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传播的威胁
随着诗文集的传播，诗文作品创作者的思想观念也随之传播，这意味着诗文集的传播范围越广，其思想传播的辐射范围越大。无论是接受还是反对，在文人群体中对于传播内容的讨论与争辩，无疑会使其影响不断提升。
中国古代社会，统治者为了维护专制统治，在行动和思想上对被统治者都严格控制，对统治权威提出质疑甚至是微词的思想都是“违碍思想”，它在这样的社会中“不合法”。但作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缓冲地带的士人阶层，他们与统治者的关系比较微妙：他们同样是被统治者，但相较于普通的底层人民来说，又是统治阶级极力拉拢和安抚的对象，因为他们有着相对独立的思想和传播话语的权力、途径。统治者可以通过查缴违碍书籍并进行销毁的方式，将物质形式的书籍毁灭，结束书籍的传播过程，但思想一旦进入传播领域，不会随着其物质载体的消亡而迅速消亡，因为思想已经渗透于人们的心智之中。这也是思想传播对于统治者的威胁之处。
（一）屈大均诗文集传播之广泛
在经历了雍正朝的禁毁之后，屈大均的诗文集到乾隆朝遭受更大规模、更为彻底的禁毁之时，仍有相当数量的诗文集被查缴出来，而且波及范围相当广泛。诗文集的传播，意味着思想的传播。他人了解屈大均的思想，除了实际的交游，便只能通过其诗文作品，尤其是那些由于实际的限制只能与之神交的士人，或是后代士人。
屈大均的名气随着其诗文作品与游历足迹早已突破广东地区的地域限制，而遍布南北，这从其交游士人的广阔地域分布便可窥见。虽然并没有屈大均诗文作品确切流传的地域记载，但乾隆时期对于屈大均诗文集的查缴记录反倒可以反映出其诗文集的传播范围，因为此次的查缴、禁毁活动十分细致、严苛，搜缴之地必是其诗文集的传播之地。
现将乾隆时期所查缴的屈大均诗文集之地域分布统计如下：
两广地区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初四日两广总督李侍尧、广东巡抚德保等奏折：“据南海、番禺二县查出逆犯屈大均族人屈稔浈等收藏该犯原著《文外》书籍，又据番禺县童生沈士成缴出屈大均《诗外》一种，及书铺潘明等缴出《广东新语》并岭南三家合刻诗集版片二分，连刷成书十部。”[86]
乾隆四十年二月二十六日《署理两广总督德保为查缴违碍书籍致军机处咨呈》：“兹据各委员陆续查缴到《屈大均文钞》一部三本，《屈大均诗略》一部二本，《屈大均诗集》一部四本。”[87]
广东省
雍正八年十月，广东巡抚傅泰奏曰：“岭南向有三大家名号，一名屈大均号翁山，一名陈恭尹号元孝，一名梁佩兰号药亭，俱有著作诗文流播已久……书坊竟有《屈翁山文外》《诗外》《文钞》及陈元孝、梁药亭诗集等书。”[88]
乾隆四十年二月二十六日《广东巡抚德保奏查缴应禁书籍及版片折》：“至应禁书籍，前已查有版片者，《广东新语》《岭南三家合刻诗集》二种，经督臣李侍尧会同臣奏明，俟续有缴出，一并销毁在案。”[89]
乾隆四十二年二月初三日《广东巡抚李质颖奏遵旨查办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原板折》：“惟乾隆二十五年曾有江宁怀德堂书客周学先来粤卖书，以粤省书板刻工较江南价廉，曾将《清诗别裁集》初刻本翻刻板片，带回江南刷卖，闻得于乾隆二十九年周姓已赴江宁县衙门缴销……虽称带回江南刷卖，但既已刻成，岂有不就近先行刷印发卖之理？”[90]
梁善长辑《广东诗粹》、黄登选《岭南五朝诗选》、宋广业撰《罗浮山志会编》、吴骞《罗浮纪胜》等录有屈大均诗文，在广东应有流传。梁善长辑《广东诗粹》于乾隆四十四年四月在山东省查出，黄登选《岭南五朝诗选》于乾隆四十七年八月在浙闽地区查出。
广西省
乾隆四十年八月二十六日《广西巡抚熊学鹏奏查缴违碍书籍情形折》：“内西林县知县周心传查缴屈大均所著《广东新语》二部，思恩府知府吉明查缴一部，共三部；又怀集县知县萧斯捷查缴屈大均书集二本。”[91]
乾隆四十一年正月二十四日《暂护广西巡抚苏尔德为查缴不应存留书籍板片事致军机处咨呈》：“又据南宁府缴据宣化县缴到《广东新语》二部十本，《岭南三家诗》一部二本。”[92]
云贵地区
乾隆四十三年五月十一日《署云贵总督裴宗锡奏第四次查缴应禁书籍分别委员解京折》附一“滇省向例查禁各书清单”，其中有：屈大均《翁山诗外》二部，共三十一本。《屈大均诗集》一部，六本。《广东新语》二部，共二十本。《岭南三家诗》二部，共十本。附二“滇省向未查禁各书清单”，其中有：朱豫选《国朝诗萃》二部，四本。内有钱谦益、屈大均诗，应请抽毁。[93]按：据此处所述“滇省向例查禁各书清单”之意，《翁山诗外》《广东新语》《岭南三家诗》三书，此前应被查禁，但翻检此前《纂修四库全书档案》各条和其他有关资料，并未见云南省此前曾查此三书。显然某些禁书资料已遗失或漏收。
云南省
乾隆四十六年九月二十八日《署云南巡抚刘秉恬奏遵旨查缴应禁书籍并请展限一年折》所附清单，其中有：《广东新语》一部，十二本。《登华记》一部，一本。魏宪辑《诗持》一部，一本。周在浚辑《结邻集》一部，四本。[94]
乾隆□□□年□月□□日奏准。云南巡抚□□□奏缴三种，其中有《屈大均诗集》。[95]
贵州省
乾隆四十年九月十五日《暂护贵州巡抚韦谦恒奏查缴禁书并发还书局候旨在外焚销折》所附“黔省查缴禁书清单”，其中有：《岭南三家诗选》二部，八本。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著。内一部系抄本。《广东新语》二部，二十本，屈大均著。《屈大均诗集》二部，八本。内一部残缺不全。屈大均诗二本，系抄本。[96]
乾隆四十一年二月十六日《贵州巡抚裴宗锡奏缴违禁书籍折》所附黔省收缴违禁书目清单，其中有：《屈大均诗选》一部二本。《屈大均诗集》二部八本。《广东新语》二部二十本。《岭南三家诗选》二部八本。内一部系抄本。[97]
乾隆四十七年正月初四日《贵州巡抚李本奏查缴禁书解京销毁折》所附清单，其中有：《三家岭南诗集》十本。名家杂著《说铃》二十本。[98]（《说铃》疑有屈作）
直隶省
乾隆四十年九月初三日具文，初五日奏准之《兼管顺天府尹袁守侗等奏查缴伪妄书籍折》：“兹据北城兵马司吏目杜安邦呈称：据开宝名堂书坊之周守德呈缴……《屈翁山诗集》一部，计八本，又一部计四本。”[99]
乾隆四十六年六月初十日《直隶总督袁守侗奏汇缴应禁书籍情形折》所附清单“查出违碍书目”，其中有：《忆雪楼诗集》一部，二本，全，王煐著。《广东新语》二部，二十本，全，屈大均著。《翁山诗集》二部，十四本，全，屈大均著。《诗外》一部，十二本，不全，屈大均著。《诗观》一部，二十本，全，邓汉仪选。《说铃》三部，六十本，全；十一部，一百二十二本，不全，徐倬撰。（按：清人吴震方编《说铃》所收皆为名家杂著，屈大均《登华记》亦在其中。该书附有徐倬序文，此言“徐倬撰”，疑因有徐倬序文而致误。）《留青新集》八部，二百五十六本，全；二十三部，五百二十八本，不全，陈枚著。《留青彩珍集》一部，二十四本，全；四部，四十三本，不全，陈枚著。《留青二集》二部，二十五本，不全，陈枚著。《田盘纪游》一部，一本，全，屈大均撰。[100]按：《田盘纪游》为王煐著，盖因其中有屈大均作品而致误。
山东省
乾隆四十四年四月二十日《山东巡抚国泰奏汇解违碍书籍并分缮清单呈览折》所附清单一“查缴各省咨会应毁各书名目清单”，其中有：《岭南三家诗选》六部，二十六本。《道援堂集》一部，二本。《翁山诗集》五部，二十六本。《翁山诗外》二部，二十四本。《翁山文外》一部，五本，不全。《广东新语》三部，三十六本。《留青新集》一部，三十一本，又二十三本，陈枚辑。《感旧集》一部，八本，渔洋山人选。《留青二集》一部，十一本，不全，陈枚辑。所附清单二“山东省查出应毁各书名目清单”，其中有：《翁山诗略》二本。《广东诗粹》四本，顺德梁善长辑。卷八、卷九内引（屈大均）、钱谦益批语。[101]
乾隆四十六年二月三十日具文《山东巡抚国泰奏缴应毁违碍书籍板片折》所附清单一“山东省查出应毁书目清单”，其中有：《诗观三集》一部，八本，吴郡邓汉仪评选，内诗句有违碍，兼载有钱谦益、阎尔梅、屈大均诗，应行销毁。所附清单二“查各省咨会应毁书目清单”，其中有：《岭南三家诗》四部，二十一本，王隼辑。《留青新集》七部，二百零八本；又十二部，不全，三百二十八本，陈枚辑。《广东新语》三部，三十二本。《翁山诗集》一部，六本，徐肇元选。《诗选别裁》二部，三十六本；又一部，不全，十六本，沈德潜选。《感旧集》三部，二十二本；又一部，未钉，王渔洋选。《诗观初集》一部，六本，邓汉仪评选。《感旧集》板片三百五十二页。[102]
山西省
乾隆四十年十月二十六日《署理山西巡抚觉罗巴延三奏查获应销书籍折》附“应销书籍清单”，其中有：《屈大均诗集》一部，四册，刻本。《广东新语》二部，一部十册、一部十二册，俱刻本。[103]
乾隆四十三年闰六月十二日《山西巡抚巴延三奏查获〈六柳堂集〉并汇缴违碍书籍折》所附清单，其中有：《广东新语》四部，五十本。王隼《岭南三家诗选》二部，十一本。[104]
乾隆四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山西巡抚喀宁阿奏汇缴违碍书籍折》：又王士正正选《感旧集》二部，内有钱谦益诗。[105]按：其中也有屈大均诗。
乾隆四十七年五月初二日具文，五月初六日准奏《山西巡抚农起奏汇缴应禁书籍及板片情形折》所附清单一“山西省查缴各种书籍清单”，其中有：两江咨查：徐文弼《诗法度针》三部，刻本。朱彝尊《曝书亭集》一部，刻本。山西本省查出：陈枚《留青采珍集》二部，刻本。“载有钱谦益、龚鼎孳、屈大均等诗词。”[106]
陕甘地区
乾隆四十五年五月十二日奏准。陕甘总督勒尔谨奏缴三十九种。《留青新集》《留青集选》陈枚纂。《登华记》。[107]
陕西省
乾隆四十年七月十九日《陕西学政嵇承谦奏随棚查出应禁书籍折》其中有《屈大均诗集》一部。[108]
乾隆□□□年□月□□日奏准。陕西巡抚□□奏缴一种。《登华记》。[109]
湖广地区
乾隆四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奏准，湖广总督三宝奏缴九种，其中有彭延梅《国朝诗选》。[110]
乾隆四十三年二月初三日奏准，湖广总督三宝奏缴二十五种，其中有：《翁山文外》。《箧衍集》，陈维崧选，“内有龚鼎孳、钱谦益、屈大均诗”[111]。
乾隆四十三年四月初十日《湖广总督三宝等奏四次查获应毁各书折》书目清单，其中有云：“《广东新语》二部，刊本。是书屈大均著。前已缴过。今续查获一部，计十二本。又一部计十本，俱全。”“《岭南三家诗选》三部，刊本。是书王隼撰。前已缴过。今续查获二部各五本，又一部计三本，俱全。”[112]
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初四日奏准。湖广总督三宝奏缴十六种。其中有《清诗别裁集》“（原目脱集字）沈德潜选。内有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诗。”[113]
乾隆四十三年《湖广总督三宝等奏呈查缴应毁各书清单》其中有：《道援堂集》一部，刊本，是书屈大均著，沈用济选，计四本，全。《感旧集》二部，刊本，是书王士禛选，一部计十本，又一部计八本，俱全，内有钱谦益、吴伟业诗。《留青新集》七部，刊本，是书陈枚纂，前已缴过，今续查获。[114]
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初四日《湖广总督三宝等奏六次查获应毁各书折》所附书目，其中有：《国朝诗萃》一部，刊本，是书朱豫选，计十二本，全，内载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诗。《国朝诗别裁》四部，刊本，是书沈德潜选，二部各十八本，又一部计二十本，又一部计十四本，内有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诗。《翁山文钞》一部，刊本，是书屈大均著，计三本。《留青新集》九十四部，刊本，是书陈枚纂，前已缴过。《广东文选》一部，刊本，是书屈大均撰，前已缴过，今续查获一部计十本，全。《广东新语》六部，刊本，是书屈大均著，前已缴过，今续查获一部计十二本，又三部各十本，俱全，又一部计五本，止存八卷至二十五卷，又一部计一本，止存四卷、五卷。《道援堂集》三部，刊本，是书屈大均著，沈用济选，前已缴过，今续查获一部计四本，全；又一部计二本，止存一卷至五卷；又一部计一本，止存一卷至五卷。《国朝诗品》一部，刊本，是书陈以刚选，前已缴过，今续查获一部计八本，全。《感旧集》五部，刊本，是书王士禛正选，前已缴过，今续查获一部计十六本，又三部各八本，俱全；又一部计二本，止存一卷、八卷。《古学要览》二部，刊本，是书王道升编，前已缴过，今续查获二部各四本，俱全。《岭南三家诗选》三部，刊本，是书王隼撰，前已缴过，今续查获一部计三本，全；又二部各二本，俱不全。《翁山诗集》四部，刊本，是书屈大均著，前已缴过，今续查获一部计八本，又一部计六本，又一部计四本，俱全；又一部计一本，止存一卷至四卷。《翁山诗外》五部，刊本，是书屈大均著，前已缴过，今续查获一部计十二本，全；又一部计九本，又一部计四本，又一部计二本，又一部计一本，俱不全。[115]
乾隆四十四年十一月初一日具文《湖广总督图思德等奏第八次查获应毁各书解缴缘由折》所附清单，其中有：《名家诗观初集》一部，邓汉仪评选，内载钱谦益、龚鼎孳、吴伟业诗。《留青二集》一部，陈枚辑，内载钱谦益、龚鼎孳、吴伟业、屈大均诗。《古学要览》二部。《广东新语》二部。《广东文选》一部。《留青新集》三十六部。《翁山诗集》一部。[116]
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日奏准。湖广总督舒常奏缴十九种，其中有《诗观二集》邓汉仪评。[117]
湖北省
乾隆四十七年十月初七日具文，《湖北巡抚姚成烈奏解第十一次查缴应禁各书并缮单呈览折》所附“湖北省第十一次查缴应禁书籍并书板清单”，其中有：《留青采珍集》二部，刊本，系陈枚选，内一部计二十四本，全；又一部计二十六本，全。《近代诗钞》一部，刊本，系周京辑，计五本，全。《诗法度针》二部，刊本，系徐文弼著，内一部三本，全；又一部四本，全。《诗持》一部，刊本，系魏宪选，计十本，全。《天下名家诗观》一部，刊本，系邓汉仪著，七本，缺四卷、八卷、十二卷。[118]
湖南省
乾隆四十一年四月十六日《护湖南巡抚觉罗敦福奏查缴违碍遗书请毁折》附“应毁遗书清单”，其中有《屈大均诗集》一部，“经广东、浙江二省查出奏明，咨行查禁销毁”[119]。
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十一日《湖南巡抚李湖奏查出〈国朝诗的〉等违碍书籍分别办理缘由折》：“据委往永州府属试用训导刘旦查缴违碍各书，内有本省人刊刻《国朝诗的》一本，注长沙陶煊奉长选、同里张璨岂石同辑，载有应禁之屈大均等诗句在内。”[120]
乾隆四十四年九月二十五日奏准。湖南巡抚李湖奏缴十二种，其中有云“《留青二集》西湖陈枚辑，内有钱谦益、屈大均、方以智等诗文”[121]。
乾隆四十六年九月二十五日具文，十月十四日奏准之《湖南巡抚刘墉奏查缴应毁书籍折》附一“湖南本省人著作书目、板片单”，其中有：《损斋诗集》六本，湘潭人刘授易著，板片二百八十三块。《国朝诗选》十二本，攸县人彭延梅选。附三“外省人著作应请摘毁书目单”，其中有：《诗持》二集七本，三集六本，闽中魏宪选，内有龚鼎孳、钱谦益、吴伟业、屈大均等诗。《江辰六文集》十一本，贵阳江闿著，内引钱谦益语并屈大均诗。[122]
乾隆□□□年□月□□日奏准。湖南巡抚李湖奏缴十种，其中有：《说铃》，无著书人名氏，内有屈大均《登华记》，应销毁，馀书仍行世。[123]
安徽省
乾隆四十年十一月二十日奏准。安徽巡抚李质颖奏缴九种，其中有：《岭南三家诗》王隼选，合刻梁佩兰、屈大均、陈恭尹诗。《道援堂》，屈大均著。《广东新语》，屈大均著。[124]
乾隆四十四年十月二十九日《安徽巡抚闵鄂元奏请通饬铲削志乘所载应销各书名目及诗文折》：“臣阅《江南通志》及各郡邑志，如钱谦益、金堡、屈大均辈所撰传记诗文，往往多有，而现在查出悖妄各书名目，列入该府县志乘者亦复不少。”[125]
乾隆四十五年七月初八日奏准。安徽巡抚闵鄂元奏缴十六种，有：《遗民诗》宝香山人李[卓]尔堪选。《离六堂集》岭南长寿释大汕著。[126]按：《遗民诗》编者为卓尔堪。
乾隆四十六年□月□□日奏准。安徽巡抚闵鄂元奏缴二十种，其中有云：“《望古集》二本，无为州汪有典著，内有狂妄处，并有钱谦益、屈大均等词。查汪有典所著史外已禁。此集应全毁。”[127]
乾隆□□□年□月□□奏准。安徽巡抚□□奏缴十九种，其中有云：“《南州诗略》四本全，今时人，当涂朱滋年选。内有屈大均、邢昉、顾炎武、戴重诸人诗，拟抽毁。”[128]
据汪宗衍《屈大均年谱》云：休宁汪观选刻《五大家诗》十七卷，凡阎古古诗三卷，杜茶村诗三卷，梁药亭诗三卷，屈翁山诗四卷，陈元孝诗四卷。[129]其中休宁属安徽省。
两江地区
乾隆四十一年四月十六日《两江总督高晋奏续解违碍书籍板片折》所附清单，其中有：《岭南三家诗选》三部，共十二本，内一部不全。《道援堂集》一部，三本。《屈翁山诗》八部，共二十五本，内二部不全，一部未钉。《翁山诗外》三部，共二十七本，内一部不全。[130]
乾隆四十二年五月二十日《两江总督高晋奏续解堪备采择及违碍应毁书籍板片折》所附清单，其中有：《诗萃》一部，朱豫选。《天下名家诗观》一部，邓汉仪选。《明人诗钞正集》一部，朱琰编。《感旧集》一部，王士禛正选。《留青新集》一部，陈枚选。《初刻别裁集》十一部。《岭南三家诗》五部。《广东新语》十一部。《翁山文外》一部。《翁山诗外》六部。《翁山诗集》二十部。《道援堂集》三部。《翁山文钞》一部。[131]
乾隆四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两江总督高晋奏续缴违碍书籍板片折》附书目清单，其中有：《明诗别裁》一部，长洲沈德潜等选，内有屈大均诗。《诗逢初选》一部，吴郡叶闇选，内有释一灵即屈大均并吴伟业、龚鼎孳等诗。《箧衍集》一部，宜兴陈维崧选，内有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屈大均、张缙彦、王铎等诗，语句违碍。《本事诗》一部，枫江徐釚辑，内有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诗。《诗萃》九十七部，共六百八十四本，内二部不全，八部未钉。《明人诗钞》。《尺牍新钞三选·结邻集》。《诗观》。《翁山诗略》二部，共四本。《明诗别裁》。[132]
乾隆四十四年七月初九日具文《两江总督萨载奏续解〈九钥集〉等违碍书籍板片折》所附清单，其中有：《国朝别裁集》十四部，共一百九十二本，内二部不全。《广东文选》一部，十二本，不全。[133]
乾隆四十五年正月初十日奏准。两江总督萨载奏缴二十四种，其中有《救狂砭语》潘来著。[134]按：应为潘耒。
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初八日奏准。两江总督萨载奏缴三十七种，其中有云：“《名家诗选》徽州吴霭选，内有钱谦益、龚鼎孳、屈大均诸人诗集，应铲除抽禁，馀书仍行世。”（按：《应禁书目》徽州作福州府，《违碍书目》作天都。）“《诗乘》此书，系西涧刘然选评，钱谦益、屈大均诸人诗，应请销毁。”“《忆雪楼诗集》宝坻王煐著，内有屈大均序，并与屈大均唱和诗甚多，应行销毁。”“《清诗初集》此书，武进蒋鑨选，内有钱谦益、屈大均、龚鼎孳诸人诗，应请销毁。”“《田盘纪游》宝坻王煐稿。内有屈大均序，应请抽毁，馀书仍行世。”“《诗法度针》此书，系徐文弼编释，内有屈大均诗一首，又所引钱谦益笺注，应请铲除，销毁。”[135]
乾隆四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日奏准。两江总督萨载奏缴一百零二种。其中有：《寅卯军中集》屈大均著。《名人诗钞》朱琰编（按：应为《明人诗钞》）。《翁山诗略二》（原雷梦辰按语：二字后有脱字）屈大均著。《诗逢初选》吴郡叶门选（按：应为叶闇）。[136]
乾隆四十七年六月初四日具文，六月十七日准奏《署理两江总督萨载奏续缴应禁书籍折》所附清单，其中有：《藼圃录》一部，一本，徽州汪天与（按：当为“舆”）等编辑，内有屈大均、王仲儒诗序，应行抽毁。《国朝诗选》二本，不全，彭延梅选，内有钱谦益、屈大均、龚鼎孳、王仲儒诗，应请抽毁。[137]
乾隆四十九年正月初四日奏准。两江总督萨载奏缴十八种，其中有云：“《国朝诗隽》一部，一本，不全，王持选，内屈大均、阎尔梅诗三首，应请铲除。”“《北黟山人诗》二本，新安吴苑著，诗内有应行敬避字样，应请敬避，并屈大均姓名，应请抽毁。”“《明诗综》一部，二十四本，秀水朱彝尊选，内有应行敬避字样，应行敬避，其屈大均、金堡等语，并钱谦益诗话均应铲除。”[138]
江西省
乾隆四十年四月十四日《江西巡抚海成奏恭缴应毁书籍折》所附清单，其中有云：“《屈翁山集》一部。《屈大均诗集》二部。《岭南三家诗钞》一部，内屈大均诗二本，陈恭尹《独漉堂集》一本。屈大均《广东新语》二部。”[139]
乾隆四十年五月十一日《江西巡抚海成奏缴应选应毁书籍折》所附清单，其中有云：“《岭南三家诗选》二部，内有屈大均诗。”[140]
乾隆四十年九月十二日《江西巡抚海成奏进续得应选应毁书籍折》附“应毁书籍版片清单”，其中有《屈大均诗外》六部，内不全四部。[141]
乾隆四十年十一月十七日《江西巡抚海成奏查办应毁书籍并呈名异书同各书清单折》附“书同名异各籍清单”，其中有云：“原禁《屈大均诗略》《屈大均诗集》，二书本同。今又有《诗外》一种，亦与上同，共十三部。”[142]
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奏准。江西巡抚海成奏缴四种，有云：“《古学要览》，本朝王道升编辑，内有屈大均诗，应摘毁。”[143]
乾隆四十三年九月十八日奏准。江西巡抚郝硕奏缴四种，其中有《诗持》二集，“古闽魏宪评选，龚鼎孳等诗。”[144]
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奏准。江西巡抚郝硕奏缴十二种，有云：“《结邻集》系河南仪封（按：当为开封）周在浚选，内有钱谦益、屈大均尺牍。应请摘毁，馀书仍行世。”[145]
乾隆四十四年四月初五日奏准。江西巡抚郝硕奏缴一百十二种，其中有云：“《白尘古迹诗选》江西建昌县徐鹤龄选，内有屈大均诗，应铲除，馀书仍行世。”“《文瀔初编》江苏无锡县钱肃润选，内有钱谦益、金堡诸人著作。”“《睡庐诗选》广东平远县林良铨著，序文注辑皆引用翁山、牧斋文。”[146]
乾隆四十五年六月二十四日奏准。江西巡抚郝硕奏缴七十八种，其中有云：“《庐山古迹诗选》建昌彭渚、吴泰来同辑，中有屈大均诗十二首。”“《盐法志》两淮盐法司等同辑，内有屈大均序，及钱谦益跋语，均应铲除，馀书仍行世。”[147]
乾隆四十□年□月□□日奏准。江西巡抚郝硕奏缴十种，其中有《屈大均文钞》。[148]
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十一日《江西巡抚郝硕奏解毁书籍板片并请展限检缴折》附“汇解销毁书籍板片清单”，其中有：《箧衍集》二部，八本，内抄一部，不全一部。《诗持》一部，一本，不全。《感旧集》三部，二十四本。《道援堂集》一部，三本。《屈翁山诗集》一部，四本，不全。《屈翁山文钞》一部，六本。《说铃》五部，二十五本，内一部未钉，三部不全。《国朝诗别裁》二部，三十四本，俱不全。《明诗别裁》十一部，四十七本，内三部不全，二部未钉。《留青集》《新集》《二集》共一百零八部，九百二十二本。[149]
乾隆五十三年六月初六日《江西巡抚何裕城奏覆查办违禁书籍并缮书目清单进呈折》附“应销书目清单”，其中有：屈大均《道援堂诗》二本。徐文弼《诗法度针》五本，不全。[150]
江苏省
乾隆四十一年四月二十日《暂管江苏巡抚萨载奏续缴违碍书籍板片折》所附清单，其中有：《屈翁山诗集》三部，一部六本，一部二本，一部一本，不全。《广东新语》六部，三部各十本，三部未钉。《岭南三家诗》二部，一部四本，一部一本，不全。[151]
乾隆四十二年四月十八日《江苏巡抚杨魁奏缴〈清诗别裁集〉原本及应毁书籍折》有云：“经臣钦遵确查，沈德潜《别裁集》有初刻、重刻两种板片，已经销毁无存。印刷原本，分散在外，随据苏城地方官查缴三十馀部，俟有成数，汇齐解京。”[152]
乾隆四十二年五月十九日奏准。江苏巡抚杨魁奏缴二十三种，其中有《广东文选》，番禺屈大均选。[153]
乾隆四十三年六月十六日《江苏巡抚杨魁奏呈续缴违碍书籍单》，其中有：《翁山文外》二部。《翁山诗外》十七部。《翁山文钞》一部。《道援堂集》六部。《感旧集》七十部。《天下名家诗观》七部。《明人诗钞》七十八部。《广东文集》六部。《明诗别裁》六十五部。《箧衍集》六十八部。[154]
乾隆四十四年四月八日奏准《江苏巡抚杨魁奏续缴应毁书籍并再实力妥办折》所附清单，其中有：《翁山诗集》四十部。《岭南三家诗选》五部。《国朝诗萃》一部。《本事诗》二十部。《诗逢初集》一部。[155]
闽浙地区
乾隆四十三年三月二十六日《闽浙总督钟音奏查缴应销各书解京折》附“违碍全部书籍”，其中有：《广东新语》八部，共一百零五本。《屈翁山诗集》四部，共一十八本。《岭南三家诗》三部，共十七本。《广东文选》一部，十二本。《翁山诗外》一部，十四本。[156]
乾隆四十七年二月三十日《闽浙总督陈辉祖奏缴应禁书籍折》附“查缴应禁书籍清单”，其中有：《离六堂集》二部，刊本，是书释大汕撰，系各体诗词，每部十二卷，全，中多感慨之作，并有屈大均序及赠屈翁山诗。《留青采珍集》十二部，刊本，是书陈枚辑，沈近思订，俱全。《结邻集》五部，刊本，是书周在浚纂，四部全，一部不全。《大樗堂初集》一部，刊本，是书王隼著，不全。《岭南三家诗选》一部，刊本，是书王隼选，不全。《广东文集》一部，刊本，是书屈大均选，不全。《翁山文外》一部，刊本；《道援堂集》一部，刊本，是书俱屈大均著，俱不全。《翁山诗集》二部，刊本，是书屈大均著，一部全，一部不全。《翁山诗外选略》一部，刊本；《登华山记》二部，刊本，是书俱屈大均著，俱全。[157]
乾隆四十七年八月二十八日具文，九月十七日奏准《闽浙总督陈辉祖奏第二十二次缴送应毁书籍折》附“现查出应禁书十种”，其中有：《梳山赠言》一部，刊本，是书王隼编，不全，系裒集友人投赠诗文，中多屈大均作，应销毁。《岭南五朝诗》一部，刊本，是书黄浚升选，全。《翁山诗外》一部，刊本，是书屈大均著，全。《翁山文钞》二部，刊本，是书屈大均著，俱全。《留青新集》六十五部，刊本，是书陈枚辑，二十二部全，四十三部不全。《留青二集》三十三部，刊本，是书陈枚辑，二十四部全，九部不全。《国朝诗的》一部，刊本，是书陶煊选，全。[158]
浙江省
乾隆四十年五月二十二日《浙江巡抚三宝奏解缴续收应毁书籍版片并堪采遗书折》所附清单，其中有云：“《寅卯军中集》一册，刊本，是书系屈大均在康熙甲寅、乙卯两年间所撰，各体诗语有干犯，计二卷，原本向有缺页及涂黑之处。《翁山文外》三部，刊本，是书屈大均所撰各体文，计十七卷。《翁山诗外》三部，刊本，是书屈大均著。……《屈翁山诗集》二十二部，刊本，是书系屈大均诗词选本。”[159]
乾隆四十二年五月二十日具文，六月初五日奏准《浙江巡抚三宝奏呈续获应毁书籍折》，其中有：《近代诗钞》二部，刊本，是书国朝周京辑，今续查出二部。《岭南三家诗》十二部，刊本，是书选刻梁佩兰、屈大均、陈恭尹诗，今续查出十二部，内十部全，一部原缺卷九至卷十六，又一部原缺卷五至卷七、卷二十二至卷二十四。《翁山诗集》四十七部，刊本，是书屈大均著，今续查出四十七部。《翁山诗外》十五部，刊本，是书屈大均著，今续查出十五部。《道援堂集》三部，刊本，是书屈大均著，今续查出三部，内一部全，一部原缺卷一至卷三，又一部原缺卷一至卷六。《广东新语》三十部，刊本，是书屈大均著，今续查出三十部，内二十七部全。[160]
乾隆四十二年七月十三日奏准。浙江巡抚三宝奏缴三十二种，其中有云：“《翁山易外》屈大均著，上下经次，自抒铨论”，“《四朝成仁录》屈大均著。”[161]
乾隆四十二年八月初四日《浙江巡抚三宝奏续缴应毁书籍折》附“续缴触碍书目清单”，其中有：《大樗堂诗集》一部，刊本，是书国朝王隼著，广东人，卷首有屈大均序，诗赋共十卷，多感愤之语。《广东诗文集》一部，刊本，是书屈大均选，汇录粤东人著作，自唐迄明季，分类编次，共四十卷，内明季人诗，率多感慨。《翁山诗略》四部，刊本，是书屈大均著，今续查出四部。《翁山诗外选略》五部，刊本，是书屈大均著，今续查出五部。《翁山文钞》三部，刊本，是书屈大均著，今续查出三部。[162]
乾隆四十五年九月初八日《浙江巡抚李质颖奏查缴违碍书籍并缮清单呈览折》附“第十九次查缴应毁各书清单”，其中有：《屈翁山诗》二十八部，刊本，是书屈大均撰，十八部全，十部不全。[163]
乾隆五十四年十月《浙江巡抚琅玕奏呈查缴禁书清单》，其中有：《屈翁山集》四本，屈大均撰。《结邻集》十五本，周在浚等辑。《离六堂集》三本，释大汕撰。《明诗别裁》一本，沈德潜等选，内有陈恭尹诗，应毁。《曝书亭集》一本，朱彝尊撰，内有屈大均等诗，应抽毁。[164]
乾隆五十五年五月初七日《浙江巡抚琅玕奏查缴违碍书籍情形折》附“禁书名目清单”，其中有：《岭南三家诗选》四本，王隼选。《感旧集》十二本，王士禛选。《明诗别裁集》二十二本，沈德潜选。《诗持》十六本，魏宪辑。《诗观》二十四本，邓汉仪辑。《翁山诗集》八本，屈大均著。《登华山记》一本，屈大均著。《江辰六文集》三本，江闿著。[165]
如上统计，屈大均的诗文作品几乎遍布全国各地，然而，对于这些在前朝被列为禁书的屈大均诗文集有如此广泛的传播范围，不得不引起统治者的注意。
（二）思想传播的难控性
作为前朝禁书的屈大均诗文集，包括他人集子中收录的屈大均作品部分，仍能在禁毁之后广泛传播，包括两广、云贵、直隶、山东、山西、陕甘、湖广、安徽、两江及闽浙地区，几乎覆盖了中国全部版图。传播范围作为思想影响范围的一个重要指标，诗文集的传播范围越广，意味着诗文集所蕴含的思想之传播范围越广，那么，其产生影响的可能性便被极大地提高。尤其是像屈大均这样的坚持民族气节、坚决反对清朝贵族统治的志士，其诗文作品中充斥着反清思想，加之印刷技术发展的催化作用，使其思想随诗文集的传播而迅速扩散。这种现象也令意在钳制思想、统一言论的统治者感到切实的威胁。
清代是中国印刷出版事业发展的鼎盛时期，雕版印刷的使用令诗文集的生产周期极大地缩短，诗文集的复制数量与速度得到相当程度的提升，这无疑加速了诗文集的传播速度，扩展了其传播范围。同时，业已形成的官刻、坊刻、家刻三大出版系统在清代继续稳定发展，并呈现出各自的特点。除官刻受官方控制之外，坊刻与家刻作为民间的出版事业组成，其数量与规模得到发展，与此同时，官方掌控坊刻与家刻的力量也随之削弱，这意味着含有违碍思想的诗文集的出版在民间坊刻与家刻之中并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
尤其是清代家刻事业的发展与兴盛在禁书的保存与传播过程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清代的私人刻书家往往同时又是藏书家，这与明代的状况迥然不同。明代时私人藏书极为兴盛，但大多数藏书家出于对书籍的保护，往往将藏书真正的“藏”之高阁，如天一阁主人范钦。范氏天一阁下悬挂一禁牌，写明：“凡阁厨锁钥，分房掌之。禁以书下阁梯，非各房子孙齐至，不开锁。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不与祭三次；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厨者，罚不与祭一年；擅将书借出者，罚不与祭三年。因而典鬻者，逐不与祭。”[166]这种狭隘的书籍保护意识限制了书籍的流通，如其他官府秘藏书籍一样，缺少民间流传版本，一旦原本遭到毁坏，流传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当然，明代也有个别较为明智的藏书家，如李如一，他认为：“天下好书，当与天下读书人共之！古人以匹夫怀璧为有罪，况书之为宝，尤重于尺璧，敢怀之以贾罪乎？”[167]于是，李如一将自己的藏书借予他人读阅。但这种做法也存在相当大的局限性，即能够接触到藏书的人还是很少，而且还易造成书籍的损毁。然而，最重要的是李如一已经认识到书籍可以承担流播文化的任务。而后，经过明清鼎革，清代的许多藏书家面对战乱对书籍的破坏，深感文化传承之艰，于是自觉承担起文化传承的重任，认识到只有将书籍置于流通领域中，才能更好地流存，也因此修正了以往的藏书观念。清代著名藏书家曹溶认为，以往藏书家秘其所藏的行为加剧了古籍的散佚，“自宋以来，书目十有余种，灿然可观。按实求之，其书十不存四五。非尽久远散佚也。不善藏者，护惜所有，以独得为可矜，以公诸世为失策也。故入常人手犹有传观之望，一归藏书家，无不绨锦为衣，旃檀作室，扃钥以为常。有问焉，则答无。举世曾不得寓目，虽使人致疑于散佚，不足怪矣”[168]。清代著名刻书家张海鹏明确提出：“藏书不如读书，读书不如刻书。”[169]许多清代刻书家与藏书家都视有利于流存为刻书的一大优势。藏书家鲍廷博说：“古书流传，每多必佚……凡大雅君子，得有邺架善本可以补集中诸书与阙者，当冀多方因缘寄示，俾成完书。此则公世之盛心，爱及古人，惠施来学，非廷博一人之私幸也。”[170]藏书、校勘和刻书大家黄丕烈也认为“秘本不敢自私，当公诸同好”，“意在流传旧本饷世”，他说：“余喜藏书，而兼喜刻书。欲举所藏次第刻之。”[171]这些藏书家刻书不为牟利，却有着明确的流布文化的使命感，这也是他们明确的刻书目的。正是存在着这些以传承文化为己任的学者，并充分发挥印刷媒介的力量，许多有价值的作品才能在清代严酷的文化控制之下得以流传后世。正如屈大均的诗文集，在雍正朝便被列为禁书，在官方刻书系统中是不可能得以传播的，然而在乾隆朝的禁毁活动中仍能缴获相当数量的作品，只能是依靠民间坊刻与家刻的力量。
印刷技术的发展与非官方刻书系统的兴盛，都使思想的传播更为便捷、广泛，另一方面也使统治者进行思想控制的难度增大，使违碍思想的威胁进一步提升。因此，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对于思想传播的控制，尤其是清代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
在雍正朝爆发的吕留良文字狱案件，吕留良的违碍思想便是借由其评选的时文进行传播，而且吕留良所选时文是当时行销甚广的科举读本，不仅传播范围广，更重要的是其接受者为广大即将进入官场的文人士子，这个统治者极力拉拢并加以控制的群体。雍正曾颁布《大义觉迷录》，其中有云：“……从未有如本朝‘奸’民，假称朱姓，摇惑人心若此之众者。似此蔓延不息，则中国人君之子孙，遇继统之君，必至无噍而后已。”[172]这段文字，不仅透露出清初违碍思想传播的广泛，更流露出统治者对于“蔓延不息”的民族思想传播的忧虑和恐慌。此后所牵涉的曾静投书案件、屈大均诗文集禁毁案件，足以见得思想传播的巨大影响，于是，雍正指出“流言足以鼓惑，妄语易入人心，杜渐防微最关紧要”[173]，统治者开始所谓“防微杜渐”的举措。
经过雍正朝的禁毁，屈大均的诗文集尚能流传至乾隆朝，可以想见，还有大量怀有反清思想的诗文作品也在继续传播。乾隆三十九年（1774）九月二十日据南海县知县常德、番禺县知县张天植禀称，“书肆中觅有屈大均所著《广东新语》一部，检阅虽无忌讳，但查屈大均前因妄撰诗文语句悖逆雍正七年间审办有案，今《新语》一种坊间尚有售卖，恐别项书籍销毁亦有未尽……”[174]查缴屈大均诗文集的广东巡抚李侍尧也称，“臣等恐其别有专集为伊子孙收藏，已密委妥员前往各家详细搜查，并无存留，但合刻之诗省城坊间既有刷卖，则绅士之家保无买阅”[175]。这种屡禁不止并继续传播的现象，对于统治者来说是一种相当介怀的威胁。乾隆在屈大均案件中曾提到：“前以各省购访遗书，进到者不下万余种，并未见有稍涉违碍字迹，恐收藏之家惧干罪戾隐匿不呈”[176]，这种隐匿行为等同于思想上的违碍，统治者畏惧思想上的违碍有甚于行动上的反动，因为思想的存在与传播是无形的。违碍思想的存在有显在与潜在之分。对于显在的违碍思想，统治者可以通过制造文字狱对士人予以威慑与控制，此种做法可以一定程度地压制或消弭违碍思想的发展，然而也可能将显在的违碍思想转为更为危险却不易排查、消弭的潜在一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