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本：凝聚文化内涵的传播方式
抄本是一种较为原始的书籍制作方式，在印刷术发明与应用之前，无论是简册还是纸本书籍的制作都是依靠人工抄写的方式完成。限于人力制作，抄本的完成耗时较长，并且每一部抄本都存在着不同的讹误之处，难以统一。由于抄本制作周期长的特点，决定了抄本不能大量制作与流通，这也意味着抄本时代的书籍是十分稀缺的。所谓“抄本时代”，即指印刷术应用于书籍复制传播以前，主要依靠人工抄写来完成书籍制作与传播的时期，这一时期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当时的知识传授方法主要是师徒相授、手工记录。汉代经学的研习方式——抄、诵，即为这一时代最为典型的代表。
抄本的制作主要由两种人完成，一种是书坊雇佣的专门从事抄录工作的工人，另一种则是广大文人学者。由于这两种人从事抄录工作的目的不同，决定了“抄本”意义的不同：前者是以数量为基础的营利目的，抄录工作是为了完成“复制”的任务，虽然不可避免地存在传抄中的讹误，但其原意是无差别的抄录；后者则是文人学者为了满足欣赏、研究或保存的需要进行抄录，因此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进行选择性抄录，或在抄录的过程中附上自己的理解与感悟，这种方式所形成的抄本，与其说是“复制”，不如说是“再制作”，亦可称为“抄撰”。早在汉代，抄撰是很普遍的读书、著述方式，“昔之读诸子百家书者，每喜撮录善言，别抄成帙。《汉志·诸子略》儒家有《儒家言》十八篇，道家有《道家言》二篇，法家有《法家言》二篇，杂家有《杂家言》一篇，小说家有《百家》百三十九篇，皆古人读诸子书时撮抄群言之作也。可知读书摘要之法，自汉以来然矣。后人效之，遂为治学一大法门”[14]，可见《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儒家言》《道家言》《法家言》《杂家言》《百家》等书籍都属于抄撰之作。而“抄撰”一词大量出现于南北朝时期，这当与纸张的普及应用有关，因为廉价的纸张的发明与普及为文人学者开始从事大量的抄写工作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他们为了克服竹简书册难于翻检的问题，而从事纸质本的抄录工作。如南朝庾於陵“与谢朓、宗夬抄撰群书”[15]；杜之伟“与学士刘陟等抄撰群书”[16]；皇太子“以子集繁多，命瑜抄撰”[17]；庾肩吾与刘孝威等十八人“抄撰众籍”[18]；文帝令仆射何尚之“抄撰五经”[19]。由于抄撰是图书编撰的重要方法，在南北朝时期发展成为一种官职，即“抄撰学士”，专门负责抄撰工作，当时名士徐陵、庾信都曾担任过此职[20]，除此之外这一时期可考的抄撰者还有谢灵运、沈驎士、王俭、何佟之、陆澄、庾於陵、沈约、贺玚、张缅、袁峻、任昉、王僧孺、庾仲容、丘迟、裴子野、庾诜、王筠、庾肩吾、杜之伟、陆瑜等。这些抄撰者都是当时著名的学者，他们的“抄撰”行为不仅仅在于“抄”，更在于“撰”，这和一般经生一字不漏地按照原书抄录不同，其中必须包含自身对书籍内容的理解，所以必须具有相当的学术涵养才能胜任。而是否包含自身的理解与再创造，是为抄撰之书与一般抄本的根本区别所在。
无论是“照抄”还是“抄撰”，作为一种书籍编纂方式、复制手段，抄本对于书籍流通的作用十分重要，因此，即使是在印刷术发明与应用之后，抄本还是普遍存在的。根据学者陈先行对《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收录的56787种中国古籍所作的分类研究，这些书籍中30.3%为抄本[21]，“抄本，直至中国雕版印刷发明1300年、活字印刷发明1000年后，仍然在现存1796年前产生的书籍中占有惊人的高比例”[22]。抄本的影响之深，甚至促使形成了中国古籍中的两大门类——类书和史钞。类书的形成，先之以抄撮之力，继之以编撰之功，也是一种抄撰之作。史钞立类始于《宋史·艺文志》，明代时在趋简易、利剽窃的不正学风之下，史钞之作泛滥横流，《明史·艺文志》著录的史钞即有34部、1043卷；清代学者仍然重视史钞，《清史稿·艺文志》及其补编共著录史钞著作84部、1290卷。据《中国丛书综录》统计，现存史钞计有57部、493卷[23]，不过实际数量应该更多。而这仅仅是历史书籍的抄本部分，其他类别书籍的抄本自然亦有相当的数量。
尤其是清代，现存古籍抄本大都是明清时期的传抄本[24]。抄本作为传统书籍制作与流通方式的延续，在雕版印刷普及以后仍是图书制作和流通的重要补充手段。[25]书籍抄写的依据是官私藏书，明清时期，人们利用官私藏书楼从事借抄、传抄活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文人士子以抄录的方式满足自身学术需求，不少藏书家也依靠抄书作为增加藏书的手段。宋人叶梦得即称其约二万卷藏书“往往多余手自抄”[26]；明代范钦天一阁藏书楼近一半的书籍都是抄本。许多藏书家专门雇人抄书，如毛晋的汲古阁，“入门僮仆尽抄书”，盛况可知。甚至在明清时期，还出现书法大家抄书的现象，这种抄本尤为珍贵，因为它们不仅仅是书籍，更是书法艺术珍品。因此，在明清时期抄本仍大量存在的情况下，屈大均的诗文集存在大量的抄本便不足为奇了。
虽然印刷技术的发明与应用，突破了人工抄写复制耗时长、费人力的局限，但抄本作为一种知识传承的方式，已经突破了简单的“复制”意义，因而，在出版史上存在着一段相当长时间的抄本与刻本共存的历史，正如纸简曾经长期共存一样。纸张早在汉代即已出现，但作为一种先进传播工具，其高级形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为少数人掌握，造价昂贵，不易普及，仅限宫廷使用。先进的造纸技术普及民间势必需要相当长的一个过程，而民间所造纸张由于工艺粗糙，书写效果不佳，尚不能取代简册。因此，最初的纸张主要用于非正式的文体，或用于地图、图像的绘制，作为简册的补充物，且与民间通俗文学联系紧密。直至曹魏时期，经过统治者的提倡，纸的地位才得以提升。在纸简共存的一段时期内，简册作为旧的书籍载体并没有马上被新的载体所取代，并且，简册是作为正式书籍的载体存在着，而纸本则处于非正式的地位。可见，“旧的载体工具已凝固了一种传统文化，与权力制度、正统地位联成一体”[27]。抄本之于印本也是如此。印刷技术在唐五代时期已经出现于民间，并用于历书或普及性、通俗性读物的刷印，但直至宋代印本书才相对流行起来，同时也存在大量的抄本书，而且文人士子也多采取抄录的方式复制书籍。因为这是一种学习方式——边读边写的延续。从汉代延续下来的诵读经书的学习方式，是在简册时代书籍相对缺稀的情况下产生的，由于当时使用的书籍载体是笨重的竹简，简册的制作也较为困难与繁琐，导致书籍不能普及，文人士子只能通过诵读的方式记忆，并在不断地诵读中体悟精神与智慧；而印刷技术发明之后，技术并不能迅速普及，因此，印本书也是相对较少的。另一方面，文人士子通过诵读的记忆、学习方式得以延续，只是在纸张普及的情况下发展为抄录，这与诵读一样，都是为了加强记忆、记录感悟，并有所创造。正如梁启超所言“善钞书者可以成创作”[28]。所以，在士人学习方式的层面上，印本书是不能取代抄本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