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的成书
根据余嘉锡《余嘉锡讲目录学》，先秦诸子书在流传过程中，有其共同的特征。诸子称为子，是为了辨明其乃一家学。余嘉锡认为，在《汉书·艺文志》之《诸子略》中，从黄帝至太公、尹佚不称子，因为这些人都是古代的君主、相国，平生本来没有“子”的称呼。汉朝陆贾、贾谊不称子，是因为学无传人，没有形成学派。在汉代，“盖专门之学衰，而后著述之界严；口耳之传废，而后竹帛之用广。于是自著之书多而追叙附益之事乃渐少。然不可以例周、秦古书”。“古人既未自题姓名，则其书不必出于自著矣。”[1]古书之题某氏某子，是推本其学之所自出言之。《汉书·艺文志》源自《七略》，《汉志》上书某子，下注名某人，是因为其书有姓无名。这里所说的某氏某子，是说明其渊源，不是说以某子为名的书是其自撰。
一般来说，周秦时期的典籍，在流传过程中，“门弟子相与编录之，以授之后学，若今之用为讲章；又各以所见，有所增益，而学案、语录、笔记、传状、注释，以渐附入。其中数传以后，不辨其出何人手笔，则推本先师，转相传述曰：此某先生之书云耳。既欲明其学有师法，又因书每篇自为起讫，恐简策散乱，不可无大题以为识别，则于篇目之下题曰某子，而后人以为皆撰人姓名矣。古书既多不出一手，又学有传人，故无自序之例”[2]。这种情形，在汉以后不再出现。
余嘉锡认为，很多古书没有书名，后世的人一般会以此书起源者的名字来命名此书。古人著书，很多是单篇别行；等到将所有篇章编次成书的时候，书多成于门弟子或后学之手，“因推本其学之所自出，以人名其书”。余嘉锡根据《史记·韩非传》：“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孟子传》：“（驺衍）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汉书·董仲舒传》：“仲舒所著，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说《春秋》得失，《闻举》《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十余万言。”及《史记·管子传》《庄子传》《商君传》《屈原传》《汉书·东方朔传》这些篇章中，引书的时候，只有篇名，得出结论说：“所叙诸子著书，皆只有篇名，无书名；又因全书不可胜举，故只随举数篇，以见其大凡。盖由古人著书，其初仅有小题（谓篇名），并无大题也（谓书名）。”[3]
先秦诸子典籍，书中的内容往往不是一个时间段内完成的，先后没有次第，篇章写作完成之后，就传布于世。编定成书，往往是这种情况：“随时所作，即以行世……迨及暮年或其身后，乃聚而编次之。其编次也，或出于手定，或出于门弟子及其子孙，甚或迟至数十百年，乃由后人收拾丛残为之定著。”
今流传的刘向《管子叙录》这样记载：“管子者，颍上人也，名夷吾，号仲父。”这是因为书名为《管子》，刘向则对管仲出生地、名号加以解释。《管子叙录》接着叙述管仲的生平事迹，至于《管子》是否是管仲本人所作，或管仲门弟子所记，并未进行说明。到《隋书·经籍志》编写的时候，因为距离秦汉时代久远，学者不明诸子成书的特点，于是在《管子》之后，则写作“齐相管夷吾撰”，对于其他古书，《隋志》均力图找出古书撰者的姓名。但是古人不自题姓名，刘向《书录》、刘歆《七略》、班固《汉书·艺文志》从未言明先秦古书是何人所撰。说明在《隋书》写作的时候，诸多学者已经不明白古人撰书的通例。傅玄说：“《管子》书过半是后之好事者所加。”说明在晋代，傅玄已经不明古书的传播特点，而宋代叶适则说：“管子自序其事亦泛滥不切。”（《汉书艺文志考证》卷六引叶适说）说明《管子》记载其身后事，许多学者不能从学派或门弟子撰述的角度解释《管子》的成书。
余嘉锡发现，《汉志·数术略》记录的典籍，“无姓氏者十之八九”。《数术略》小序记载说：“史官之废久矣，其书既不能具，虽有其书而无其人。”说明周、秦以前的典籍，成为学派，各有授受源流，“师师相传，知其出于某某，始因以题之。若数术则史官放废，专门之家法已亡，而其人遂不可知。然则古书之姓名，皆非其人所自题”[4]。
【注释】
[1]余嘉锡：《余嘉锡讲目录学》，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第137页。
[2]余嘉锡：《余嘉锡讲目录学》，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第139页。
[3]余嘉锡：《余嘉锡讲目录学》，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第142页。
[4]余嘉锡：《余嘉锡讲目录学》，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第1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