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级传播媒介——序文
文人士子之间为彼此的诗文集作序，也是一种十分常见的交流方式。章学诚《文史通义·匡谬》中曾对序文的给予作出概括，“书之有序，所以明作书之旨也，非以为观美也；序其篇者，所以明一篇之旨也。”[71]序文一般是说明文籍的写作动机、内容意旨、编次体例及作者情况的介绍性文章，也包括对作家、作品的评论，学术源流的梳理及对相关问题的阐述、说明、议论性的文章，并成为一种文体类型。
刘知几《史通·序传》称：“（《离骚》）其首章上陈氏族，下列祖考；先述厥主，次显名字。自叙发迹，实基于此。”[72]他认为《离骚》的首章即是屈原所作的自序，因此，视《离骚》为序文的起源。但《离骚》作为一篇楚辞，实为一个整体，将其首章视为序文似乎并不妥当。一般意义上，《诗经》之大序、小序可称为真正的序的起源，此后，书序日渐增多。当序文的撰写发展到明代时，更是成为一种风尚，甚至泛滥成灾，如明代权臣严嵩的《钤山堂集》即有湛若水、张治、王廷相、唐龙、刘节、黄绾、崔锐、孙伟、王维祯、杨慎、赵贞吉等时人所作之序；著名制墨家程大约的《程氏墨苑》万历刻本，有申时行、王锡爵、翁正春、董其昌、王思任、屠隆、曹学佺等18篇序；嘉靖时大理寺卿陈文烛的《二酉园诗集》竟有陈思育、王乔桂、皇甫汸、袁福征、黄贯曾、沈明臣、李先芳、孙思亿、任瀚、高启愚、熊敦朴、陈宗虞、曾可耕、吴国伦、方沆、黄一正、李维祯、屠隆、周光镐等19篇序。如此书序连篇累牍，究其原因，首先在于当时的社会风气。许多士人为了攀附权贵，多在书籍刻印之前或向名人索序，或主动献序，即如严嵩文集序文之多“具见当日（严）嵩热焰之盛，而同时名士，咸相趋附”[73]。在此，序文不过是文人士子讨好权贵的一种手段。其次在于印刷出版业的繁荣，这使士人可以多次重刻自己的诗文集，出于宣传的目的，往往是每刻一次便增加一篇或多篇序文，如此累积便泛滥开来。当然，明代也有许多质量上乘的书序，如李贽《忠义水浒传序》、臧懋循《元曲选序》、冯梦龙《序山歌》等。
序文盛行之风在清代也并未消歇，书序数量依然庞大，但许多著名的序文作品也因此出现，如顾炎武《日知录自序》、蒲松龄《聊斋志异自序》、方苞《南山集序》、龚自珍《上海李氏藏书志序》、姚鼐《浮渡诗序》、程伟元《红楼梦序》、王引之《经籍籑诂序》、张惠言《词选序》等。
序文是沟通作品、作者与读者的中介，被称为二级传播媒介，因此，它作为一种媒介也传播出特有的信息，正所谓“媒介即讯息”。
首先，序文撰写者往往在序文中表现出明显的传播诉求。序文一般是诗文结集之后或即将出版之前创作的，诗文的结集一般是以传播为目的的，因此，序作者也大多在序文中表达能使该集得以顺利流传的愿望与期许。
其次，序文在诗文集的传播过程中，成为作品、作者与受众之间的重要媒介。序文的内容一般包括诗文集内容、版本、编辑与流传的情况介绍，诗文作者的基本情况，如生活背景与阅历、诗文创作的成就与影响等，这些内容可以帮助读者了解作家、作品，对他们进一步地阅读、理解具有重要的提示作用。读者可以根据序文的介绍更好地理解、思考作品的思想内涵，于是读者与作者、作品的距离被拉近了，有利于诗文集的传播与接受。“序”这一特殊的媒介便成为传播过程中“受众”与“讯息”之间重要的桥梁和纽带。而序文作者对诗文作者及其作品、创作特色与风格的评价，亦可以影响和引导读者去判断、选择和接受文本中的内容与思想，从而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
再次，为诗文集作序这一行为体现着接受行为与传播行为的结合。就接受行为而言，序作者要为某部诗文集作序，首先需要阅读、了解这些作品，接受其内在的思想，这时的序文作者首先是一个文本的受众，即接受者；就传播行为而言，序作者在接受了文本的内容和思想之后，还要对其所接收的信息进行理解与处理，通过“序文”这一形式与媒介将反馈信息或理解信息转而向其他读者传递与输出，这时的序文作者就是一个信息的制造者和传播者。而序文本身既包含原属诗文集的内容、思想，又蕴含序文作者的理解与阐释，实际上是对原有诗文作品的再创作与再传播，这样一种传播形式结合了接受与传播两种行为方式与意义，即所谓二级传播的基本特点。
根据序文作者与写作目的的不同，序文的撰写可以分为三种情况：自序、他序以及为他人作序。
（一）自序
自序是作者与读者沟通的良好桥梁，作者可以通过自序将自己作品的主旨与精髓指点或强调出来。清代著名文学家、史学家赵翼曾对“自序”这一序文形式有所论述：
孙炎云：序，端绪也。孔子作《序卦》及《尚书序》，子夏作《诗序》，其来尚已。然何休、杜预之序《左氏》、《公羊》，乃传经者之自为序也。史迁、班固之《序传》，乃作史者之自为序也。刘向之《叙录》诸书，乃校书者之自为序也。[74]
屈大均对自己诗文集的编订抱有十分审慎的态度，因此，他十分注重自序这一传播媒介的运用，撰写了许多自序，包括《广东新语自序》《翁山易外自序》《翁山诗外自序》《翁山文外自序》《广东文集自序》《广东文选自序》《三闾书院唱和集序》《永安县次志序》等。在自序中，屈大均将自己的著述目的与文学思想通过这一二级传播媒介向其诗文集的接受者作了提纲挈领的阐述，为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接受其思想提供指引。自序是屈大均与其诗文作品读者最直接、最简便的沟通方式，有利于其思想的传播与作品的接受。
首先，屈大均借由自序来说明自己一些文学活动的因由。屈大均多将自己的诗文集冠以“外”字，如《易外》《诗外》《文外》，“外”字如何理解，他在《翁山易外自序》中给予了解答。他称其为自谦说法，谓之“外”，是与自古流传的“传”相区别，意为自己的作品不能与现有的经传同日而语；另外是对其思考角度与撰文方式的阐述，他所谓“《易》之内，太极是也，内不可见，以外之画之彖、爻象之，欲人从外以见内也”[75]。屈大均认为《易》的内在含义在于“太极”的意义，但这一概念不易或不能阐述清楚，因此，他从外部层面的画、彖、爻为阐述基点，进而挖掘《易》的深层意义与价值。
屈大均还借由自序提出和强调自己的文学主张，其“以《易》为诗”“以《春秋》为诗”的主张便蕴含于《翁山诗外自序》中。屈大均认为诗分内外，“吾诗之内者，以《易》，以《书》，以《春秋》为之”[76]，意思是诗的意义所在为《易》之变化、《春秋》之讽谏。屈大均为诗与评诗也是以此为标准的。
（二）他序
由于屈大均交游广阔，好友为其作序的情况也是屡见不鲜，更有后学在辑录或重编屈大均诗文集时亦有感而追序。无论是当世好友还是后世学者，他们都是在充分了解屈大均诗文集内容与思想的基础上，从自身的角度予以评析和阐述，并以序跋的方式呈现出来，在这一过程中，完成了屈大均文学作品与思想的二次传播。尤其是名望颇著之人为之作序，更是能够提升作品知名度，便于作品与思想的传播。例如晋代皇甫谧为左思《三都赋》作序一事，当时左思尚未成名，其作品不为人所重视，但在身为名门望族、文学名家的皇甫谧为其作序并大加赞扬之后，著名学者张载、刘逵、卫权又先后为之注解，“于是，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77]。又如清末著名朴学家孙诒让，他也有过类似的成长经历，正是经学家俞樾为其处女作《札迻》欣然命笔作序，并称赞有加，为孙诒让的治学之路铺垫了基础。由此看来，他序，尤其是名人所作序文对于扶植新秀、推荐名作具有积极的作用。当然，他序还应实事求是，对于索序者来说，不应借名人之笔，行抬高身价之实。
据统计，几乎屈大均的每一部集子都有他人为之作序，如下表所示：
文人将自己的作品结集编刻多是出于传播与流存的考虑，为此，其序文作者也会流露出希望该文籍能够广泛传播与长久留存的愿望。徐嘉炎在《屈翁山诗集序》中写道：“吾友番禺屈翁山，诗名遍天下。其没后，单词断句流传人口者，争秘箧枕，如蔡中郎之于仲任也。噫，翁山诗之可以不朽者，信足慕乎！”徐嘉炎不仅对屈大均诗文的流传盛况作了描述，还坚信其诗文可以流传不朽。
在众多为屈大均诗文集作序的士人中，以朱彝尊名望最著。朱彝尊不仅拔屈大均于无名，更是义不容辞地为屈大均的诗集作序，以其名望为屈大均的诗集增色。屈大均将自己的南海之宅命名为“九歌草堂”，并以其为诗集名，乞序于朱彝尊。朱彝尊通过自己对屈大均的了解，不但肯定其“三闾大夫之裔”的身份，还指出屈大均之逃禅、归儒、游历等不羁的并为世俗所嘲笑的行为，“皆合乎三闾之志者”，并超越屈大均诗文之文字表象，透彻地点明屈大均诗文的怆恍即源自屈原之精神，正所谓“翁山吊以幽渺凄戾之音，仿佛乎九歌之旨，世徒叹其文字之工，而不知其志之可悯也”[78]。朱彝尊通过序文对屈大均诗文、思想甚至行为都做了合理的阐释，纠正了当时士人所抱有的误解，为屈大均诗文集的传播营造了良好的空间与氛围。
张云翮所作《翁山易外序》也为读者阐述了何以称“外”的问题。他指出《翁山易外》对义理阐述的独创性，并非是对以往经传的补充和再阐释，“翁山之言《易》，即为翁山之《易》，而非羲、文、姬、孔之《易》，故外之”“所谓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圣人胸中之真《易》，而不系于言之异同也。”[79]这表明屈大均所作《易外》是根据历史形势的变化而有所阐发，与屈大均所作《翁山易外自序》彼此呼应，为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接受屈大均的思想做了必要的指引。
另外，如王源的《屈翁山诗集序》称：“翁山之诗，原本忠孝，根据汉魏乐府，保罗六朝、三唐之胜，而自写其性情际遇，大醇无小疵，直驾宋明诗作者上。”潘耒的《广东新语序》称：“翁山之诗，祖灵均而宗太白，感物造端，比类托讽，大都妙于用虚。”[80]这些都点明屈大均诗歌的渊源，即乐府，并以屈原、盛唐诗歌，尤其是李白、杜甫为宗的风格特点。
其他士人之序文也无一不对屈大均的文才诗学大加肯定。毛奇龄早有褒扬：“翁山诗超然独行，当世罕俦。”[81]好友陈恭尹更是认为当世之人不读唐以后书是因为多模拟剽窃之作，但“吾友屈翁山之为文也，行万里而具刍粮，积五岳以为器甲，而闭户十年，以习于束伍部分之法，……其所著撰尚十余种，意不专主于一家一代，自达其意而已”[82]，对屈大均能够在诗文中坚持己见、自抒胸怀进行褒扬。正如周炳曾在《翁山诗略序》中所述“特其故犯忌讳，虽身命歼彝而不顾，假使其不蹈明季诗公愤懑之习，雍雍乎发而为盛世和平之响，其诗与人未必不传，而翁山断不以彼易此，是则翁山已矣。”[83]屈大均这种对气节与原则的坚持，是为广大士人所尊敬与折服的，而他的这种精神也将随着其诗文集与序文的传播被更多的士人与后学接受与传播。所以，与屈大均并无交游的孔尚任才能作出如此评价：“余每谓今之为诗者，管击楮摩而成就者三家耳：新城之秀雅，翁山之雄伟，野人之真率。其他云蒸霞蔚者，未尝不盛，而丹侯犹未圆，犹不足主盟一代也”[84]，他将屈大均、王士禛、吴嘉纪视为清代诗坛的盟主，凸显他们的文学成就。虽然没有实际的交往，但如孔尚任还是可以通过屈大均诗文集的传播以及其他士人的解读与传播领略翁山之思想及诗文的精彩，这不能不说是传播的力量。
（三）为他人作序
屈大均不仅利用自己诗文集的自序来传播自己的文学思想与政治主张，还借由为他人作序的机会对自己的思想与主张进行重申与强调，由此拓宽了其思想的传播渠道，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为其诗文集的传播造势与铺垫。因此，屈大均大量地为友人的诗文集作序，如为梁佩兰所作《六莹堂诗集序》，为张远所作《无闷堂文集序》《张子诗集序》，为王又旦所作《书罗浮诗后》，为张桐君所作《张桐君诗集序》，为蓝涟序其《岭南游稿》等，不胜枚举。
而一些屈大均为他人所作的序，作为屈大均的文学作品或文学思想的载体，虽并未被收录到屈大均的诗文集中，却可见于他人的集中，也成为保存屈大均诗文作品的一种方式。如屈大均《供母图》题辞和《离六堂集序》见于释大汕《离六堂集》[85]康熙怀古楼刻本的卷首，其中《供母图》题辞并未收录于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屈大均全集》，徐信符藏《翁山文外·逸文》亦无此篇；屈大均为王煐《忆雪楼诗集》[86]所作序见于康熙三十五年王氏贞久堂刻本卷首，全集本未收录，徐信符藏《翁山文外·逸文》亦无此篇。这些作品都有待于研究者进一步整理，收录到《屈大均全集》中，以还原屈大均诗文作品的完整样貌。
但并不是所有的屈大均为他人所作的序都幸运地流存下来，还是有许多这样的作品在清代的禁书运动中被禁毁、删削，现在，研究者只能通过他人的记叙或清代查缴禁书的折子得知屈大均为他人作序的大致情况：
屈大均所作王煐《田盘纪游》序。据王煐诗作《丙子仲夏余将入蜀，屈翁山病剧，贻诗六首，道诀别之意。情词凄切，不忍多读，数日后遂已长逝。卜葬有期，因次其韵挽之》所叙：“悲悼从今夏，追欢记去秋。诗篇能细序，草决许频求。”自注云：“翁山去秋为余作《田盘纪游》《忆雪楼诗集》二序，又赋长歌赠行。草书入妙，数索书之。”[87]可知屈大均确为《田盘纪游》和《忆雪楼诗集》作序，今《忆雪楼诗集序》见于王煐《忆雪楼诗集》卷首，而《田盘纪游序》则已不见。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初八日两江总督萨载奏准应缴书籍折云：“《田盘纪游》宝坻王煐稿。内有屈大均序。应请抽毁。馀书仍行世。”[88]其序当已抽毁。
屈大均所作王隼《大樗堂初集》序。据乾隆四十五年八月初四日《浙江巡抚三宝奏续交应毁书籍折》云：“卷首有屈大均序。”[89]全集本《翁山文外》《文钞》《佚文》及徐信符藏《翁山文外·逸文》均未收录。《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66册影印收录的清道光二十年庚子（1840）南海伍氏诗雪轩刻粤十三家集本，有梁佩兰序文，不见屈大均序。其序当被删毁。
屈大均所作汪天舆《藼圃录》序。据乾隆四十七年六月初四日具文，六月十七日准奏之《署理两江总督萨载奏续缴应禁书籍折》云：“徽州汪天舆编辑。内有屈大均、王仲儒诗序，应行销毁。”[90]其序今已不见，应被销毁。
屈大均所作两淮《盐法志》序。据乾隆四十五年（1780）六月二十四日《江西巡抚郝硕奏准抽毁书籍折》云：“《盐法志》两淮盐法司等同辑，内有屈大均序，及钱谦益跋语，均应铲除，馀书仍行世。”[91]其序今已不见，应被铲除。
虽然屈大均的许多序文作品在禁书运动中被删削，但从数量上看，屈大均所作序文为数不少，一方面可推知其交游广泛，另一方面也可见其在交游士人中的影响。1694年秋，薛熙（孝穆）来到广州，就曾将其所撰写的《秦楚之际游记》二卷请屈大均评识，可见屈大均的诗名文才已远播岭外，以至有文人士子求其序文评识，实为屈大均影响力之表征。由此，屈大均不仅成为自己诗文与思想的主动传播者，还成为他人诗文集与读者之间的传播者与沟通者。士人彼此之间的传播链条逐渐扩大，为诗文集的传播营造了一个积极的外部环境，外部环境的趋利必然有益于其中个体诗文集的传播与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