作方面都深深地影响着诗人，广大研究者也普遍认识到这种影响。魏传强《“不才多祖离骚辞”——由意象的运用看屈大均诗受屈原的影响》一文以屈大均诗歌创作中的意象运用为角度，指出屈原诗歌中的“香草”意象、“仙气”意象、斗争精神的意象都对屈大均的诗歌意象运用有重要的影响。[40]杨子怡《屈大均诗歌的文化精神与美学品格》一文认为，在屈大均的诗歌创作中“可以看到渗透其诗中的屈原现象，解不开的杜子情节和大气磅礴的李白模式”[41]，将屈大均诗歌创作的文化、美学渊源进一步从屈原扩展到杜甫、李白。赵福坛《略论屈大均及其诗的源流风格》一文不仅指出屈大均宗屈、学李杜，更是转益多师，但屈大均“以易论诗”的思想使其极其注重变化，并不对先师亦步亦趋，而是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42]董就雄《杜甫对屈大均诗论的影响》一文则具体而微地从诗学本体观、创作观、鉴赏观揭示了杜甫对屈大均诗歌创作及诗论的影响。[43]
2.对屈大均诗歌所呈现的文学思想和美学风格的探讨。虽然屈大均没有专门的文学理论著作，但毛庆耆《屈大均文艺思想的内容》一文还是从屈大均众多的诗歌作品中归纳出其文学思想，即“以道为本的本体论、以化为贵的创作论、以经为宗的批判论”[44]，并进一步指出儒家思想对屈大均文学思想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影响。而冼剑民则以《屈大均诗文的美学风格》一文指出屈大均融合南北文化所长的美学风格，屈大均一生游历南北，作为主要活动于南方的诗人来说，他的诗文创作有着鲜明的南方浪漫主义特色，同时兼具北方士人那种刚劲雄豪的气质，从而形成了鲜明独特的美学风格。[45]
3.对屈大均具体诗文作品的评析。这些研究成果一般是分类进行的：王英志将屈大均的山水诗创作与其同时期的顾炎武、吴嘉纪相比较，认为屈大均的山水诗在题材上更为多样，审美价值也更高，可谓超越了“写境”而达到“造境”的境界。[46]林英举对屈大均为数不多的杂体诗进行了细致的研究，指出其中的“平民本色”，诗人注重对民生疾苦和民众哀乐、民俗风情的反映，同时也指出诗人的思想局限，即其杂体诗中宣扬的封建妇德、孝道等思想。[47]章玳更是在其文章中对屈大均的妇女诗、金陵诗、咏物诗等进行了一系列的探讨。[48]另一方面，卜庆安则对屈大均诗歌中的意象进行了具体而微的研究，包括其诗歌意象的分类及其表现的抽象情感与思想观念，其诗歌意象的审美与生命意识、历史意识的探析。[49]
4.对屈大均其他文体写作的研究。虽然屈大均诗名最盛，但其在文学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尤其是词作较其诗作也毫不逊色，留有词作《骚屑》二卷。黄坤尧通过对屈大均《骚屑》词版本的考证，从其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方面肯定了屈大均词作的价值，认为屈大均在清初词坛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地位。[50]蔡国颂也肯定了屈大均《骚屑》词的文学价值，并指出屈大均的词作同其诗作一样饱含思念故国的悲愤、坚定的抗清信念、对民生疾苦的关怀等，同时记录了他的行踪及一些地方风物的描绘。[51]
5.将屈大均置于明遗民群体之中进行遗民诗的考察。屈大均在66岁时创作《翁山屈子生圹自志》，道：“先君、先夫人墓右稍下，有一穴焉，大均营之，以为生圹。……遗命儿明洪等，吾死之日，以幅巾、深衣、大带、方舄敛之，棺周以松香融液而椁之，三月即葬。而书其碣曰‘明之逸民’。”[52]因此，许多学者将屈大均归入清初遗民的整体中进行考察，张兵和郝学华的文章中都从以屈大均为代表的清初遗民诗人群体中提炼了其创作主题上的共同特征，即忧患意识和不屈的人格精神。[53]其次是人格精神方面。包括：
1.归纳屈大均的总体人格精神。司徒彤在梳理屈大均丰富的人生经历基础上，对其诗文创作进行整体考察，指出他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同时认为，屈大均以天下为己任的心态是受到家学熏陶、曲折的生活经历和岭南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54]李建华则看到屈大均人格内涵的丰富性，指出屈大均“是一个平凡的人，又是一个富有民族气节的明朝遗民，更是一个具有强烈历史责任感和时代特色的典型儒生”[55]。何天杰专注于屈大均的儒学情结，从他对生死的执着、忠孝观、圣贤之道等方面阐述了重道崇实的儒学情结对屈大均创作思想产生的双重影响。[56]章玳则认为，由于明末清初残酷的社会现实，使屈大均那种中国古代士人普遍具有的入世精神遭到阻碍，在个人性格的基础上，屈大均形成了一种“自由人格”，即以儒家人格为主导，兼具游侠人格。[57]
2.探究屈大均的“屈姓”情结。屈大均一直以屈原后代自居，有着深深的“屈姓”情结。姜小平认为“屈原刚正不阿的人品，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和爱国情怀”在屈大均的“屈姓”情结中占有重要的位置。[58]覃召文将屈大均的“屈姓”情结称为一种“寻根的心迹”，即寻觅宗族与民族之根，这种寻根行为与心态不仅仅是简单的文化溯源，更是着力于岭南地方文化的塑造，它的实质是“特定的文化成员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传统文化模式的个人取同”[59]。
3.分析屈大均的“遗民心态”。屈大均曾有一段“逃禅”和“归儒”的曲折经历，孙立认为屈大均的“逃禅”行为是一种典型的遗民心态，“一方面是希望通过保全性命来保存汉族文化的种子，一是为了表达‘沙门不礼王者’的意念”。[60]蔡鸿生也指出，屈大均的“逃禅”行为并非贪生怕死，是“英雄失路方‘逃禅’”，而“‘归儒’既是伦理归宿又是政治归宿”[61]，因为屈大均从未真正地皈依佛学，而是借此等待反清复明的机会。袁美丽在文章中指出，屈大均是“僧服儒心，以儒为本”[62]，这是他在明清易代之际的无奈选择，而他最终还是恢复了儒者的身份。吴琦、赵秀丽把屈大均的“逃禅”与“归儒”行为置于明清易代之际岭南士人的整体行为中去考察，指出岭南地区长期受佛教文化的浸染，在王朝鼎革的严峻政治时期为屈大均及其他岭南士人逃避侍奉新朝提供了避难所。[63]而孔定芳则将屈大均放到明清易代之际整个明遗民群体中去考察，认为屈大均的这种“逃禅”行为在明遗民中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是易代之际士人在生死困境面前的选择。[64]台湾大学谢明阳博士在其论文《明遗民的庄子定位论题》中探讨了《庄》学对于以屈大均为代表的明遗民士人的深刻影响，可谓是独特的视角。
第三是屈大均的史学成就。
屈大均不仅文学作品丰富，他对历史的记述也颇为着力。他所编纂的《广东新语》翔实地记载了广东地区的天文地理、经济物产、人物风俗等，被誉为“广东百科全书”；《皇明四朝成仁录》记录了崇祯、弘光、隆武、永历四朝仍顽强抵抗清军的仁人志士的事迹，对研究南明历史具有珍贵的史学参考价值。关于屈大均的史学成就之研究主要是围绕这两部著作展开的，因与本研究关系不甚紧密，在此不予赘述。
综上所述，关于屈大均文学方面的研究虽然较清代其他文人的研究来说起步较晚，但也基本涉及了文学研究的各个方面：文学实践、文学理论等。然而，目前的研究成果还都属于对屈大均文学活动本身的研究，以其文学作品的传播为线索，以其文学创作实践为基础，以文学传播学的理论为框架，探究屈大均文学活动背后的文学问题、历史问题、社会问题，更为全面地审视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现象，具有一定的研究创新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