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大均与各类士人交游心态分析
屈大均是一个交游广泛的人，交游对象不仅包括遗民，还有贰臣、仕清之人及清朝官员。其中岭南遗民如陈恭尹、张穆、高俨、陈子升、王邦畿、岑征、何巩道、何绛、王鸣雷、陶璜、黎延祖、黎彭祖、谢元汴，以及遗民僧函昰、函可、成鹫等，来粤遗民如王士桢、蓝涟、张杉、张梯、周诩、周秋驾、郭清霞、何东滨、魏礼等，其他遗民如顾炎武、魏禧、王弘撰、王猷定、王舋、龚贤、方文、杜浚、纪映钟、连沛、吴统持、吴嘉纪、金磬北、缪天自、石涛等；贰臣如龚鼎孳、曹溶、钱谦益、周亮工等；仕清之人如王士禛、朱彝尊、李因笃、毛奇龄、梁佩兰、程可则、尹源进、吴文炜、方殿元、林凤冈等；清朝官员如两广总督吴兴祚、惠州知府王煐、广州将军王永誉、广州府知府刘茂溶、广州右卫守备王佳宾、驻防广州参领王之蛟、广东正考官王又旦等。可见，与屈大均交游士人的数量之多、身份之复杂。
以气节著称并以“明遗民”自处的屈大均与降清士人及清朝官员的交游多遭后人费解，但屈大均本人并不避讳这一事实。究其原因与内在的心态，我们可以从当时士人对一些贰臣的态度上窥探端倪。就贰臣的形象来说，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评价。例如钱谦益，其降清后，文坛宗主的地位并未被动摇，一些保持民族气节的著名文人士子，诸如瞿式耜、归庄、吕留良、黄宗羲等仍对他十分尊敬。他去世后，归庄作《祭钱牧斋先生文》曰：“先生之文，光华如日月，汗浩如江海，巍峨如华嵩”，并言“窥先生之意，亦悔中道之委蛇，思欲以晚盖，何天之待先生之酷，竟使之赍志以终。”[92]归庄对钱谦益的文学成就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也不讳言其变节的事实，但还是有为钱谦益辩护之意。黄宗羲也在《钱宗伯牧斋》中说：“四海宗盟五十年，心期末后与谁传？……平生知己谁人是？能不为公一泫然”[93]，不但肯定钱谦益“四海宗盟”的学术地位，而且仍将其引为“平生知己”。屈大均亦曾拜访钱谦益，请其为自己的诗集作序，并作《访钱牧斋宗伯芙蓉庄作》以为赠答，钱谦益还为书向毛晋称赞屈大均曰：“罗浮一灵上座，真方袍平叔。其诗深为于王所叹，果非时流可及。”[94]
而另一方面，给予钱谦益负面评价最具代表性的却是乾隆帝。乾隆曾两次下诏，评价钱谦益为“有才无行之人……大节有亏，实不足齿于人类……其意不过欲借以掩其失节之羞。尤为可鄙可耻”，“钱谦益素行不端……于诗文阴行诋谤，是为进退无据，非复人类”，并且作诗判曰：“平生谈节义，两姓事君王。进退都无据，文章那有光？”[95]乾隆从人品到学问对钱谦益给予了彻底的否定，还下令“其书版必当尚存，且别省有翻刻印售者，俱令将全版一并送京，勿令遗留片简”[96]，不仅污其名，还要毁其书。
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即评价主体的差异：给予钱谦益正面评价的是当时或稍后一些的以气节著称或抱有遗民情怀的文人士子，他们之间有着或深或浅的交往；而给予钱谦益负面评价的则是其去世多年后且与之素未谋面的统治者。实际上，在清朝贵族入关之初，统治者为了奠定政权的基础，武力镇压的同时还需要文化上的征服，但自身文化落后于中原文化的事实，使其不得不争取汉族士人的支持，虽然手段未必光明。可以说，这些变节的士子，无论是自愿投靠也好，被逼无奈也罢，都是清初政权建立的“有功之臣”。然而，当清政府的统治日益稳固，民族矛盾趋于缓和的时候，统治者思考的是如何长治久安的问题。长治久安需要的是一直以来儒家思想所倡导的“忠君”思想，而贰臣的行为恰恰是违背了此一思想。统治者为了防备有人对其统治抱有二心，便拿出了汉民族自己所尊奉的“忠君”思想，即使这里的“君”是被汉民族称为“异族”的统治者，为此，清统治者还别出心裁地在正史中设《贰臣传》一目，给予当初他们视为“有功之臣”的变节士子之彻底的否定与无情的抛弃，并且冠以“素行不端”“不足齿于人类”的恶名。实际上，这是清朝统治者将世人的注意力由异族统治与民族矛盾的事实转移到汉民族内部变节士子的身上，是其所采取的掩盖事实的手段。由此，这些降清士人又再次无奈地被推倒了历史的前台，在心灵与精神上遭遇第二次劫难。
而对钱谦益抱有正面评价的遗民志士，如顾炎武、屈大均、瞿式耜、归庄、黄宗羲等都曾亲历明清之际的大动荡，局势的急转直下与恢复的无望，都是弥漫于士人心中的同一片阴霾。而这些贰臣事后对于自身的行为确实怀有悔意，如钱谦益甚至多次直接参与了后来的一些反清复明的军事行动，并很快辞官南归。从此，他一方面从事著述，奉南明为“正朔”，以故明为“本朝”，赋诗抒发故国之思，撰文表彰抗清之士，并咒骂清朝为“奴”“虏”；另一方面他又广泛联络抗清复明志士。顺治三年冬，其好友黄毓祺在反清起事中曾暗中联络钱谦益，“谦益曾留黄毓祺宿其家，且许助资招兵”[97]。事败后，钱谦益被牵连下狱。顺治六年，钱谦益致书桂林留守瞿式耜，报告江南清军将领的动态及可能争取反正的部队。瞿式耜得书后，上奏桂王：“钱谦益寄臣手书一通，累卷百言，绝不道及寒温家常字句，惟有忠躯义感溢于楮墨之间。盖钱谦益身在虏中，未尝须臾不念本朝，而规划形势，了如指掌，绰有成算。”[98]顺治七年，钱谦益不顾年迈体弱，多次冒险深入虎穴，亲赴金华策反总兵马进宝反清。顺治十一年，郑成功、张名振北伐，钱谦益与柳如是积极响应，“尽囊以资之”。起事失败后，先后与魏耕、归庄、鹤足道人等秘密策划，以接应郑成功再度北伐。钱谦益还在长江口白茅港卜筑红豆庄，作为隐居之所，以便与各地联络，刺探海上消息。[99]顺治十七年，郑成功、张煌言再度北伐，连克数镇，钱谦益欣喜若狂，慨然赋诗。钱谦益不仅用文字，还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他的悔恨，并非仅仅是“欲借此以掩其失节之羞”[100]。屈大均也曾因尽力促郑成功这次北伐行动而遭追捕。[101]虽然不能肯定屈、钱二人这次是否有直接的接触，但可以肯定屈、钱二人之间因此会有更深入的了解。屈大均有关明末抗清将领的历史记载与评价主要见于其《皇明四朝成仁录》，其中如周亮工，作为明朝官吏也曾归仕于清，因此亦名列《贰臣传》，但屈大均仍然赞其为“皎皎白云姿，公为处子师。补亡同束皙，教我在笙诗”[102]，虽然周亮工已然失节，但在屈大均眼中还是将其比作西晋文学家束皙，视其为饱学前辈，自己则甘居后学晚辈。因为这些遗民志士共同亲历了明末清初的政治动荡与高压的社会氛围，对于与自己作出不同道路选择的其他士人，他们更能从现实的角度出发予以理解，因此，对于他们的肯定性评价似乎更为客观。
而从这些正面的评价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评价的焦点多集中于学术、文学方面，而少有涉及政治。可见，遗民、志士与降清士人、清朝官员的密切交往，不一定是出于政治上的策反考虑，以求得对反清复明事业的支持，而主要是个人行为，彼此各取所需。对于志怀恢复之人来说，在遇到危难时，这些操有权柄的降臣，出于友情或良知，或许可以伸出援手；对于贰臣来说，他们也可以借保护节义之士获得礼贤下士的美誉，获得世人对自己背明仕清行为的谅解。而更为关键的交叉点还在于这些士人对于道统与文化延续的共同的追求。对于降清的士人来说，也许降清的选择是出于实势所迫和对明末政局的绝望，他们在政治上选择了侍奉异族统治者，但文化上并没有割断与正统文化的联系；对于遗民群体来说，尤其是像屈大均这样遗民在明亡时还是无名小辈，声名不显，需要结交当代文坛名人来张扬名声，否则，僻处草野，抱道守穷，无人知之，对弘扬正统文化、维系道统也无太多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