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立功”到“立言”：屈大均“存明”著述思想的形成

“夫宇宙绵邈，黎献纷杂，拔萃出类，智术而已。岁月飘忽，性灵不居，腾声实飞，制作而已。夫人肖貌天地，禀性五才，拟耳目于日月，方声气乎风雷，其超出万物，亦以灵矣。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岂好辨哉，不得已也。”^[1]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中表达了“立言”之“不得已”的思想。这固然是刘勰表达仕途不顺之苦闷心情的无奈方式，然而，儒家思想中“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2]之主次地位观念的影响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这种思想普遍反映在中国古代士人的思想之中。屈大均从最初的抗清行动到日事著述的人生轨迹，是如刘勰所说的“不得已”，抑或是掺杂着更为复杂的因素呢？屈大均及其同时代人在清代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下，对于著述这种文化行为存在怎样的看法与思考，是为他们的“著述思想”，即作者对自己著书立说动机及功用的解释与说明，它受文学、史学、哲学思想的制约^[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