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刻兴盛对诗文集传播的影响
无论是屈大均与遗民的联系，还是其诗文集的编订与传播，都是在一定的交游范围内进行的，呈现出“团体性”特征。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R.科林斯（Randall Collins）曾在《哲学的社会学——一种全球的学术变迁理论》中提出“学术共同体”的概念，虽然他所论述的概念是针对现代西方哲学体系，但还是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如果具体到中国古代，所谓“学术共同体”的概念将是：由于沟通与交流的限制，一般是存在于一个地区或地域之内的文人士子群体，他们关注相同的政治、社会、文化及学术问题，即使存在不同的倾向与意见，彼此之间也通过沟通达成交流与互动，并因此使联系链条更加紧密。
就像屈大均所处的学术共同体，主要由其寓居的岭南地区的士人组成，包括遗民、游历士人，甚至清朝官吏。他们主要以诗文相联系，在彼此间的技艺切磋与酬唱赠答中达到思想的交流，其间也许有政见不同、立场不一者，但他们的主要关注点在于文学与文化，因为他们都是自觉地为道统与文化之延续贡献力量的有志士人。而这个学术共同体还呈现出地域性特征。由于中国古代交通与传播的不发达，文人的交游活动与文籍的传播往往局限于一定的地域范围内，即使是屈大均这样游历过吴、越、燕、齐、秦、晋之地的人，最终还是回到了岭南，过着日事著述的生活，即使是诗文集可以通过出版流通的方式传播至更为广阔的领域，但由于缺乏反馈机制或反馈的严重滞后，都不能达到直接沟通与交流的目的，也就无所谓跨地域的“共同体”了。
除此之外，学术共同体的特性直接脱胎于中国自古而来的家族与宗族意识。李泽厚总结儒家仁学结构的第一个特色就是“血缘意识”[103]。时至今日，中国人都依然生活在传统意义的家族与宗族的关系网络中。而在中国古代，家族或宗族的意义相对来说更为重大，这种关系不仅仅是繁衍生命、延续血缘的自然关系，还是保障与延续政治、经济利益的社会关系。在物质相对匮乏、社会机遇稀缺的时代，家族与宗族能够保障其中的个体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相互提携、推荐、沿袭，可谓祸福相依，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互相养老抚幼、致富解困，只有这样，才能令家族与宗族的政治、经济利益始终掌握在本族手中，并继续延续下去。因此，在中国古代才出现了官位世袭、商业家族化的现象。以家族为中心，也形成了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之内逐渐形成了该家族或宗族的文化与规范，指导宗族成员的政治、经济活动，以保障家族与宗族的整体利益，并代代沿袭，呈现出稳固性和历史性。
而对于家族与宗族文化的沿袭，将宗族之内成员的诗文集或家乘等进行编纂、刊刻与传播，是最为直接有效的方式。也许一个家族或宗族会因外在的各种因素导致衰落甚至灭亡，但通过著述与刊刻而流传下来的文化典籍将会继续流存，以作为家族精神的表征与再现。因此，清代族谱的编纂活动异常活跃，甚至出现了仿照史志体例的趋向。而在诗文集的编刻方面，根据何明星对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所收录的清代600部文集编辑出版方式的统计，情况如下：
图2.2 清人诗文集编辑方式[104]
根据统计所示，在各种编辑出版方式中，除去“不详”部分，以“为先人先师”编辑所占比重最大，为26.67%，如果去掉无法确认的文集数量，其比例更是提升为46.6%。这里既包括家族层面的“先人”，也包括教育层面的“先师”。其实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师生关系与父子关系同样重要，正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荀子·礼论篇》也有云：“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焉，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105]尊祖与重师同样是维护统治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有时师缘与血缘也是相互重叠的，因为在中国传统的教育方式中最主要的便是宗族内部的族学与私塾，宗族内部有学问的长辈往往又担当起先生的责任，有清一代近三百年的历史中依然如此。尤其是科举制度实行之后，文人士子主要靠读书、考试得以晋升，这不仅是实现自身价值的途径，更是光耀门楣的方式，于是，师徒关系更加紧密，但也可以称其为家族与宗族关系的扩大与发展。
这里还涉及了个人与家族利益的问题。文人士子努力通过著述或科举的方式以求自身社会价值的实现，当然不能否定其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但背后或多或少也存在着家族利益的驱动，因为家族利益的维护与发展可以为士人自己及后代提供相对长久与稳定的庇佑，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因此，许多士人将个体行为与家族利益结合起来，如司马迁著《史记》，其心得便是“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106]，认为自己的荣耀即是父母的荣耀；而其在《报任安书》中进一步阐释自己能够忍辱负重继续著述行为更是与家族利益有关，所谓：“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107]司马迁著述立言，一方面是个体追求与祖先荣耀的结合，另一方面则是继承祖先未竟之业，完成其史官使命。如此种种，个体行为无不与家族利益相关。因此，在统计中，自编文集也占很大的比重，以延续家族的荣耀与先辈的事业。
次之则是为同里乡邦编辑的方式。随着学术与文化交流范围的扩大，思想的传播必然要突破家族与宗族领域，而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同里乡邦是与宗族核心联系最为紧密的外层势力，先人、先师是对家族的一种历史时间上的延续，同里乡邦则是对家族的一种空间上的扩展。清代，为同里乡邦编辑出版文集活动成为一种普遍趋势。近人叶德辉考证：“荟萃乡邦郡邑之书，都为丛刻。……国朝嘉庆间，有赵绍祖刻泾川丛书，宋世茔刻台州丛书，祝昌泰刻浦城遗书，邵廷烈刻娄东杂著。道光朝有伍元薇刻岭南遗书，同治朝有胡凤丹刻金华丛书，孙衣言刻永嘉丛书。光绪朝此风尤甚。如孙福清刻檇李遗书，丁丙刻武林掌故丛编，又刻武林先哲遗书，陆心源刻湖州先哲遗书，赵尚辅刻湖北丛书，王文灏刻畿辅丛书，盛宣怀刻常州先哲遗书。力大者举一省，力小者举一郡一邑。然必其乡先辈富于著述，而后可增文献之光。”[108]
对于文集的刊刻传播，无论是为先人先师编辑，还是自行编刊，抑或是为同里乡邦编辑，终究是与家族利益相关的。屈大均的宗族意识表现为他的“屈姓情结”。在其《姓解》一文中，屈大均说：“天使吾祖与父姓屈，复使我为屈氏之不才之孙。天之爱我亦甚矣”[109]，可见，屈大均对其“屈姓”是无比自豪的；其《自字泠君说》也指出，因为屈原字灵均，所以他“以大均为名者，思光大其能兼风雅之辞，与争光日月之志也。又以泠君为字，使灵均之音长在于耳，人一称之，不惟使予不忘灵均，亦使天下之人不忘灵均，斯予之所以为慈孙之心也。”[110]屈大均的“屈姓情结”来源于对屈原的尊崇与效仿，为此，他不仅在精神上对屈原精神向往，还把这种精神落实到自己的诗文写作与诗论之中。
首先，屈大均在自己的诗文创作上以屈原的风骚为宗，“《风》《雅》只今谁丽则？不才多祖楚《骚》辞。”[111]所以屈大均有一些模仿《离骚》意象建构、抒情模式而创作的诗篇，如《维帝篇》：
逐日麾金戈，捎星曳红旃。黄帝驾象车，飞廉挥虹鞭。一夫先拔木，五丁齐开山。魑魅纷来战，雷霆相纠缠。予时当一队，矢尽犹争先。猛士尽疮痍，一呼皆腾鞍。手剥太行玃，足蹂阴山豜。雄虺昂九首，吞人益其肝。神虬忽走穴，潢污蟠蜿蜒。[112]
屈大均将战争场面描写为奇异灵幻的场景，黄帝操纵着大象牵引的战车，飞廉挥舞着彩虹鞭子，一夫、五丁、魑魅、雷霆都来助阵，虽然战士们已经伤痕累累，但还是顽强地与玃、豜、虺、虬等怪兽进行殊死搏斗，其中表现出来的浪漫气息与奇异手法不正是脱胎于屈原的《离骚》吗？
此外，屈大均还将屈原的香草美人意象运用于自己的诗歌中，如《有所思》：
美人日已远，春草日空深。欲去潇湘隔，兼之风雪阴。相思生白发，相寄只雕琴。安得飞龙马，随君入桂林。[113]
屈大均把对南明最后的桂王政权的关注与希望化作对美人的思念，表现出故国已去的悲慨与惆怅。
其次，屈大均还利用诗文与序文来传播屈原精神以及他所提出的以屈骚为宗的文学思想。屈大均认为“天地之文在日月，人之文在《离骚》，六经而下，文至于《离骚》止矣”[114]，“《离骚》诸篇，忠厚悱恻，兼《风》《雅》而有之”，进而他提出“《诗》亡而后《离骚》作”[115]，指出《离骚》是继《诗经》而作，精神旨趣是一脉相承的。屈大均还常在彼此的赠答诗中传播屈原忠君爱国、矢志不渝的精神以激励亲友坚守志节，如“谓我兄弟贤，无恭三闾后”[116]“明月长悬君子光，风流文采自沅湘。与君共是三闾裔，骚赋相将作楚狂”[117]“《风》《雅》三闾变，《离骚》万古师”[118]。
屈大均在明清鼎革、异族统治之际强调屈原精神是有直接的现实意义的。此时的社会现状对士人的气节坚守是一次很大的冲击与挑战，从维系道统与文化的角度来说，屈大均希望士人能够像屈原那样坚守民族气节，虽然宗奉屈原的思想并不是屈大均之首创，但他适时地予以强调与传播得到了许多士人的认可与接受。其好友陈维崧称屈大均为“灵均之苗裔”，朱彝尊也认可他为“三闾大夫之裔”[119]，卓尔堪在编《明朝遗民诗》时也认为“（大均）为屈原后”，后进龚自珍更是从屈大均的诗文中体悟到“灵均出高阳，万古两苗裔。郁郁文词宗，芳馨闻上帝”[120]。其实，屈大均与屈原的关系实不可考，士人只是将两人的遭际与拳拳爱国之情相联系，肯定其精神的承续关系。从“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曹植到“壮心未与年俱老，死去犹能作鬼雄”的陆游，历代仁人志士都从屈原精神中汲取养料，屈原精神已成为一种文化原型被认同、被接受、被积淀，屈大均只是自觉地汇聚于屈原文化现象之中，主动地传播屈原精神，并在其所在的学术共同体内得到了认可。屈大均将自己的词集命名为《骚屑》，其追随屈原创作与精神之意表露无遗。
可见，屈大均的“屈姓情结”不仅表现在诗文创作上对屈原的宗奉，更是精神上的自觉向往与皈依，其自编文籍的行为是自觉地延续屈原精神，即其家族精神与文化的表征。对文化精神或家族文化的承袭最好的方式莫过于立言著述，并通过书籍的承载将其传播出去，以求空间上的扩展与时间上的流存。文化传播的基本功能，就是在一定的传播范围内得到某种认同，使之达到传播活动的发生和传播效果的最大化。在宗族内部以血缘为天然纽带所联系起来的共同体，将之进一步扩展即为以地理范围为传播活动覆盖区域的地域性共同体的建立与发展，而在地域性学术共同体的维系中，书籍的传播作用不容忽视。这一方面还需要刊刻事业的兴盛为基础。
明清两朝是中国古代编辑出版事业的鼎盛时期，官刻、坊刻与家刻三大体系各成系统并稳定、繁荣地发展，虽然各有长短，但都在不同的方面为中国古代印刷出版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官刻依靠各种官方力量而占有资源和技术的优势，所以在规模和影响上都是民间坊刻与家刻不可企及的；坊刻主要以营利为目的，在谋生取利的需求下，他们刻书速度快、数量多，因此传播范围较广，并且十分重视民众的需求，这些都为官刻和家刻所不及，但是存在质量良莠不齐的问题；家刻以私家藏书和文人群体为依托，底本好、校勘精、工艺专，因此质量最为上乘，并致力于工艺技术的创新，与学术发展、文化传承的关系最为密切。因此，家刻的兴盛与学术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关系。
首先，家刻产业与学术共同体有着共同的追求。明清时期的家刻产业，主要依托于藏书家。明代时的许多藏书家还是将书籍秘藏，不利于书籍的利用与学术的发展，归庄曾对这种封闭性行为予以尖刻的批判，“公私图籍，谨藏箱箧，累月积年，而人不之窥，永隔风日，长谢几案，是曰幽囚。灭绝与流亡，二者之不幸，人皆知之；独所谓幽囚者，今人往往以此为爱惜其书，不知天下有用之物，被其扃锢闭塞而遂为无用，此为不幸之甚也”[121]，意指对书籍的“幽囚”不仅是对书籍作用的废弃，更是对学问、艺术积极追求的严重阻碍。而清代的许多藏书家转变了固有的藏书观念，打开私藏密阁，从事刻书事业，意在通过书籍流通延伸文化流存的范围与期限。因此，清代的家刻产业在保存和辑佚古代文化遗产方面贡献卓著。清代刻书家张海鹏即为一例，他广泛搜求金元遗书，编刻《学津讨源》，嘉庆年间黄延鉴在为其所写的《朝议大夫张君行状》中说：“君治经之暇，旁通子史百家言，尝概古今载籍，几经厄劫，历观史志所载，及藏弃家所著录，存者百无一二。方今典籍大备，不有以聚而流传之，将日久散佚，此后生读书者之责也。昔吾邑隐湖毛君，以一诸生，力刊经史诸书，广布海内，迄今几二百年，经史旧板，尚供摹印。前事可师，遂矢愿以剞劂古书为己任。……居恒尝语人曰：藏书不如读书，读书不如刻书。读书只以为己，刻书可以泽人。上以寿作者之精神，下以惠后来之沾溉。视区区成就一己之学业者，其道不更广耶？其拳拳于流传古书，至老弥笃，素志然也。”[122]张海鹏只是清代以保存古书、流存文化为己任的众多刻书家之一，其存续道统与中华文化的愿望与清代多数学术共同体的追求是一致的，尤其是像屈大均及遗民共同体，这些学术共同体虽然主要以学术或文学的交流为主，但文学活动背后存续文化的自觉责任与担当已通过“藏书不如读书，读书不如刻书。读书只以为己，刻书可以泽人”的表述彰显出来。
如屈大均建三闾书院，“与二三同志，称《诗》说《易》其中”[123]，表明三闾书院是屈大均与同道学者文人集会以交流思想、创作的场所；同时，这里也是屈大均的藏书之所。屈大均自幼受家学影响，十分重视书籍，屈大均之父澹足公督课至严，“家贫，每得金，必以购书，谓屈大均曰：‘吾以书为田，将以移汝。吾家可无田，不可无书。汝能多读书，是则厥父播，厥子耘耔，而有秋可期矣。’”[124]邬庆时在《屈大均年谱》中提到：“（屈大均）著述，征引详博，其藏书之富，概可想见。”[125]屈大均在《答汪栗亭书》曾讨论书籍往来的问题，自称：“道远不能尽寄，须足下惠顾三闾书院，一一观之。”[126]可见屈大均的藏书是颇具规模的，他以开明的藏书观念与士人分享藏书，不仅如此，他还善于收集珍惜版本，丰富藏书，如阎若璩所作《古文尚书疏证》，“甚自珍稀，手写四本，一付其友王宏撰藏于华山，一遗罗浮山灵一居士，其二本则藏于千顷堂传是楼”[127]，据汪宗衍的《屈大均年谱》称，“灵一居士”乃是“一灵居士”之讹，即指屈大均，并称阎若璩将一本《古文尚书疏证》寄置罗浮山，是“应先生（屈大均）之请”[128]。一时间，屈大均“隐罗浮山，购古今异书，仿赵明诚、李清照翻书斗茶事，丹黄粉黛，掩映一堂。性爱客而交道日广，天下鸿生巨儒，莫不闻风毕集。所与往来诗章赠答，不可胜纪”[129]。在藏书的基础上，屈大均还从事刻书事业，如其编选的《广东文选》，封面即署“三闾书院藏板”。屈大均另有一处藏书之所为“文选楼”，他隐居于此，“日事著述，随撰随刻，日不暇给”[130]。
另一方面，清代的家刻产业又与校勘学、目录学等学术研究领域相联系，与学术共同体呈现一种相互适应的文化生态关系。清代的刻书家往往是富于藏书的藏书家，以此为资源，刻书家亦即藏书家十分重视书籍编刻的底本，因此便会对所藏书籍进行整理、校勘、辨伪，此时他们所从事的便不仅仅局限于编刻工作，而是涉及了目录学、校勘学、辨伪学等学术活动。有些藏书家还会与其他藏书家互通有无，以达到资料方面的“竭泽而渔”，这在一定领域内形成了学术共同体。
家刻的地域性特征与学术共同体的地域性特征相辅相成，确保了两个系统的相对稳定。家刻主要以满足文化、学术需求为主，虽不以营利为目的，但刻书产业也是需要大量的资金与资源支持的，因此，家刻的产出也需要进入流通领域获益，以求产业的再发展。但由于家刻的性质所致，其所刊刻的书籍之受众并不是广大的民众，而是具有学术与文化需求的文人士子。在学术共同体内，文人士子彼此之间的交流与研究必须是建立在书籍流通的基础之上，也正是由于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学术共同体的书籍需求足以消化家刻产业的书籍产出，使得家刻产业能够在一定地域范围内有足够的市场以满足其再生产的需求。可见，家刻与学术共同体，两者之间各取所需，相辅相成，为彼此的相对稳定发展提供了保障。但毕竟学术共同体的范围和规模是有局限的，导致生产的原动力——需求不足，也就限制了家刻产业规模的扩展，这也是家刻产业在中国古代自印刷术发明以来经历了过长的发展期而一直没有走向大规模的产业化道路的原因之一。
【注释】
[1]（梁）刘勰：《文心雕龙·序志第五十》，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第463页。
[2]《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清）洪亮吉：《春秋左传诂》，北京：中华书局，1987，第567页。
[3]刘畅：《速老与不朽：曹丕著述思想的文化心态剖析》，《文学与文化》第十辑，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第13页。
[4]屈大均：《屈沱记》，《屈大均全集》第三册《翁山文钞》卷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第313页。
[5]屈大均：《髻人说》，《屈大均全集》第三册《翁山佚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第471页。
[6]屈大均：《先考澹足公处士四松阡表》，《屈大均全集》第三册《翁山文外》卷七，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第137～138页。
[7]屈大均：《顺德起义臣传·陈邦彦》，《屈大均全集》第三册《皇明四朝成仁录》卷十，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第850～851页。
[8]屈大均：《死事先业师赠兵部尚书陈岩野先生哀辞》，《屈大均全集》第三册《翁山文外》卷十四，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第230～231页。
[9]屈大均：《一钱说》，《屈大均全集》第三册《翁山文外》卷五，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第130页。
[10]潘飞声：《扶轮社本翁山文外跋》，《屈大均全集》第八册“附录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第2130页。
[11]“己亥，永历十三年，顺治十六年（1659），先生三十岁。抵山阴，祁理孙（奕庆）、班孙（奕喜）相留，居于寓山园。祁氏富藏书。先生读书，足不下楼者五月。时魏耕亦客祁氏。六月延平王郑成功以舟师功复瓜洲、镇江。魏耕以蜡丸裹书致王，谓海道甚易，乘南风三日可直抵京口。畊遂随张煌言（苍水）抵芜湖，下附近四府、三州、二十二县。金陵且议降。旋以师骄懈，为敌所乘，遂败绩。时先生在南京与畊挚，并与其谋。”邬庆时：《屈大均年谱》，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第60～74页。
[12]邬庆时：《屈大均年谱》，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第136～137页。
[13]《屈氏族谱》卷十一，《屈大均全集》第八册“附录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第2115页。
[14]邬庆时：《屈大均年谱》，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第146页。
[15]邬庆时：《屈大均年谱》，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第25页。
[16]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北京：辅仁大学丛书第六，1940，第84页。
[17]谢正光：《明遗民传记索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18]屈大均：《过易庵赠庞祖如序》，《屈大均全集》第三册《翁山文外》卷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第86页。
[19]屈大均：《过易庵赠庞祖如序》，《屈大均全集》第三册《翁山文外》卷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第86页。
[20]屈大均：《姓解》，《屈大均全集》第三册，《翁山文外》卷十，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第174页。
[21]屈大均：《周秋驾六十寿序》，《屈大均全集》第三册《翁山文外》卷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第92页。
[22]屈大均：《长发乞人赞》，《屈大均全集》第三册《翁山文外》卷十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第208页。
[23]屈大均：《秃颂》，《屈大均全集》第三册《翁山文外》卷十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第213页。
[24]黄宗羲：《两异人传》，《黄宗羲全集》第11册《南雷杂著稿》，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第52页。
[25]廖肇亨：《明末清初遗民逃禅之风研究》，台北：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94。
[26]（东晋）释慧远：《沙门不敬王者论》，（梁）僧祐：《弘明集》卷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第30页。
[27]屈大均：《归儒说》，《屈大均全集》第三册《翁山文外》卷五，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第123页。
[28]屈大均：《僧祖心诗》，《屈大均全集》第四册《广东新语》卷十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第318页。
[29]屈大均：《书逸民传后》，《屈大均全集》第三册《翁山文钞》卷八，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第394页。
[30]屈大均：《舂山草堂感怀》，《屈大均全集》第一册《翁山诗外》卷五，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第285页。
[31]屈大均：《翁山屈子生圹自志》，《屈大均全集》第三册《翁山文外》卷八，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第154～155页。
[32]刘畅：《舒愤·警悟·赏玩——司马迁、曹丕、萧统著述思想差异比较谈》，《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第66页。
[33]归庄：《保定张氏殉难录序》，《归庄集》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第174页。
[34]李瑄：《明遗民群体心态与文学思想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8，第134页。
[35]屈大均：《书嘉兴三进士传后》，《屈大均全集》第三册《翁山文外》卷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第165页。
[36]《左传·定公十年》，（清）洪亮吉：《春秋左传诂》，北京：中华书局，1987，第832页。
[37]《荀子·正论篇第十八》，（清）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第329～330页。
[38]（东汉）班固：《汉书·匈奴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3834页。
[39]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一四，《船山全书》第10册，长沙：岳麓书社，1996，第502页。
[40]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八，《船山全书》第10册，长沙：岳麓书社，1996，第1081页。
[41]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一三，《船山全书》第10册，长沙：岳麓书社，1996，第479页。
[42]《孟子·离娄章句上》，杨伯峻：《孟子译注》卷七，北京：中华书局，1988，第178页。
[43]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六，《船山全书》第10册，长沙：岳麓书社，1996，第618页。
[44]顾炎武：《日知录·正始》，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十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第1014～1015页。
[45]《荀子·正名篇第二十二》，（清）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第430页。
[46]《论语·卫灵公篇第十五》，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第168页。
[47]（宋）李春叟：《重刻李忠简公文溪集序》，李昴英：《文溪集》卷首，《丛书集成续编》第131册《诗文别集——宋》，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第356页。
[48]（宋）孔延之：《会稽掇英总集·序》，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第3页。
[49]屈大均：《先考澹足公处士四松阡表》，《屈大均全集》第三册《翁山文外》卷七，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第137页。
[50]屈大均：《答黄扶孟》，《屈大均全集》第二册《翁山诗外》卷十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第983页。
[51]顾炎武：《日知录·文须有益于天下》，黄汝成：《日知录集释》卷十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第1439页。
[52]邬庆时：《屈大均行状》，《屈大均年谱》，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第14～16页。
[53]屈大均：《复汪栗亭书》，《屈大均全集》第三册《翁山佚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第482页。
[54]屈大均：《翁山诗外·自序》，《屈大均全集》第一册《翁山诗外》卷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55]屈大均：《翁山文外·自序》，《屈大均全集》第三册《翁山文外》卷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56]屈大均：《翁山文外·自序》，《屈大均全集》第三册《翁山文外》卷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57]黄廷璋：《翁山诗外序》，钱仲联：《历代别集序跋综录》，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第1380页。
[58]屈大均：《临危诗》，《屈大均全集》第一册《翁山诗外》卷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第110页。
[59]顾炎武：《屈山人大均自关中至》，《顾亭林诗文集》之《亭林诗集》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83，第373页。
[60]屈大均：《屡得朋友书札感赋》，《屈大均全集》第二册《翁山诗外》十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第1348页。
[61]邬庆时：《屈大均年谱》，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第49页。
[62]包括补遗部分，因统计需要，将同一题目下包含多首诗作的情况归结为一组，即以题目为统计标准。
[63]屈大均：《诗社》，《屈大均全集》第四册《广东新语》卷十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第323页。
[64]张其淦：《东莞诗录》卷二十二，清宣统二年（1910）刻本。第17页。
[65]屈大均：《花朝社集西禅寺》，《屈大均全集》第二册《翁山诗外》卷八，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第623页。
[66]屈大均：《诗社》，《屈大均全集》第四册《广东新语》卷十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第321页。
[67]屈大均：《三石》，《屈大均全集》第四册《广东新语》卷五，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第161～162页。
[68]吴绮，字园次，号听翁，江苏江都人。顺治十一年拔贡生，历官至湖州知府，著有《林蕙堂全集》。
[69]严绳孙，字荪友，号藕渔，无锡人。以诗文擅名。康熙十八年，以布衣举博学鸿儒，力辞不获，赋诗而出，授检讨，修《明史·隐逸传》，寻迁宫允，康熙二十三年乞归。工书善画，著有《秋水集》。
[70]曹之：《中国印刷术的起源》，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第34页。
[71]章学诚：《文史通义》卷四内篇四《匡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127页。
[72]刘知几：《史通》卷九《序传第三十二》，长沙：岳麓书社，1993，第90页。
[73]潘景郑：《着砚楼题跋·明嘉靖本钤山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第264～265页。
[74]赵翼：《陔余从考》卷二十二《序》，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第403页。
[75]屈大均：《翁山易外自序》，《屈大均全集》第五册《翁山易外》卷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76]屈大均：《翁山诗外自序》，《屈大均全集》第一册《翁山诗外》卷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77]（唐）房玄龄：《晋书·左思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第2377页。
[78]朱彝尊：《九歌草堂诗集序》，《屈大均全集》第八册“附录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第2119页。
[79]张云翮：《翁山易外序》，《屈大均全集》第五册卷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80]潘耒：《广东新语序》，《屈大均全集》第四册卷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81]毛奇龄：《屈翁山诗序》，《屈大均全集》第八册“附录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第2121页。
[82]陈恭尹：《屈翁山文钞序》，《屈大均全集》第八册“附录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第2122页。
[83]周炳曾：《翁山诗略序》，《屈大均全集》第八册“附录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第2126页。
[84]孔尚任：《题居易堂集屈翁山诗集序后》，钱仲联：《清诗纪事》第二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第842页。
[85]释大汕：《离六堂集》，《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86册影印北京图书馆藏康熙怀古楼刻本，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86]王煐：《忆雪楼诗集》，《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50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87]王煐：《忆雪楼诗集》卷下，《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50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第293～294页。
[88]雷梦辰：《清代各省禁书汇考》，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第68页。
[8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第653页。
[9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第1584页。
[91]雷梦辰：《清代各省禁书汇考》，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第107页。
[92]归庄：《归庄集·祭钱牧斋先生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第471页
[93]黄宗羲：《钱宗伯牧斋》，《黄宗羲全集》第11册《南雷诗历》卷二《八哀》之五，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第256页。
[94]钱谦益：《与毛子晋》，《钱牧斋全集》第七册《牧斋杂著·钱牧斋先生尺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第302页。
[95]《清史列传·贰臣传·钱谦益》，北京：中华书局，1987，第6577～6578页。
[96]《清史列传·贰臣传·钱谦益》，北京：中华书局，1987，第6577页。
[97]《清史列传·贰臣传·钱谦益》，北京：中华书局，1987，第6577～6578页。
[98]瞿式耜：《瞿式耜集·报中兴机会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105页。
[99]钱谦益：《后秋兴之三》、《后秋兴之四》，《钱牧斋全集》第七册《牧斋杂著·投笔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第10～21页。
[100]《清史列传·贰臣传·钱谦益》，北京：中华书局，1987，第6577～6578页。
[101]朱希祖：《屈大均传》，《屈大均全集》第八册“附录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第2105页。
[102]屈大均：《呈周栎园》之三，《屈大均全集》第一册《翁山诗外》卷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第330页。
[103]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第10页。
[104]何明星：《著述与宗族——清代文集编刻方式的社会学考察》，北京：中华书局，2007，第19页。
[105]《荀子·礼论篇第十九》，（清）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第349页。
[106]（汉）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第3295页。
[107]（汉）班固：《汉书·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2733～2735页。
[108]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九，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第208页。
[109]屈大均：《姓解》，《屈大均全集》第三册《翁山文外》卷十，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第174页。
[110]屈大均：《自字泠君说》，《屈大均全集》第三册《翁山文外》卷五，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第127～128页。
[111]屈大均：《西蜀费锡璜数枉书来自称私淑弟子诗以答之》，《屈大均全集》第二册《翁山诗外》卷十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第1351页。
[112]屈大均：《维帝篇》，《屈大均全集》第一册《翁山诗外》卷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第41页。
[113]屈大均：《有所思》，《屈大均全集》第一册《翁山诗外》卷八，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第648～649页。
[114]屈大均：《闾史自序》，《屈大均全集》第三册《翁山文外》卷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第47页。
[115]屈大均：《孟屈二子论》，《屈大均全集》第三册《翁山文外》卷四，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第120页。
[116]屈大均：《送五弟还里》，《屈大均全集》第一册《翁山诗外》卷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第87页。
[117]屈大均：《赠从兄贲士泰七》，《屈大均全集》第二册《翁山诗外》卷十五，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第1152页。
[118]屈大均：《答于鼎》，《屈大均全集》第一册《翁山诗外》卷八，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第555页。
[119]朱彝尊：《九歌草堂诗集序》，《屈大均全集》第八册“附录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第2119页。
[120]龚自珍：《夜读番禺集，书其尾》，《龚自珍全集》第九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第455页。
[121]归庄：《归庄集》第二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第494页。
[122]黄延鉴：《朝议大夫张君行状》，《第六弦溪文钞》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85，第83～84页。
[123]屈大均：《三闾书院倡和集序》，《屈大均》第三册《翁山文钞》卷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第283页。
[124]屈大均：《先考澹足公处士四松阡表》，《屈大均》第三册《翁山文外》卷七，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第137页。
[125]邬庆时：《屈大均年谱·屈大均行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第19页。
[126]屈大均：《答汪栗亭书》，《屈大均全集》第三册《翁山文钞》卷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第406页。
[127]朱克敬：《儒林琐记》，长沙：岳麓书社，1983，第19页。
[128]汪宗衍：《屈大均年谱》，《屈大均全集》第八册“附录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第1965页。
[129]《屈氏族谱》卷十一，《屈大均全集》第八册“附录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第2115页。
[130]邬庆时：《屈大均年谱·屈大均行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第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