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大均诗文集禁毁后的再传播

雕版印刷技术是书籍复制技术的一种突破，使得书籍的生产数量激增，传播范围随之扩大，这便意味着传播指向的流动性与不确定性。因此，在印刷出版繁荣的背景下，书籍一旦进入流通领域，想要彻底地禁毁是十分困难的。虽然清代的禁书政策在文化领域织就了一张密集的文网，对士人诗文作品的传播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障碍，但许多遭到禁毁的作品还是如夹缝中的劲草一般得以流传，传播技术变革所带来的书籍流通特点是其中的主要原因。屈大均的诗文作品经历了雍正朝和乾隆朝严厉的禁毁之后，仍能流传下来，供后世学者赏析、研究，是许多因素合力的结果，包括传播方式的丰富多样与社会政治环境的改变。

第一，复制技术的丰富。雕版印刷技术虽然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复制技术，被应用于书籍的传播，但这并没有使其他复制技术随之消亡，如最为原始的手工抄录方式，直至清末民初依然存在。因此，一种新的复制技术在传播领域的应用，不代表取代了原有的其他复制传播技术，而是对复制技术的丰富与创新，新老复制技术各有优长、相互补充。在后世流传下来的屈大均诗文集中，除了有幸存的刻本之外，几乎每一部诗文集都有抄本流存。

第二，出版方式的不同。对于诗文作品的传播，结集出版是最为直接的方式，但通过他人选辑而成的选本同样可以起到传播并保存的作用。而选录他人作品结集出版的士人，其选择范围与标准的确定也透露出一些重要的信息，如收录对象的影响地位、收录作品的风格与当时文坛风向的关系等。这些信息对选录作品或选录作品的作者存在着一定的文学批评意义。屈大均的诗文作品不但以结集出版的方式传播着，而且由于他在清代诗坛的地位、岭南三大家的影响，在当时也有许多士人选录他的作品结集出版，这一方面是对屈大均文学地位的肯定，另一方面也在屈大均诗文集遭到禁毁之际增加了其作品流传的机会。

第三，传播渠道的多样。随着印刷事业的发展，官刻、坊刻、家刻三大出版系统在清代已经形成了对传播领域“三分天下”的局面，然而，在清代特殊的政治环境下，尤其是禁书政策的施行，许多书籍不可能通过官刻和坊刻的途径进行传播，因此，也就需要其他的传播方式，如抄本、选本，甚至还可以通过特殊的出版组织进行，如书院、寺庙等。书院和寺庙也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文化交流场所，随着印刷技术的普及，它们都具备了刻印书籍的能力，这主要是满足书院和寺庙自身的书籍使用需求，经过不断的发展，它们已然成为三大出版系统之外的传播力量，扩展了传播渠道。

第四，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化。由于文化政策是随着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化而不断调整的，禁书政策的实施也有高潮和低谷之分。严酷的文化政策有时却潜在地刺激着文学传播，一方面限制了被禁作品的传播，另一方又潜在地刺激了广大接受者对被禁作品的好奇心和获取、拥有的欲望。禁书政策在乾隆朝达到高潮之后，随着清王朝封建统治的衰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移，禁书政策的落实也渐趋松弛。此时，许多遭到禁毁却幸而得以流传的诗文作品因其自身的文学、历史价值又重新受到文人学者的重视，为了更好地保存遗留下来的禁毁书籍，将其重新置于传播领域是最好的方式。如屈大均的诗文集，在文网稍弛的清末便出现了重刊的高潮，使仅存的作品重新焕发了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