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书院刻书
在屈大均的众多著作中，《广东文选》和《四书补注兼考》有一种特殊的版本，即书院本，是十分值得注意的。这两部著作均是康熙年间由三闾书院刊刻出版。据邬庆时《屈大均年谱》记载：“三闾书院在沙亭石坑涌之东。先生建之，与二三同志称诗说《易》于其中。尝以其撰诗赋乐府，梓之为《三闾书院倡和集》。岁时有事，俾子弟弦而歌之，以乐神听。”[100]所谓三闾书院，得名于三闾大夫屈原，屈大均一向以屈原后裔自居，诗文创作也宗尚《离骚》，因此以“三闾”命名，并汇集同道于此赋诗、听乐、谈文。
书院作为一种民间兴办的社会文化教育机构，是怎样与刊刻书籍联系在一起的呢？书院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教育基地，与官方的学校和民间的私塾不同，虽然其实质上是私学，但由于其特殊的作用与地位，在历史上出现了不少官办书院，这便使书院与官方政府存在着盘根错节的关系。
最早的书院其实是官办的。唐开元年间，唐玄宗从马怀素、诸无量等人之请，在东都洛阳的干元殿进行了一次唐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典籍整理活动。在此过程中，玄宗对唐政府的典籍收藏机构和管理机构进行了调整，“开元五年（717），干元殿写四部书，置干元院使，……六年，干元院更号丽正修书院，置使及检校官，……八年，加文学直，又加修撰、校理、刊正、校勘官。十一年，……光顺门外，亦置书院。十二年，东都明福门外亦置丽正书院。十三年，改丽正修书院为集贤殿书院”[101]。这时的书院还不是士子学习肄业之地，只是设于朝省的藏书和修书机构。至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0）衡山士人李宽在石鼓山巅建屋并读书其中，宋太宗至道间（995～997）的李士真在其原址重建书屋，景佑间（1034～1038）仁宗赐名“石鼓书院”；而唐代李渤、李涉兄弟亦于庐山白鹿洞内读书，至南唐升元四年（940）因洞建学馆，时称“白鹿洞国庠”，是为讲学授徒培育人才的书院之始。
宋代，由于政府的扶持和倡导，书院教育发展成为一种较为完善的教育制度。北宋时期书院继续发展，据李国钧主编的《中国书院史》统计，北宋时期新建书院约有一百四十余所[102]；南宋时书院教育制度完备，书院数量多达数百所，并出现了著名的六大书院，即白鹿洞、岳麓、嵩阳、睢阳、石鼓及茅山书院。[103]这些书院最初都由私人兴建，但后来都受到了皇帝的恩赐，如赐额、赐书、赐田等。此时的书院已不仅仅是收藏整理典籍的机构，其职能进一步发展，成为重要的教育和学术中心。
元代的书院发展更为迅速，据《中国书院史》统计，元代新建的书院即有143所，修复书院65所，改建书院19所，共227所。[104]在书院发展的同时，统治者对书院的管理也随之加强，许多书院和官办学校一起受到官方的辖制。但也有一些入元不仕的儒者，隐居山林、建院讲学，颇有宋代书院的风气。这些民办书院恰恰是儒学传承的关键。
明代时官方对书院的控制更为严厉，甚至出现了非学校出身的士子不能参加科举考试的政策，这使许多趋名逐利之辈离开书院而选择官办学校，严重削减了书院的生源，因此，书院没落了一个多世纪。直至嘉靖年间，在王守仁、湛若水等学士的大力倡导下，兴办书院讲学的风气才逐渐有所恢复。据《中国书院史》统计，明代共有书院1239所，江西、浙江居一、二位，珠江流域由于经济的迅猛发展，加之湛若水的大力兴办，使广东的书院跃居第三位，高达129所。[105]明代时官办书院已大大超过民办书院，这种趋势一直延续到清代。
然而，明末清初，由于多年战乱，全国各地的学校和书院多遭到破坏，广州地区经历南明政权在当地抵抗清兵和“三藩之乱”后，其教育设施受战争的影响更大。而且，清初统治者害怕读书人聚在一起，宣扬民族思想，不利于其政权的巩固与稳定。于是，顺治九年（1652）统治者发布谕旨：“不许别创书院，群聚结党，及号召地方游食之徒，空谈废业。”[106]随着清朝统治的稳固，统治者的文化政策也稍有转变，他们认为通过科举考试令士子埋头功名将有利于对知识分子的统治，而书院正好为他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场所。由此，统治者对于书院的态度也随之转变。康熙初年，禁令稍驰，各地书院开始重建。雍正时期，统治者对于书院的建设观念已经大为改观，雍正十一年（1733）下诏鼓励创设书院，采取扶植态度，赐金、赐书、赐田，但书院的许多事务须经官府督查，如经费的稽核、山长的聘请、讲习的情况、考课的审阅等[107]。这样，书院便与官办学校相差无几了。由于清政府文字狱的迫害，汉族学子大都埋首于故纸堆中，促使汉学复兴，考据之风盛行，而书院已成为全社会学术文化发展的基地，如汉学中两个著名的学派——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和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就分别以紫阳书院和金华书院为阵地引导学术研究的发展，故而大量学者集于书院，不但提高了对书院典籍的需求，而且刊行了许多学术著作。[108]但当时屈大均作为明代遗民，积极抗清，誓不与清朝统治者合作，于是在家乡私立书院，与同道酬唱之际，仍不忘教育学生，传播传统文化思想。据《中国书院史》统计，清代书院最盛时，有1900多所。[109]虽然清代书院数量众多，但由于统治者的严厉掌控，书院多以应对科考为重，真正的传道授业之风已然消失。直至乾嘉以后，统治者对于思想领域的控制力度稍弛，加之有识之士的努力，如阮元创办诂经精舍、学海堂，张之洞创办广雅书院等，都打破了长期以来禁锢书院发展的陈规旧习，明确提出以经、史、辞赋为课业内容。但这样的书院毕竟是少数，依然敌不过官办书院的绝对优势，于是，清代书院便呈现出官学化的特点，这与最初书院创立的宗旨已南辕北辙。
介于官私性质之间的书院，无论是作为统治者拉拢、钳制知识分子的工具，还是民间有识之士传播思想文化的场所，无疑的，书院对于我国古代教育的发展和学术的繁荣都具有积极的作用，从而确立了其在文化史、思想史、教育史上的重要地位。“在设坛讲学、著书立说、修身养性、学术研究的同时，编辑出版图书也是书院的经常性活动。”[110]宋代已经出现了“书院本”这一刻书类别。由于雕版印刷的普及，宋代的很多书院都从事典籍刻印活动，著名的如：婺州书院于南宋绍定年间印司马光的《切韵指掌图》二卷及吕祖谦的《新唐书略》三十五卷；泳泽书院在南宋淳祐六年（1246）刻印了大字本朱熹的《四书集注》十九卷；环溪书院在南宋景定五年（1264）刻印过杨士瀛的《新刊仁斋直指方论》二十六卷，《小儿方论》五卷及《伤寒类书活人总括》七卷，《医脉真经》一卷等；建安书院在南宋咸淳元年（1265）刻印了朱熹的《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一百卷，《目录》二卷、《续集》十一卷、《别集》十卷；白鹭洲书院则在南宋嘉定十七年（1224）刻印过颜注《汉书》一百卷、李贤注《后汉书》九十卷，晋司马彪撰、梁刘昭注《志注补》三十卷，等等。由于书院所藏典籍版本较精，而且多由书院的山长组织学者精审详校，加之不以营利为目的，刻印精美，所以宋代的书院刻书不但为书院的典籍收藏开辟了新的途径，而且其书版不储官，易于印行。[111]
书院刻书虽然始自宋、元，但数量不多。正是由于明、清时期书院的繁盛发展，才使得书院数量急剧增加，而刻印书籍一直是我国古代各类学校、书院的传统。如国子监，不仅是历朝历代的最高学府、国家的教育管理部门，还在五代时成为国家的出版印刷机构，其始自冯道刻印九经。明清两朝，书院的官办色彩加强，在各级官办学校纷纷自行刻印书籍的风气之下，书院也开始从事刻书事业。同时，雕版印刷技术已经臻于成熟，并得到普及，这为书院刻书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条件。另一方面，书院的一切活动都是以书籍为基础，书院刻书既可以满足师徒讲学、读书的需要，又可以补充本院藏书，促进师生们的修书、研究活动，还能将其研究成果刊行于世，广泛传播。于是，书院刻书趋于繁盛，并形成系统。
由于书院性质介于官私之间，书院刻书也有其特殊之处。从出版角度看，“书院刻书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独立的类型”[112]。书院是教学和学术研究场所，书院刻书首先是为书院教学和学术研究服务，有较强的目的性，使其与官刻及家刻、坊刻既有联系又存在差别。由于使用目的的限制，书院刻书主要集中于学术性著作，包括书院师生读书札记、研究所得、成果汇编、教学所需名家读本、历代先儒大师的巨著和本院山长等人的名作等，内容涉及经、史、子、集、丛诸部。书院刻书不像官刻一样侧重于御纂制书，也不像坊刻一样多民间的农桑卜算、阴阳杂记、启蒙读物及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作品，而主要以学术著作为主。书院作为学术阵地，十分重视各学术流派的渊源和特点。书院刻书也反映了这一特点，注意刊印各学术流派代表性学者的文集。正是由于书院刻书有一定的自主性和实用目的，使得书院刻书不完全受制于官府，因此，在禁书运动过后的一段时间内，书院中的许多学者对幸存或残留下来的禁书进行搜集、整理、辑佚工作，并重新刊刻、传播，才使许多因政治原因而遭到禁毁的书籍得以重新进入传播领域，而且，经过书院学者的校勘，书院刻本的质量也相当精审。书院刻书主要是在各书院范围内流通，形成了书院刻书的特殊流通渠道和流通范围。书院作为知识分子云集之地，图书的流通与接受都较为迅速。正如顾炎武所总结的：“故书院之刻有三善焉：山长无事而勤于校雠，一也；不惜费而工精，二也；板不贮官而易印行，三也。”[113]这非常精准地概括了书院刻本的特点。
基于书院刻书的特殊性及其积极的作用，书院刻书才能长盛不衰。首先，历代书院刻书与统治者对书院的重视程度休戚相关。统治者通过资助书院办学、鼓励书院刻书，标榜其重视文治的政策，还可以笼络知识分子，将知识分子置于监控但相对自由的地位。其次，刻书不仅可以充实书院藏书，还可行销外地，为书院补充财力。丰富的藏书和充裕的经济基础不仅是书院刻书的结果，更为书院刻书事业发展的条件，由此构成一个良性循环。清代许多书院在这方面都颇为成功，如广州学海堂及广雅书院、江阴的南菁书院、成都的尊经书院等。最后，书院有着丰富的校勘人才，山长多由名师硕儒担任，如朱熹在白鹿洞、陆九渊在象山、吕祖谦在明招山、张栻在岳麓书院、钱大昕和卢文弨在江宁钟山书院等。书院在这些山长的带动下，审慎校勘、精工细刻，出版了许多高质量的书籍，也成就了书院的声誉。这些都成为书院刻书事业长盛不衰的原因。
书院刻书是书院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整理、校勘、辑佚、刊刻书籍的同时，促进了学术研究，对培养人才起到了促进作用，更重要的是，通过书院刻书活动，许多学术成果、文化典籍得以保存、传播。尤其是在清代禁书运动之后，书院刻书为抢救禁毁书籍贡献了相当巨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