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特殊的文学传播问题
在梳理屈大均诗文作品“传播—禁毁—再传播”的过程中，本研究发现无论是禁毁还是传播都与政局的变化息息相关。作为一个文学传播研究的个案，其中的特殊问题必须要还原到清代的时代背景中去考察，这些都是在中国古代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所存在的一些特殊的文学传播研究问题。研究中国古代的文学传播问题、积累传播学中国化的理论基础，这些问题是必须提起注意的。因为目前国内的传播学研究全部采用西方的传播学理论，在研究现代传播学问题时已出现了某些理论空白之处，对于中国古代的文学传播问题更是难以用西方理论来阐释。
在西方大众传播理论中，传播效果不仅指传播主体通过一定的传播媒介向特定的传播对象传播具体的内容或思想，还包括通过“反馈”机制所产生的传播对象对传播主体的反作用。当然，这种“反馈”机制是建立在现代大众传播媒介互动手段的基础之上。这意味着通过媒介的双向互动性，传播主体与传播对象之间可以便捷地进行沟通，以产生相互的影响。然而，这在中国古代的传播环境下是难以实现的。
虽然中国古代的雕版印刷技术突破了单纯的人工抄写、刻制，提升了书籍制作的数量、缩短了书籍制作的周期，在当时堪称先进，但终究不能与机械复制时代的传播技术相比拟，它仍停留在手工复制阶段，只不过是极大地发挥了已有的工具属性。在这种情况下，传播活动依旧是单向性的。这主要受限于作品传播与效果产生所需的时间较长。一方面，文学作品无论是以单篇的形式刷印传播，还是结集出版，都需要一定的生产周期，包括创作、结集、编辑、制版、刷印、装订、流通、发售等一系列程序，因此，书籍或单篇的作品一旦出版，改动的可能性极小。另一方面，经过这一系列出版程序之后，作品进入流通领域，直至被接收者阅读、接受又需一定的时间跨度。所以，在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历史中，存在许多这样的现象，即许多文人士子的文学作品在当世很少进行大规模的传播活动，更多是通过后人的整理编辑流传于世。这就导致与作品传播相关联的声望的建立随之滞后，意味着许多文人士子诗文创作中的文学价值与影响往往在其身后才被逐渐挖掘出来，被其他学者所认识，其影响的产生与发挥被严重滞后。而这种情况是随着文学作品传播的便捷性而一定程度得到改善的。这就是中国古代文学传播领域存在的“时滞性”。
出版过程的繁琐与传播领域的“时滞性”都使中国古代的文学传播成为一种单向流动的传播活动，传播对象，尤其是并无实际交往的后学，在接收到传播主体的思想内容时，即使意图有所反馈，也缺乏必要的沟通渠道。即便是通过书信或诗文酬唱的方式有所表达，传播主体接收到反馈信息的几率也微乎其微。如本研究中提及的屈大均与费锡璜通过诗文交流文学思想的事实便是最好的例证，西蜀费锡璜在阅罢屈大均的诗文集后，深感两人对于文学创作理念的契合，便“数枉书来”向屈大均讨教，但其书信、诗文由于种种情况并未能及时传递到屈大均手中，时隔许久之后，屈大均才获悉并以诗文的形式予以回复，而这种非直接的反馈方式的完成度并不理想，以至自称屈大均“私淑弟子”的费锡璜只能在屈大均辞世后遗留下的诗集中看到其回复的诗文。
虽然中国古代的诗文传播多属单向传播过程，缺乏反馈机制的互动影响，但并不意味着这一传播过程不受其他因素的影响。西方传播理论中，香农和韦弗在修正拉斯韦尔的单向传播模式时已提出“噪音”的概念，指出传播过程会受到各种阻碍因素的干扰，这些干扰可能来自传播过程内部和外部。单向传播过程模式的缺陷在于忽视了传播过程中作为社会人的传播主体与传播对象的能动性，也忽略了外界各种因素的影响作用，而这两者在中国古代的文学传播中是不可忽视的，具体指外部政局的影响和内部士人自主的能动性，而前者又通过后者发挥作用，“影响士人心态变化的因素极多，经济、政治、思潮、生活时尚、地域文化环境以至个人的遭际等等，都会很敏锐地反映到心态上来。中国的士人，大多走入仕一途，因之与政局的变化关系至大。政局的每一次重大变化，差不多都会在他们的心灵中引起回响。在研究士人心态的变化时，政局变化的影响无疑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20]。
首先，作为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中国古代社会的政局变化对于士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封建统治者实施具体的统治行为，并不是单纯依靠所谓“顺应天意”的口号，而是需要武功与文治相统一的政治手段。绝大多数统治者都意识到，武功只能做到形而下的服从，但政权的稳定与巩固、强大更需形而上的思想上的征服，这便需要更为高明的政治手段，于是，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需要一个缓冲地带，古代士人阶层便充当了这一角色。士，是“不完全依附于王者而有一定自由身份的知识技能的拥有者或者文化传承人，有理想、重理性的文化精英”[21]。从最初的史官到后来的士，无论阶层与王权联系的紧密程度如何，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点，即对文字的掌握。自古至今，从来都是掌握文字的人才能担任记录历史、传承文化的职位，这些士人通过书写记录历史，并从中找到合乎理想的规则以及对规则的合理解说。这些规则便是历史发展的规律与趋势，与王权的统治息息相关。因此，历代统治者十分重视拉拢和稳定士人阶层，为其统治的合理性书写、阐释。而针对士人阶层的文治政策也因具体社会政治局势的变化而表现为宽严相济。
因此，士人所掌握的“书写的权威”是相对的。士是通过对典籍的解释拥有话语权，那么，对文献的传承和创新就始终是士的中心任务。而统治者要利用士的特长作为武力统治的最大补充，制造一种舆论的制约，才能调节与被统治者的尖锐对立与激烈冲突。因此，士通过对典籍“书写”原则的维护行使制约王官、教化百姓的功能，而统治者却掌握着对典籍解释权的认证和规范典籍的发布、限制士人自由阐释原典的权力。统治者作为一个“把关人”，严守着士通过典籍所传达的、流向大众的信息。而这种“把关人”作用的设置，不得不使大部分士人归顺到王官所倡导的经学研究、文本解释活动，即代表主流文化的、具有权威意义的思想正统中，最大限度地消解士人的自由精神和不羁意志。士人因拥有知识及知识的媒介而拥有“书写的权威”，统治者却因拥有控制传播流通渠道的权力而限制了士人的“书写的权威”，其实质就是对话语权的控制和利用，并最终汇流于统治者的权力之中。之如印刷媒介发展起来后，官刻对于民间坊刻和家刻的限制和利用：国子监“所作文字不许妄行刊刻，违者听提调官治罪”[22]（而国子监刻印的大部分内容都是皇帝钦定和纂述的书籍），同时却允许民间使用国子监的书版。据乾隆三年（1738）谕旨称：“从前奉世宗宪皇帝谕旨，将圣祖仁皇帝御刻经史诸书颁发各省布政使，敬谨刊刻，准人印刷，并听坊间刷卖，原与士子人人诵习，以广教泽也。近闻书版收贮藩库，士子及坊间刷印者甚少。着各抚藩留心办理，将书版重加修整，俾士民等易于刷印。有愿翻印者，听其自便，毋庸禁止。如御纂诸书，内有为士人所宜诵习而未颁发者，着该督抚奏请颁发，刊版流布。至于武英殿、翰林院、国子监皆有存贮书版，亦应听人刷印，并从前内府所藏各书，如满汉官员有愿购觅诵览者，既准刷印。其如何办理之处，着礼部会同该处定议，请旨晓论遵行，钦此。”[23]其中利用民间印刷出版业完成官方名教之意图非常明显。那么，是士人利用媒介来引导舆论，还是统治者利用控制权力来限制士人所引导的舆论，也显而易见了。
其次，从传播过程内部传播主体自身的能动性而言，面对统治者的控制，士人的传播热情与行为并未被完全束缚。即使是在最为严苛黑暗的政治时期，为了传承文化、书写客观的历史，广大士人发明、运用了多样的传播方式以应对统治者的限制政策。一方面，士人注重自身言论、文字的流传，热衷于自编诗文集，直接地传播思想；另一方面，他们寻求多样的传播媒介以扩展作品传播、思想留存的可能，如酬唱赠答、题画题壁、序文等多样的传播媒介都被应用到思想的传播过程中，同时，他们还运用多种编辑方式以应对不同的传播困境，如抄本、选本、重刻本、书院本及寺观本等。屈大均诗文作品历经两朝的禁毁，却能在后世继续流存，便是一例明证。
由此，我们可以将政局、文坛与书籍紧密联系起来。书籍作为思想传播的物质媒介，是统治者实施适当的文治政策的重要指向。中国士人对于政治的参与与文学不可分割，他们的思想内涵往往借助诗文作品阐发出来，诗文集传播往往形成一个接受范围，该范围内的士人自然地形成一个共同体，彼此之间思想交流频繁。这样的一个特殊群体，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备受统治阶层关注。由于他们处于统治阶层和广大人民之间的缓冲地带，他们的思想、意识形态导向关乎统治根基的稳固，而士人的思想意识往往以诗文作品的形式呈现出来，因此，以诗文集的传播过程为切入点，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的问题，可以将文学问题的各个方面囊括进来，并形成一个体系。所以，在屈大均的诗文作品传播过程研究中，我们可以将清代社会政局、士人心态等因素结合进来，在历史背景下考察文学问题。同时须知，在文学传播过程中，传播的不仅仅是文学作品本身，还有与其相关联的一些不可见的东西，即附于作品之中的思想。
图 传播过程研究涉及领域与文学问题之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