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五年影刊《宋本管子》
影印者张瑛。此本即影印南宋浙江刻本（又称为杨忱本）《管子》。篇内在文字右侧作句读。
本书首为杨忱《管子序》，其次为《管子目录》，其次为刘向《管子书录》，其次为《管子》正文，其次为张嵲《读〈管子〉》，其次为《瞿氏书目》，其次为黄丕烈、戴望的题跋。
杨忱《管子序》、《管子目录》、刘向《管子书录》、《管子》正文、张嵲《读〈管子〉》内容与南宋浙江刻本略同。所不同者，是在影印的时候，文字避清讳，如房玄龄之“玄”字，阙末笔。
在张嵲《读〈管子〉》之后，刊印了《瞿氏书目》，此为宋本所无。张瑛影印南宋浙江刻本《管子》时，此本《管子》藏于瞿氏铁琴铜剑楼。《瞿氏书目》主要内容如下：
此书首列《管子序》，杨忱撰。接总目录，又刘向《进书序》，连接《管子》卷第一，题唐司空房玄龄注，又列卷一之目，后接本文。以后每卷同。卷末后有张嵲巨山《读〈管子〉》，不详岁月。文中有“绍兴己未从人借得，改正讹谬，钞藏于家”云云。杨《序》作于大宋甲申九月。按：己未为绍兴九年，甲申为隆兴二年，孝宗初立时也。大约刻即在其时。每半叶十二行，行廿四字。宋讳“敬”“竟”“镜”“殷”“匡”“贞”字有阙笔。明万历间，赵文毅刻本即从此出。校雠亦慎，然尚有讹字，亦有臆为校正而实讹者。今除宋本本讹、赵本校正不讹外，举其异于赵本而可订正者，如卷一《形势》第二“虎豹托幽，而威可载也”，“托”不作“得”；“譕臣者可与远举”，“与”不作“以”；“邪气袭内”，“袭”不作“入”；“道往者，其人莫往，道来者，其人莫来”，上不作“莫来”，下不作“莫往”（于廷宋氏曰“道往者，其人莫往”，言人与道俱化而不见其往也；“道来者，其人莫来”，亦与道化而不见来也。故注云：“均彼我忘是非，而无往来之体。”刘绩据《形势解》改作“道往莫来，道来莫往”，彼系讹字）……《幼官图》第九小注次序作“西方本图、西方副图、南方本图、中方本图、北方本图、南方副图、中方副图、北方副图、东方本图、东方副图”，以下本文悉依之（刘绩本与宋本同。赵本依上文改易其旧）。其“中方本图”，文中“庶人之守也”，下无“动而无不从，静而无不同”十字。卷四《宙合》第十一“民之兴善也如化”，不作“如此”（王曰：作“化”是。《吕氏春秋》曰：“兵不接刃，而民服若化。”），“爵尊即肃”不作“则”（松崖惠氏曰“即”“则”，古同字）……《轻重戊》第八十四“以其不捎也”，“捎”不作“
”（王曰：“捎”当为“俏”，“俏”与“肖”同）；“子为我至生鹿二十”，“至”不作“致”（案：“至”“致”古字通）；“公曰今齐载金钱而往”，“曰今”不作“因令”（王曰：“公因”当为“公”。其上文曰：“君其铸庄山之金以为币”，下文曰“公其令人贵买衡山之械器而卖之”，皆其证）。案：王氏、孙氏、洪氏、宋氏所云宋本，皆影抄绍兴壬申瞿源蔡潜道刻本，影抄亦有讹舛，与是本间有不合处。故所举与《读书杂识》《管子义证》《管子识误》三书亦不尽同。冀附诸家所记后，以供好古者参证之助云。
《瞿氏书目》之下，影印黄丕烈手写于南宋浙江刻本《管子》上的文字，内容如下：
管子世鲜宋本，往时曾见陆敕先校宋本在小读书堆。后于任蒋桥顾氏借得小字宋本，其卷一后有长方印记，其文云“瞿源蔡潜道宅墨宝堂新雕印”。验其款式，当在南宋末年。中缺十三至十九卷，即其存者，取与陆校本对，亦多不同。盖非最善之本也。甲子岁，余友陶蕴辉鬻书于都门，得大宋甲申秋杨忱序本，板宽而行密，亦小字者。因以寄余，索值甚昂，余亦重其代购之意，如数许之，遂得有其全本。案大宋甲申，不言何朝。核其板刻，当在南宋初，以卷末附张巨山《读〈管子〉》一篇也。内有钞补并伪刻之叶，在第六卷中，遍访诸藏书家，无可借钞。时钱塘友人谓余曰：“嘉兴某家有影宋钞本，与此正同。”余闻之欣然，久而无以应我之求。适陶君往嘉兴，于小肆中获其半，检所缺叶，一一完好，字迹与刻本纤毫不爽，方信影钞者即从余所得本出，而下半部偶失之耳。命工用宋纸从影钞本重摹，辍钞补伪刻之叶而重装之。《管子》至今日，宋刻始完好无阙，岂非快事。取对顾氏小字本，高出一筹，当是敕先所据以校刘绩本者也。后钱塘友人来询之，知嘉兴所见者即此钞本，其不肯明言在书肆者，恐余捷足先得。孰知已有代购之人为之始之终之，俾作两美之合哉！嘉庆丙寅立冬后一日，士礼居重装并记。荛翁黄丕烈
黄丕烈题跋之后，是戴望的题跋：
戊辰正月，从瞿氏假得此本，与海宁唐端甫、常孰张纯卿同校一过于赵刻本之上，并记此。戴望志于冶城山书局
光绪五年张瑛影印宋本《管子》非常具有价值。因为宋本《管子》当时藏于瞿氏铁琴铜剑楼，一般读者难以见到。张瑛影印宋本《管子》除了避清讳，基本保存了宋本的原貌。又将瞿氏写的《管子书目》刊印其中，可使读者通过瞿氏的提要了解南宋浙江刻本《管子》与南宋瞿源蔡潜道宅本《管子》的不同及学者研究《管子》的概况。最后影印黄丕烈、戴望的跋文。黄丕烈的跋文，说明在瞿氏收藏宋本《管子》之前，此本曾经黄丕烈收藏，黄丕烈曾抄补宋本《管子》。通过戴望跋文可知，戴氏作《管子校正》的时候，曾以宋本校勘赵用贤本《管子》。
关于此影印本的背景情况，笔者阅读《铁琴铜剑楼研究文献集》时，发现此影刊本乃张瑛在光绪年间影钞铁琴铜剑楼宋本《管子》，属抱芳阁书坊覆刻。张瑛，清江苏常熟东唐人，曾刻印《管子》24卷。瞿氏是张瑛的外祖父家，《恬裕斋续藏书记》云：“瞿氏，瑛母家。外叔祖荫棠公性好书，积十万余卷，绘检书图以见志。舅氏子雍公，搜奇罗佚，不懈益勤，邑先辈琴六黄先生为作《恬裕斋藏书记》。今中表兄弟敬之、性之，克承先志，广购宋元善椠。”[10]张瑛借瞿家杨忱本覆刻，条件自然便利。
【注释】
[1]乔治忠等：《〈四库全书〉本〈明史〉发覆》，《清史研究》1999年第4期，第67～73页。
[2]李晓明：《四库底本新发现》，《文献》2006年第3期，第145～150页。
[3]王菡：《国家图书馆所藏〈四库全书总目〉稿本述略》，《文学遗产》2006年第2期，第121～128页。
[4]相关文章可参看尤李《试析〈四库全书〉对〈契丹国志〉的改编》，《中华文化论坛》2005年第1期。孙麒《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艺文类聚〉初探》，《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5]如《十三经》中贾公彦的《仪礼注疏》由于传习的人很少，流传下来的本子错误比比皆是，不能卒读。阮元校勘《仪礼注疏》以单疏本为据，罗列各本异同，不能通读之处仍旧，甚至有明显的错误，由于没有版本依据也不改动，洋洋数万言的《校勘记》无助于阅读。四库馆臣却精心推阐，处理了大量疑难问题，所收《仪礼注疏》较之阮刻本阅读起来要顺畅得多。
[6]本文采用的《四库全书》本，以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之《管子补注》本为准，以下简称为“四库本《管子补注》”。
[7]郭沫若《：管子集校》（一）《，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0页。
[8]郭丽《：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管子补注〉考略》，《历史档案》2009年第3期，第128～131页。
[9]郭丽《：文渊阁〈四库全书〉赵用贤本〈管子〉考略》《，图书馆学刊》2008年第2期，第125～127页。
[10]仲伟行、吴雍安、曾康编著：《铁琴铜剑楼研究文献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61页。