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言立”到“言传”：屈大均的著述与传播行为

传播对文学的影响主要通过传播媒介、传播方式的改进与变革发挥作用。历史上，传播媒介的重大变革——纸简替代，由于纸媒介的延展性和低廉性，改变了简册写作的思维方式，缩短了写作的构思过程，扩大了文本的容量，使得抒情达意更为直接与自由，促进了文人之间的交流，增强了文学的抒情性，进而引发文论上对于“文体”问题的重视。同样的，印刷技术的发明与应用，使得传播方式由手工抄写转变为刻印复制，极大地缩短了文本进入流通领域的过程，提升了传播的便捷性，同时也极大地增加了文本的复制数量，扩展了传播的范围。这为文人士子传播作品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由此，士人对于传播的认识逐渐地提升，那么，从“立功”到“立言”，再由“言立”到“言传”的思想发展就顺理成章了。

屈大均对于抗清斗争的失望以及对南明王朝覆灭的绝望只能化作情思表达于其文学作品之中，然而，仅仅通过文学作品抒发作为前朝遗老的失国丧家之痛、作为有志青年的失望、作为文人士子的低回哀怨，并不是屈大均从“立功”转而“立言”的最终目的，他所追求的是能够“存明”的道统之延续。所以，他著《翁山易外》阐扬经典，著《广东新语》勾勒地方文化，著《皇明四朝成仁录》祭奠仁人志士，等等。现存收录屈大均作品最完整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96年整理出版的《屈大均全集》，约470万字，这些都是历经三次禁毁后得以留存的作品，实际上，屈大均的作品还要更为丰富。但要达到屈大均所追求的道统之延续，著述“立言”只能是其基本条件，同样还需要“言传”来完成其文化效果的产生与作用的发挥。

书籍作为文化产品，其在社会上能够产生一定的文化效果，既需要空间上的流布，也需要时间上的留存。明清两代，中国古代的印刷事业进入鼎盛时期，雕版印刷技术的使用、普及与改进，使书籍的制作周期缩短、流传范围扩大，这意味着印刷产品在空间流布上具有很大的优势；同时，书籍制作数量的提升，又为其在时间上的留存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明清之际，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的刻书产业从事者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即流通有利于书籍的留存。但另一方面，明清之际又是一个战乱不断的时期，这样的社会现实条件使书籍散佚现象非常严重；加之清朝特殊的文化政策，也对书籍的流传形成了另一重障碍。然而，即便是乱世，像屈大均这样自觉担负起继承道统、流存文化使命的士人还是为数不少，他们利用一切方法企图达到“立言”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