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出版状况描述

考察一个时代的文化状况，书籍的数量与传播情况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有清一代268年的统治，将中国封建社会推向了鼎盛时期，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方面虽然曾受到清代统治者的压制，但还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清代著述并刊行的数量之巨是历代无可比拟的。张秀民在《中国印刷史》中称清代“刻书事业独盛”^[1]，这一方面是中国悠久历史长期发展的积累和清人致力于著书立说的努力所致，另一方面也应归功于印刷技术的改进与推广。清代的官刻、坊刻、家刻三大刻书系统已十分发达，尤其是家刻在此一时期的繁荣，不仅使书籍的生产与传播更为便捷，书籍数量激增、传播范围的扩大，还刺激了作品的创作与书籍的编纂活动。然而，也正是由于清代著作数量之巨、出版机构之多样，使得对清代著述情况的全面考察与统计变得十分困难。同时，清代统治者曾经实行的禁毁政策，又令许多书籍处于隐匿状态，对于此类书籍更是无从考察。因此，清代图书的统计工作一直是学界试图攻克却又十分棘手的问题。

现只能利用《清史稿·艺文志》及其补编、续编进行初步的统计，鉴于三者在收录书籍上并无重复，特将《清史稿·艺文志》收录的九千六百三十三种书籍、武作成的《清史稿艺文志补编》收录的一万零四百三十八种书籍、王绍曾的《清史稿艺文志拾遗》收录的五万四千八百八十种书籍三者相加，共计七万四千九百五十一种，基本上反映了清代图书编撰的面貌。虽然这种统计与清代出版书籍的实际数量还是两个概念，但通过与前代著述数量的比较，仍能得出清代著述数量有了极大突破的结论。据张秀民估计，“宋代刻本当有数万部”^[2]；缪咏禾根据《明代版刻综录》《中国古代善本书目》《地方志综录》、小说书目、戏曲书目等多种资料估算出明代刻书的总数为三万五千种左右^[3]。由此可见，清代的著述与出版数量是相当可观的，与前代相较有着绝对数量的增加。

在清代整体著述呈上升趋势的环境之下，文人士子的诗文创作活动也相应的十分活跃，可以通过清代别集的数量做直观的考察。李灵年和杨忠主编的《清人别集总目》为此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材料，该书收录清代19500余人的别集共4万余种，如除去民国时期的著述部分，也还有近三万五千种。而学者汪家熔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统计^[4]，他将清代的别集数量按照清代各个皇帝当政顺序做了更为细致的分布统计，如下表所示：

表3-1　清代别集版次统计表

如果将其绘制为曲线图，将更为直观地展现清代各个时期别集出版的状况：

图3-1　清代各时期别集出版平均数值

清代的别集出版从数量上来看，整体呈上升态势，从清初顺治年间平均出版别集16.3种到清末宣统年间的247种，是一个质的飞跃。但在整体上升的曲线中，出现了三个低谷期，即顺治时期、雍正时期和咸丰时期，尤其是雍正时期和咸丰时期，别集出版状况是在整体增量的基础上有所倒退。无论是整体上升的态势，还是间或出现的下降趋势，都与清代社会状况息息相关，是清代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的直接反映，因此，要剖析清代别集出版的态势及其中的特殊状况，也只能从这些方面来寻求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